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述评

　　（一）选题背景

　　（二）国外研究述评

　　（三）国内研究述评

　　二、研究框架、步骤、内容

　　（一）研究框架

　　（二）实施步骤

　　（三）研究内容

　　三、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建立和完善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强化自身的资源配置能力

　　（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重视外向型经济的风险防范

　　（四）抓住“一个行动，五个机制”，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总框架

　　（五）启动“开放 + 制度”行动，建立对外开放深化机制

　　（六）启动“开放 + 合作”行动，建立合作交流提速机制

　　（七）启动“开放 + 平台”行动，建立开放平台发展机制

　　（八）启动“开放 + 产业”行动，建立开放产业促进机制

　　（九）启动“开放 + 环境”行动，建立营商环境优化机制

　　四、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二）访谈法

　　（三）观察法

　　（四）归纳法

　　（五）分析与综合的方法

　　五、技术路线

　　六、结论与启示

　　七、课题研究目标和意义

　　最终成果简介

　　本课题是构建惠州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我们课题组全体成员，对课题非常重视，组成了调研团队，分别到附近城市和企业等单位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取得了相关资料，我们对本课题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最终成果论述的：

　　一、重点开放领域从产品市场转向要素市场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理应同时包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经过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我国已成长为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型经济大国，但开放成就主要局限于产品市场领域 ( 刘志彪，2014) ，例如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等都与货物贸易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有关。

　　现阶段产品市场开放已达到较高水平，很难再通过既有开放路径的延续实现帕累托改进。只有进一步开放包括土地、资本、能源、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要素市场，才能使市场机制在重要资源的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释放更多发展活力，实现潜在开放红利，从根本上推动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

　　因此，要素市场开放成为新时期构建惠州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的焦点和重点领域。但是，由于与比较成熟的产品市场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为基础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等关键要素的市场机制还远未确立，要素市场开放必然受制于土地制度改革与土地政策创新、资本市场发展与金融改革、人事管理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发展、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专利制度发展以及技术市场发育水平、信息管理制度改革等等诸多基础领域的改革发展进程。此外，其他方面比如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化建设、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改革、户籍和工资制度改革等等也会对劳动力市场发展形成重要影响，信息流动还会涉及意识形态等较为敏感的领域。

　　因此，要素市场不仅涉及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而且牵涉到整个经济、社会、政治等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开放与改革进程不可分割，难度高、覆盖广、问题复杂、任务艰巨，很难一蹴而就，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21内长期探索，逐步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要素市场开放是大势所趋，例如，土地制度改革思路逐步清晰，资源能源电力等基础要素价格改革已正式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序推进等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利率汇率存款保险制度等重点金融领域改革初见成效，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人口出入境管理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要素市场开放逐步破题，将彻底破除妨碍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释放出更多潜在红利，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此外，思想市场也是要素市场重要甚至关键的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多渠道多来源的知识汇集，包括不同观点在内的信息进行充分涌流，形成积极有效的竞争，知识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开发、分享、积累和应用 ( 科斯、王宁，2013) ，进而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促进我国由全球制造工厂向全球创新中心的成功跃迁，实现发展动力的根本转换。

　　因此，打造一个开放竞争的高质量高效率思想市场，促进有价值的信息自由充分高效流动，既是我们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的基础条件，也是构建惠州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的题中之义。

　　当然，互联网时代，如何在允许信息自由流动与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颇具挑战性，需要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信息治理模式。

　　二、重点开放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相对于制造业，我国服务业开放较晚，入世为服务业开放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动力，最近十几年间已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如服务贸易额位居全球前列，服务业跃升为吸收FDI 和对外投资的最大部门，服务外包等某些新兴领域成果显著。然而，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服务产业和服务型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足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自身发展、制造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掣肘。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对内对外开放不足。因此，扩大服务业开放，引入竞争机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与此同时，在国际层面，服务业也已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竞争和贸易谈判的焦点。基于上述背景，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点已在学术界 ( 如杨圣明、赵瑾，2013; 裴长洪， 2013;刘志彪，2014) 和新一代改革者中形成共识，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研究如何扩大服务业开放以及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等并就一些具体领域专门发文就是明证，这为服务业开放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和制度保障。

　　然而，同时也应看到，服务业属于高度异质性部门，除了一些经济属性鲜明的领域，还广泛及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以及较为敏感的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行政垄断问题较为严重，市场化改革远未到位，服务业相关基础研究和统计工作尚不充分。因此，扩大服务业开放并不存在毫无争议、结果明确的路线图，很难一蹴而就，既要付出长期努力也需具备开放智慧。

　　鉴于此，谨慎选择开放策略和具体操作模式显得极为重要，“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尤有用武之地。建议扩大服务业开放应坚持如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区别对待，分类管理。例如，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化领域划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则要求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了积极利用市场规律和竞争机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国务院和文化和旅游部相继出台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倍增计划》等系列文件，鼓励文化产业对包括外资在内的社会资本逐步放开和推动文化贸易发展，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文化产业与一般性商业领域仍有不同要求，如十八大明确要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再者，由于文化产品具有显著外部性，即使仅从经济学属性考虑，对其进行适当补贴和扶持，也有一定合理性。如何将公共服务属性与市场规律有机结合，国外也无定论，仍需深入探索。

　　二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这一原则对于开放后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服务业来说尤为有效，也在实践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运用。

　　三是对外开放与治理模式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保持同步。对港资投资广东实现负面清单管理，自然要求有关部门会同广东对香港探索建立健全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相关配套制度，这就必然涉及原有与外资管理模式相关的政策变革和机构职能调整。

　　此外，以开放促改革是推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效率提升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政府职能转变本身也是扩大服务业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的核心业务是管理国家机器和提供必要公共服务，与此不相关或关联度不大的业务理应交给社会和市场。

　　即使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部分能够商业化运作同时又可以监控服务质量的业务也应该尽快剥离 ( 姜荣春，2015) ，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等敏感因素，就应该充分利用市场和竞争机制提升效率，对包括民营和外资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平等开放。

　　三、单边开放与相互开放齐头并进

　　单边开放属于主动开放，因其灵活性和可掌控性，曾在对外开放初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几个经济特区和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都采取了单边开放模式。

　　进入新时期，再次成为推进高水平开放的试金石，同样因循渐进方式，后来者既有对先行先试地区成功模式的移植、成功经验的借鉴，也有基于自身独特优势的独立探索和创新，不同地区形成良性互动和合作竞争的局面。

　　从具体实施看，至少有如下两种层次同时展开:

　　一是选择惠州经济基础较好的局部区域设立高标准自贸区。先在开放型经济发展基础好、示范效应和辐射能力强的局部区域形成对接国外市场的高标准开放窗口，积累一定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二是在发展相对滞后的选择典型区域探索建设开放高地。这里使用 “相互开放” 指代双边、区域 ( 包括 ＲCEP 等特大区域) 及多边机制等非单边经济开放和合作模式。

　　首先，自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加快双边和区域合作已成为我

　　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融入全球经济和构建惠州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的主渠道; 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和提升为以周边为基础，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迄今中国在建自贸区 20 个，涉及 32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 12 个，涉及 20 个国家和地区，与相关国家的后续合作不断拓宽和深化; 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 9 个，涉及 23 个国家，与韩国、澳大利亚等重要经济伙伴的谈判已基本完成; 与印度、哥伦比亚等国的合作正在进行联合研究。其次，“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开放战略的重大突破和构建惠州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为 我国构建以我国为中心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从区域大国迈向全球性大国提供了新平台。成功践行这一极富想象力的伟大蓝图有助于逐步改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东西发展不同步、海陆开放不平衡的局面，同时也将为沿线国家带来发展红利。从性质来说，这是一种主动型开放战略，但与双边和区域合作不同，尚无固定机制来保证其运作，不仅涉及经济，还会波及政治、文化、安全等其他领域，具体合作方式需要与相关国家协商，因此又属于相互开放。

　　再次，尽管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遭遇诸多挑战，但在加强危机应对、遏制保护主义、推动环保合作等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方面仍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因此，在加快实施双边、区域合作战略和筹划 “一带一路” 新型合作架构的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参与和努力推动 WTO、G20 等 多 边 合 作 项 目。此外，为了密切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一方面，中国全面探索中非合作、金砖国家合作、中国拉美合作等其他更灵活更多元化的合作模式，加快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 另一方面，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体系，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

　　四、主动与国际规则接轨和积极推动国际规则重构并重

　　从国内看，经济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规则重构的过程，构建惠州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的主旨在于通过与国际惯例接轨，实现规则治理取代政策和文件治理，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公正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当前，我国在经济治理规则方面仍与国际通行规则存在较大差距，不能适应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内在要求。例如，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重审批轻监管的经济管理体制，一方面，审批环节的繁文缛节和暗箱操作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横行，无形中提高了企业交易成本，使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轻监管则导致政府在本应发挥守夜人作用的领域缺位，致使不法市场主体违规违法成本过低，地方保护主义泛滥，同样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

　　这一滞后的经济管理模式不仅制约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因无法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成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掣肘。因此，构建惠州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不相适应的经济治理模式，实现与国际规则全面接轨，为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铺路。例如，目前我国已由吸收外资大国转变为对外投资大国和净资本流出国，深化国内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加强与国外投资合作谈判，为对外投资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新一轮开放试验的红利将主要来自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而非政策洼地带来的优惠。

　　从国际看，纵观近百年世界经济发展史，大国在国际经济秩序塑造和嬗变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催化剂的《斯密特－霍利关税法案》正是美国实施以邻为壑贸易政策的结果，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经历的这段较为繁荣的贸易发展史，也离不开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所搭建的制度环境。

　　随着国际分工进入高度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时代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既有国际经贸秩序已无法很好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新要求，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打破了世界经济发展均衡态势，国际经济秩序进入新一轮重构和调整期，围绕国际宏观经济协调、服务贸易和投资、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规制、竞争政策等边境后措施以及气候、环保、劳工等社会性议题成为国际经贸规则博弈的重点 ( 陈德铭等，2014) 。应该说上述议题仍然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对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关心的发展议题关注不够。

　　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开放型经济大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重构和全球治理既是未来加快发展和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内在要求，也是承担大国责任的客观需要。

　　同时，我们也面临自身发展转型、主要发达国家要求承担更多责任、广大发展中国家期望值提高的治理困境，需要积极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方式应对上述难题 ( 薛荣久、王凤鸣，2014) 。必须注意到，在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历程中，我们既为世界提供了大量产品和贸易机会，也为部分国家带去了竞争压力，导致贸易摩擦频发和投资保护主义兴起，同时也遭受了大量不公平待遇。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一个最低限度的稳定秩序是中国开放型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基本保障。

　　任何经济体制或经济组织形式都是内嵌于特定的社会系统，并以这种社会系统的基本稳定作为其运行基础 ( 林金忠，2012) 。

　　因此，秩序是商业和资本活动的基础和首要条件，若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稳定秩序，任何经济活动都很难正常进行，国际资本尤其如此 ( 亨廷顿，1968; 郑永年，2012) 。

　　实践表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所提供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其发展演变以一个保持基本稳定的总体秩序为根本前提，并与其他领域的变革保持协调发展。

　　因此，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发展本身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后者发展的结果，不可能离开现实背景和制度结构，空谈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

　　当然，同时也不能忘记，中国开放式发展道路的内核是遵循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逐步纳入、接受和融合外部新要素新元素新理论，从而催生新型增长动力和诱导更有效率的体制变迁过程。

　　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开放型经济体的状态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持续，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发展、政策调整和制度变迁方面都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影响力; 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内部和外部的重异质性，既要着力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的问题，又要妥善处理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竞争，兼顾为全球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因此，在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如何做到立足国内、兼顾国外，实现国内国外有效互动、协调发展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

　　第三，中国的开放式发展道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某些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国开放实践是中国具体国情与普遍经济规律相结合的结果，很难全盘适用或简单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国也无意宣传或推广基于自身特殊境遇衍生而来的发展方式。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广袤土地和众多人口，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又高度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对外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 郑永年，2009) ，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系统梳理其中蕴含的内在发展规律，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国家在对外开放实践方面提供某些借鉴和参照是可能的，对于发达国家深入思考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有益的。

　　针对这一局面，要求我们具备全球视野和大国责任感，在继续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兼顾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平非歧视性的新型开放型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