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江青运楷模
张持平第一次到黄村,是在1939年冬天。
那时候,他的名字叫张廉光,是中共广东省委青委委员,公开的社会身份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巡视员。由于日军已占领广州,省委迁到了韶关。张廉光受省青委派遣,从韶关来到河源,在东江特委的领导下从事青年工作。
张廉光以总队部巡视员的名义,在河源县城太平街1号找到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东江办事处,随后便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和平、五华、紫金、河源的青运工作进行巡视。
张廉光在河源巡视的第一个地方,便是黄村地区。
实际上,从年初开始到这年冬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笼统称为黄村地区的蓝(今黄村)能(今叶潭)康(今康禾)三乡,抗先队已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由抗先队主导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
张廉光抵达黄村圩镇,在天佑堂药店到见了丘国章。曾为国民党政府河源第九区副区长的丘国章,现在是抗先队河源第九区区队长。丘国章向张廉光详细地汇报了黄村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情况。丘国章说,蓝能康三乡各乡、村都成立了抗先队队部,村庄、学校发展会员情况普遍都很好,农村、街头各种各样的抗日宣传活动声势浩大。
看过圩镇宣传情况,现在又听了丘国章的介绍,张廉光感同身受,对黄村抗先队的工作非常满意,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廉光说:“我认为,黄村可以被称为东江青年运动的楷模。”
也就是在听丘国章汇报时,张廉光听说了崇伊中学训育主任程佩美阻挠这个学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事。张廉光决定去会一会这个程佩美。
第二天,张廉光和丘国章、黄义中、程光等人一起来到崇伊中学。丘国章向程佩美介绍说:“这是韶关派来的抗先队总部巡视员,来检查我们黄村抗先组织发展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张廉光和程佩美并排坐下来后,先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学士、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授张廉光”。程佩美看过名片,当下就变得更加恭敬了起来。
张廉光说:“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团结一致积极抗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不知贵校在这方面做得如何?”
程佩美心知不妙,赶紧说:“一定,一定,一定要搞!”
张廉光说:“那就今天晚上召开大会,发动师生和群众。”
程佩美不得已,只好马上安排学生去通知学校师生和当地群众开会。结果,当晚就在学校操场点着松明火把召开了有600多人参加的大会。会后,又成立了抗先队崇伊中学队部。就在这个晚上,崇伊中学80多名师生成为了抗先队员。
后来,张廉光又先后两次来到黄村。
和这次一样,每次都十天半月的样子,在抗先队的帮助下,调查青运情况,鼓舞青年农民斗志,并向特委汇报。令张廉光难忘的是,一个黄村的同志告诉他,有个地主对农民说,你们那个张先生,做生意是假,做共产主义生意才是真。
不过,张廉光说,在黄村,他从来没有产生过不安全之感。
二 黄若潮来了
黄村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始于1938年12月。
那时候,黄若潮来了。和黄若潮一起来的,还有吴逸民。
他们是中山大学校友,属于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东江区队。10月20日,就在日军攻占广州的前一天,二人随同60余人的东江区队撤离广州,拟开赴东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60多人中,中大学生最多,有30多人是黄若潮和吴逸民的校友。在同为校友的区队长刘汝琛、谭家驹和林耀族的带领下,艰难辗转近53天,行程2800余里,于12月12日抵达河源,随即成立抗先队东江办事处,以林耀族为主任、李光中为组织部长、方芜军为宣传部长。
没过几天,黄若潮就被东江办事处派至黄村地区来了。
在此同时或稍后,黄若潮的队友们也先后出发,前往泥金、锡场和新丰、龙门、和平、龙川等地开展工作,并派出人员到平陵、古岭、蓝口、灯塔等地,组建抗日自卫团,担任政训员。
12 月19日,黄若潮到达黄村圩镇。他首先找到了丘国章、邹兰友。通过丘国章的介绍,黄若潮来到开设在圩镇上的天佑堂药店,见到了李奇、李作新,最后联系上了张华基。当年1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张华基,也是抗先队成员,那时他刚从广州回来不久。
第三天,黄若潮、张华基召集20多名黄村青年,聚集在蓝江小学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建抗日先锋队等问题。黄若潮在会上说,“国难当头,有志青年应当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黄若潮提出筹备在黄村地区成立抗先队组织,他说:“只有建立抗先组织,才能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会上,也有人不同意成立抗先队。张华基针锋相对地说:“抗先队是抗日团体之一。抗日团体越多越好。”经过一番争论,与会人员大部分都支持尽快成立抗先队。于是,大家分头行动进行准备工作。
不久,抗先队黄村办事处成立。
那时候正是冬季,学校放了寒假,学生都回到了家里。为了更好地把抗先队组织起来,扎实、有效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黄若潮和正在黄村巡视的张廉光共同研究,决定利用寒假开办“冬学”,组织社会青年、回乡学生、黄村青年读书会会员进行学习。
“冬学”地点选在黄村戴屋崇礼小学,由黄若潮主持,丘国章、欧阳源、刘成章、黄中强、张华基、张余元等参与组织、管理。1939年1月上旬,“冬学”正式开学,就学学生达50多人。“冬学”办了16天。张廉光、黄若潮亲自为学员上课,学习的内容包括时局、《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方针、政策等。
通过“冬学”学习,黄村地区青年抗日救亡的热情空前高涨。经过他们的宣传和发动,一时间,各乡各村青年闻风而动,纷纷报名参加抗先队。蓝溪乡的七树、宁山,能溪乡的叶潭、儒步,康禾乡的若坝、曲龙等20多个村庄,先后成立了抗先队部,各村队部均挂上了牌子,刻有印章。抗先队员戴着红色臂章,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进行宣传活动。
1939年3月,抗先队蓝溪乡队部宣告成立,张华基、张余元分别担任蓝溪乡队队长、副队长;随后,抗先队能溪乡队部也宣告成立,刘成章、欧阳源分别担任蓝溪乡队队长、副队长。紧接着,蓝能康三乡联合成立的抗先队第九区队也在4月挂出了牌子,丘国章担任区队长,张华基、刘瑞廷分任副队长。
至此,从村到乡、从乡到区,三级都有了抗先组织。
三 丘国章有没有三头六臂?
丘国章是当地群众公认的出色人物,张持平说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同志。在外地,丘国章也被人说成了一个极厉害的角色,地主们闻之莫不胆寒。
当时的国民党河源县党部书记长听人们提起丘国章,心里总不服。1939年的某一天,他决定去一趟黄村,要亲眼见一见这个名声响亮的人物。
这位书记长乘坐电船,从河源县城出发,溯东江而上,准备先到蓝口,而后进黄村去。在电船上,坐书记长身边的人很多,有他的随从,也有农民、商人、士绅。书记长很不屑地对他的随从说:“我就不相信丘国章有那么了不起。我去黄村,就是想去看看这个丘国章,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书记长这话说完没多久,电船就在一个码头靠岸了。这时,忽然从后舱里走来几个农民,他们对着书记长身边的一个人招呼道:“丘国章!丘国章!”
丘国章应声而起。原来丘国章就坐在那位书记长的旁边,书记长吹牛的话他是一个字也没漏掉。那几个农民,都是抗先队员,他们外出办事,现在要回黄村去,正巧碰上了他们的区队长丘国章。
书记长一看应声的丘国章,立刻被吓得面如土色,慌忙夺路而逃,跑下了船去。书记长最终没敢去黄村,其实,他下船的地方离蓝口还好远呢。
丘国章对张廉光说起这事时,张廉光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丘国章并没有三头六臂,但他确实是黄村地区有很大影响的人。黄若潮去找丘国章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时候,丘国章是国民党党员,担任着河源第九区副区长的职务,但是他和进步青年张华基、刘成章曾长期交往,他也和曾在黄村活动过的刘琴西有过多次接触,思想在不断进步。
1938年12月底,丘国章出面,说动了蓝溪乡乡长张子岫,二人共同邀请全乡各学校校长、商民代表、读书会会员、进步青年以及爱国人士,组织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动员会。在这个会上,丘国章请抗先队东江区队的领导发表演说,控诉日寇罪行,分析敌我交战情况,宣传中共抗战方针,号召全民抗战。
丘国章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以第九区副区长的名义,动员各界人士积极响应抗先队号召。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参加抗先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与会人员情绪激昂,“团结起来,巩固后方”“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口号此起彼伏,响彻全场。
随后,丘国章又利用自己的身份,到处游说开明绅士、各阶层民主人士,争取他们共同抗日,要他们大力支持抗先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河源县抗日自卫团大队长曾西盛是丘国章的同学,利用这层关系,他让曾西盛帮忙,取得国民党河源县政府同意,建立了蓝溪乡抗日自卫中队,并亲自担任队长。自卫中队共140多人,绝大多数是抗先队员。丘国章还利用国民党乡公所名义,在祝岗、欧村、梅陇等地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社训队,大力训练民众武装。
蓝能两乡抗先队组织获得了迅速发展,然而,康禾乡那里的动静却不大。作为第九区区队长,丘国章有些着急。这年暑假,丘国章找到在崇伊中学读书参加抗先队的学生诸佛腾,让他串联了20多个青年,最终将抗先队康禾乡队部建立了起来。接着,丘国章和张华基一起前往康禾,召开抗先队员大会,对他们进行教育,布置队员深入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很快,康禾乡的抗先队组织得到迅速发展,队员人数达到了200余人。
1939年10月,经中共东江特委批准,丘国章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 一个叫刘瑞廷的人
刘瑞廷见到黄若潮的时候,感到有些意外。
那是1938年12月22日,是黄若潮到黄村的第三天。这位在中山大学学法律的学生党员,被广东抗先队东江区队派到黄村地区来,任务有两个,除了发展抗先队组织,另一个重担是发展中共基层组织。和黄若潮一起来的,是黄村的张华基,是入党还不足一年的青年党员。
刘瑞廷在叶潭自己的家里接待了这两位不速之客。
黄若潮向刘瑞廷讲明了来意。他告诉刘瑞廷,他们两个都是党员,是来发展基层党组织的。他们了解到刘瑞廷曾经也是中共党员,所以专程到叶潭来找他。
刘瑞廷的确曾是中共党员,但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已经有五六年了。他找过党组织,但那时整个东江地区因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失败,已经全部解体,怎么也找不到了。刘瑞廷对黄若潮表示,他愿意继续为党工作。
就在当天,黄若潮为刘瑞廷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接着,他们又于1939年1月,吸收了同为叶潭的双下刘屋排人刘成章入党。刘成章出身于贫苦家庭,17岁就参加了蓝能农会小组,1936年冬便开始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是一个思想很进步的青年。就这样,河东地区当时的第一个党小组便诞生了。由他们4 个人组成了党小组,黄若潮任党小组组长。
党的组织成立后,当务之急,是发展抗先队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刘瑞廷和黄若潮、丘国章、张华基、刘国章等人一起,进行了广泛的发动群众工作,经过大家共同努力,能溪乡的叶潭、车田、儒步、双下、琏石、山下等村先后成立了抗先队部。为了加强对各村抗先队组织的领导,蓝溪首先成立了乡队部,接着能溪也成立了乡队部,他们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刘成章,成为了乡队长。1939年4月,蓝能康联合成立抗先区队部,刘瑞廷担任了副区队长。
这一年,刘瑞廷已经45岁。在号称青年先锋队的抗先队中,他算是高龄抗先队员了。
在黄村地区,刘瑞廷也曾是一个人物。早在1925年,紫金农民运动遭到地主武装的镇压,农会会员血染血田的时候,刘琴西从海丰辗转来到了叶潭。在刘琴西的引导下,刘瑞廷参加了革命队伍,踏上了革命征途。当年,刘瑞廷被派往广州,参加了“工运”训练班,带动老乡刘镇宁、刘慕贤参加了省港大罢工。罢工失败后,刘瑞廷返回叶潭,与刘琴西等人一起,在叶屋排组织贫苦农民学习革命理论,青年学生刘成章也就是在那时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1926年,刘瑞廷和回到龙川的党员黄克取得联系,并和黄克一起在龙和边的佗城四甲,河源黄村、叶潭发展农会,组织武装暴动。
1927年4月,紫金著名的“四·二六”暴动发生,刘瑞廷随刘琴西、戴耀田指挥的农军攻进了县城。当紫金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成立时,刘乃宏任大队长,刘瑞廷担任副官。也就在那年9月,刘瑞廷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他的监誓人是刘琴西和刘乃宏。
1928年春,炮子苏区受到围攻。刘瑞廷和同为党员的刘碧云奉命转移到黄村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他们先后串联了一批农民,建立了农会小组,并成立了农民武装。8月3日,刘瑞廷奉命带领农民武装,随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起,攻打龙川鹤市。由于战斗失败,刘瑞廷受通缉,只得转移外地隐蔽。
1931年7月,刘瑞廷再次随刘琴西在叶潭、黄村一带恢复和发展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因遭到围剿,只得又一次隐蔽。这年5月,刘琴西奉命前往香港治病不幸被港英当局逮捕。刘瑞廷获知消息,心急如焚,立即变卖家产,前往香港营救。当他去广州时,途中传来了刘琴西牺牲的消息,悲痛欲绝。
也就是在那时,刘瑞廷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
1939年2月,抗先东江办事处在县城举办了第一期东江青年抗日干部培训班,黄村地区共派出20余人参加了培训。其间,河源中心支部在受训人员中发展部分党员。这些学员党员回到黄村后,与刘瑞廷、刘成章及黄村党员一起,建立了黄村党支部,黄若潮担任支部书记。
刘瑞廷虽然已经45岁,但斗争精神却一点未减。1939年冬天,抗先队发动农民群众实行“二五减租”。一开始,一些地主很猖狂,放话说:“谁要减租,把田调耕。”一些农民便有些怕,怕地主真的不给地耕。刘瑞廷坚决和地主斗争,率先在嵩下开始实行“二五减租”。在嵩下的带动下,黄村地区各乡村纷纷开展了起来,把这一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1940年1月,中共能溪区委成立,刘成章担任书记,刘瑞廷担任委员。
1940年三四月间,抗先队商量准备办一个合作社,他们通过向抗先队家属、亲朋及较富裕农民宣传发动,筹集办社资金,每股银毫券五元,个人认购股数不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从两乡共筹得200多股。5月,“能溪民众合作社”在锣鼓和鞭炮声中竖起招牌,宣布开张。刘瑞廷任经理。由于经营有方,合作社生意兴隆,也为地下党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但没过多久,合作社即被国民党当局悍然查封,刘瑞廷因事外出,幸免被捕。
不久,按党组织的指示,刘瑞廷前往紫金中坝,以开路边店为名,建立地下交通站,继续掩护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黄村地区的抗先组织,开展了许多的大型群众活动。除了组织农民实行“二五减租”外,还组织过“兄弟会”“姐妹会”、儿童团,办过民众夜校、夏令营,组织过抗日火炬游行、抗日醒狮拜年,建立过“打猎队”。1940年夏天,这一地区受到饥荒威胁,已被迫解散的九区抗先队,仍秘密组织队员堵截粮食外流。1941年冬,他们还领导农民开展了赎田斗争。抗先队员的足迹,遍布于蓝能康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备注:撰写此稿时参考了《中国共产党河源县地方史》《河源党史资料汇编》《东源党史资料汇编》《儒步丰碑》等书籍中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