潺潺流淌的流溪河，每天都带着希望的浪花，从深山奔来，向大海流去。这条白云区的母亲河，演绎着多少白云儿女的故事。水有灵性，有水便有希望，流溪河流经之地，凡有码头的地方便有水上运输，凡有码头的地方便衍生着一个个出国的梦想。流溪河两岸的原住民，一直以来保持着先祖勇于探索，追寻幸福，敢为人先，热爱家乡的“广府人”性格。故此，从南雄珠玑巷迁徙到流溪河畔，创家立业，经几代人的打拼安顿下来，又碰到人多地少，政治风云变幻，大家又拿出先辈的勇气，寻找新的可立身创业的地方，或者逃避封建统治者的迫害追杀，找寻安身之所。

　　从1851年开始，白云区流溪河两岸的民众开启了出国谋生的热潮，一百多年来在各种历史原因下出国一直络绎不绝。改革开放后，不少乡亲在外国事业有成，大量需要自己的亲属前来帮手，出国人数剧增。近年有批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为了培养后一代，全家移民到外国，改变了逃难、卖猪仔、躲避迫害、寻找生路的带有悲哀情调的出国。他们带着资金，风光体面地向国外进军，找寻更大的商机，舞动世界市场。

　　从流溪河流经的地方，人和、龙归、江高、均和、石井、金沙等，都是出国人数较多的地方，根据调查反映，白云区在海外的人数超过30万人，分布在61个国家及地区；港澳台地区有8万人。这是白云区一笔独特的财富，一百多年来，旅外乡亲对中国、对自己的家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回顾历史，华侨当初出国的原因，归纳起来有：

　　生活贫困，为谋生出国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不仅继续受国内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同时还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奴役和掠夺。苛捐杂税，人祸天灾，使广大劳动人民陷入贫困饥饿的困境，被迫离乡别井，出国谋生。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开发本国经济和加强掠夺殖民地，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188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之后，龙归镇南村周登赞、人和镇鸦湖乡杨琪、杨北泉等先后到达美国当“苦力”；龙归镇北村董坤泰、徐固礼，南村周杰灵等先后乘帆船到加拿大；龙归镇南村周围望、周金、周庆炉、周多明等亦乘帆船到新西兰谋生。至1912年加拿大“蚌湖保安和华侨通讯处”成立，旅居加拿大乡亲捐资入册的蚌湖华侨已达1711人，1916年人和鸦湖乡在加拿大人数已有895人。清末民初，白云区出国谋生的农民连年不断。

　　逃避迫害，流亡国外

　　白云区农民曾参与多次农民起义。清朝咸丰四年（1854年）禺北（旧称城北，即广东省城之北）的人和、蚌湖、龙归、太和、石井、江村、三元里等各乡农民，参加了甘先（人和鸦湖乡人）率领的红巾军，进行了反清的武装斗争。当时有“甘先竖旗哥打仗，打入皇城可吃粮”的民谣。甘先起义失败后，清兵残酷镇压人民。新西兰老华侨杨汤城（蚌湖乡人）在他撰写的回忆录《在新西兰侨居的日子里》写道：“我曾祖父杨胜龙兄弟六人，其中二人惨遭杀害。我曾看见过我乡的乡志记载，甘先的故乡鸦湖乡曾先后被清军杀戮七百余人，蚌湖乡被镇压的也不少。当时只得以银牌镌名置于‘金塔’（骨瓮）埋葬。当时，一些幸存者和害怕无辜株连受害的起义人员的年青亲属，纷纷逃到香港，以契约华工的身份，辗转前往南洋群岛、美洲、大洋洲等地寻求生路”。据杨汤城的调查，当时白云区华侨在新西兰西德兰（Westland）和鄂塔哥（OTAGO）两大金矿区从事挖金的矿工有二千人以上，其中不少人是原来天地会党人（即参加甘先起义人员），由于他们遭到清廷的通缉，不敢归里探亲，从而长居新西兰，老死他乡。

　　被迫当“契约华工”出国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其中条约有如此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国，或在英国所属各地，或在外洋别地做工，中国政府必须‘毫无禁阻’”。当时，在香港、澳门、广州以及中国沿海各地，设立有为洋商代募“华工”的客行（即猪仔馆）。白云区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西方殖民者诱拐“招募”的对象。白云区被“招募”当“契约华工”的农民，初期以南洋、新西兰、美国、古巴、加拿大、秘鲁、圭亚那等地为多。从清末民初，通过香港、澳门、广州三个港口陆续“应募”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当矿工，到加拿大建筑横贯该国东西的铁路，到南洋开锡矿，到新西兰开金矿的贫困农民数以千计。杨汤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40年前，我曾到过鄂塔哥省中的几个金矿区去探望乡亲，并且到墓场里凭吊作古的先人。那时我遇到有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乡。这个矿区附近，还有一间番禺会馆，据年迈的老者告诉我说，这会馆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因火灾毁圯以后重建的。馆内有副木镌的楹联：‘往来俱梓里，谈笑尽乡言。’这里所指的‘梓里’，就是人和、蚌湖、太和、龙归、江村、石井、三元里的禺北华侨，他们离乡背井，老死他乡，埋葬在这里。”（摘自杨汤城著：《在新西兰的日子里》）这些在新西兰的老矿工大多数是“契约华工”。

　　人和镇从瑙鲁岛回国的老华侨朱易洪回忆说，他与蚌湖人苏添、龙归夏良村人江演、江权等人，在广州由人介绍到香港客栈，经检查身体合格后，与英国有关商行签订契约，然后被用船运到太平洋的瑙鲁岛，替英国人开的磷矿公司当“苦力”。当时，禺北一带约有70多人在该磷矿公司当矿工，在该岛的“契约华工”有3000多人，他们要当牛做马地过三年，才可由自己另找工作或回国。

　　由教会介绍出国

　　鸦片战争后，欧美等教会各派先后来广州传教，建立教堂，组织教会。1835至1847年美国的“浸信会”、“哥老会”先后在广州设立教堂，进行传教。新西兰教派的“长老会”也在白云区江村、高塘、人和一带传教，1901年在高塘墟建立了一座基督教堂，开设了普惠医院、磐基学校、德基女校。他们从白云区侨乡的教徒中培养选拔了一批华人当传教士。早年被延聘到新西兰各华侨区布道的传教士有曹龙、罗恭普、戴进水等20余人。这些华人传教士又介绍了不少白云区的教徒到新西兰定居。

　　靠亲友挈引出国

　　白云区早期出国的华侨，有些人摆脱契约之后，经过艰苦奋斗，有了积攒，已在海外站稳脚跟；有些人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积下了相当的家产。他们通过水客或侨批行汇款赡家，或回国置田建屋创立家业，对同乡邻里中的贫苦农民有极大吸引力，于是出现了靠亲友挈引出国的现象。有部分华侨在侨居地已有产业，当他们到了花甲或古稀之年，一般都要自己的亲人出国承接自己的产业，于是办理儿女或全家出国的为数不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采取了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的政策，使华侨的境况和生存条件大大改善，能够申请国内眷属出国团聚、助理或继承产业。从1981年至1995年，白云区出国人数共为20154人。

　　有些华侨在国外的事业需要发展，急需自己信任的亲戚、同乡出国协理或帮工。原新西兰华侨农业总会主席周耀星（南村人）曾与新西兰政府联系，办理了一批龙归镇侨属到新西兰从事农业。

　　有些妇女因丧偶或因其丈夫吸鸦片、赌博造成家庭不和，在家乡难于生活而离家出走，有的先到广州或香港当家庭佣工，后经亲友介绍南洋一带谋生。她们在国外立足之后，又挈引家乡有同样遭遇的姐妹出国。

　　白云区华侨由于亲友、同乡互相挈引出国，在海外的聚居地比较集中于某一村的人，如蚌湖镇向西村100年前有杨姓村民移民新西兰，到本世纪20年代，向西村24户人家中，每户最少有一人到新西兰定居，目前，该村人口有190多人，而旅居新西兰的已超过200人。又如龙归镇南村、北村的华侨多聚居在加拿大温哥华；人和镇华侨多聚居秘鲁。

　　慎终追远，源远流长，心怀故土，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白云区在海外的乡亲，他们虽然身在异乡谋生，但是对自己的故乡始终魂牵梦萦。

　　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都闪现着侨胞的身影，见到他们的贡献。

　　马来西亚侨胞郑行果，为了支持孙中山革命，回来广州参加革命。后来郑行果得知陈炯明叛变，决心要谋杀陈炯明，因泄露消息被捕牺牲。

　　抗日战争期间，所有白云区在海外的社团都积极筹款支持抗日。像黄民生、黄海平、朱治平、谢活盈更是回到家乡直接参考抗日，书写了抗日的英雄史迹。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乡亲对家乡的支持更是前所未有。在白云区的医院、学校、敬老院、幼儿园、道路、桥梁无不镌刻着海外侨胞的名字。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乡亲及港澳同胞，对家乡的捐款捐物达到2.6亿元人民币。白云区被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的有：戴宗汉、戴贺廷、颜同珍、刘耀柱、刘郑惠莲、凌礼康、梁庆贤、卢沃棠、郑柱成、李立等。在他们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崇高的人生品格，他们爱国爱乡的义举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