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县博物馆举办了庙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图片展，展览以图片、文字等形式展示我县庙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向广大市民宣传了我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新成果。

　　据县博物馆钟超宏介绍，庙山遗址位于我县龙城街道江厦村河田村小组，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晚唐至五代、明代5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瓷、石器和铁器等文物，是我县和广东省考古文物研究所自合作以来较为大型的一次考古发掘项目，将我县有据可考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400年左右。

　　高速公路建设前期勘探发现庙山遗址

　　2013年10月，武深高速公路仁化至博罗段工程准备动工建设。为配合项目的前期推进，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队在项目动工前对武深高速公路沿线进行文物考古调查和勘探，并在我县龙城街道江厦村河田村小组发现了庙山遗址。

　　为保护地下古代文化遗存，2015年3月至7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庙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布设10*10米的探方17个，发掘面积约1700平方米。此次考古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晚唐至五代、明代五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瓷、石器和铁器等文物。

　　“2015年发掘完毕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把出土的文物带回去研究调查，之后根据研究结果编写了《广东省武深高速公路项目仁化至博罗段考古发掘工作报告》，部分报告内容在发掘成果图片展上也有展示，可以让前来参观的群众更清楚地了解到庙山遗址的情况和龙门的历史。”钟超宏表示。

　　谈及庙山遗址的历史年代信息，钟超宏表示：“以前，我县实地考古发现最早时期为战国时期，也有发现过少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物，但庙山遗址是我县至今为止发现的首个较大面积的新石器晚期聚落居住遗址，出土了较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物，可以说将我县有据可考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400年左右。据此，到目前为止可认为我县最早可考究的历史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遗址发现五个时期的文化遗存

　　“虽然经过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破坏，但经发掘发现，庙山遗址仍保留了数个文物堆积层次，并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遗迹和文物。庙山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是我县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合作以来较为大型的一次考古发掘项目，对我县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钟超宏说到。

　　据介绍，庙山遗址发现的主要遗迹是墓葬、灰坑、柱洞，文物主要有陶器、石器，主要发现于相关的遗迹与地层中。陶器以圈足器和圜底器为主，有罐、釜、器座、纺轮等。石器的种类较丰富，有锛、钁、凿、斧、镞、矛、环、刀、刮刀、研子、砺石、球、饼等。

　　据了解，庙山遗址的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期。第一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是以几何印纹陶矮圈足器为主要特征的一类遗存，为本次发掘的主要发现，共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灰坑8座，土坑穴墓1座、房址1座。遗址内出土的陶片数量众多，出土石器近60件，种类丰富，主要器形有石锛、石环、石刀、石研、砺石等。

　　第二期遗存属于岭南地区的“夔纹陶”类型遗存，此期陶器多属火候较高的泥质硬陶，陶器的制法、纹饰、特点以及罐、瓮等器物的形制与邻近的博罗银岗遗址的第一期遗存相似，此类遗存的年代普遍被认为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

　　第三期遗存属于“米子纹陶”，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此类遗存在广东先秦考古编年中，其年代普遍认为属于战国至西汉早期。

　　第四期遗存主要为2座晚唐-五代墓葬，文物主要有风行砚、铁刀、铁剪等，通过研究观察可认为庙山遗址第四期遗存年代为晚唐至五代时期。

　　第五期文化遗存共发现明代墓葬11座，出土的主要为陶、瓷器，器形见有罐、杯、壶等。

　　为我县各时期历史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庙山遗址发现了五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文化遗存时间跨度超过3500年，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门地区就有人类文明存在并不断繁衍。龙门历史悠久且具有连续性。”钟超宏表示。

　　据悉，庙山遗址第一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是以几何印纹陶矮圈足器为主要特征的一类遗存，与粤东地区的虎头埔文化特征相近，应属文化性质相同、时代相近的同类遗存，对粤东地区的虎头埔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为研究龙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状况、建立粤东先秦文化序列提供重要材料，对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岭南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另外，遗址的发现对为研究龙门地区西周至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丧葬习俗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