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老人，七十有余；城是老城，据史料记载，隋开皇九年始建县，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城虽老，却心不老，在太平盛世里更是野蛮生长，把周边的河流、山川、树木、果园，统统贴上了城的标签。城在日益臃肿中，自高自大起来。而母亲则越老越谨慎，越老越小心。所以，母亲从内心深处害怕城、拒绝城，她不愿意进到城里来。

        然而，她的儿子、媳妇、孙女——我们一家居住在城里。身在北方山村的母亲，就养成了手搭凉棚的习惯。有事没事，她的双腿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屋后高坡上走，然后就站在那里，伸出干燥皲裂的右手，颤颤地支在前额上，静静眺望南方，我所在的城市。母亲的这个动作，被父老乡亲们在电话中多次向我描绘，你一言他一语犹如刻刀般，认真细致地把母亲的雕像凿在我心上。还有， 母亲最爱看南方电视台。原本，她想直接搜索到我这个城市的频道，可家里的那方天地太小，无法容纳下南海之滨的电波，没有给我这座小城露脸的机会。于是，母亲就锁定了南方电视台。可南方电视台到底放了什么，母亲是不知道的。她常常看着看着，就迷糊过去。邻家大嫂子笑话母亲，这哪里是看电视嘛，分明是找人唠嗑，好催眠哪。大嫂子并没完全说对，母亲虽在半梦半幻之间，可电视里只要提到我所在的城市，母亲便立马清醒过来，双眼直直地盯着屏幕，一句不落地记住可能与我有关的事项。这样，在打电话时她便有了多次重复的交代：你那里降温了，最低温度3～4℃呢，要多穿点儿衣服；你那里有人酒驾，导致几车连环相撞，你可千万别喝酒……诸如此类，我都“嗯嗯啊啊”心不在焉应付过去。

        我曾多次邀母亲前来与我同住，她总是一口拒绝：不去，不去，去你那干啥？态度很坚决，没有半点儿商量的余地。直到父亲去世后，她孤零零在家待了大半年，我再次回乡接她，她才嗫嗫嚅嚅地说，你的那个人家，我怎么好意思去？望着母亲花白的头发，满脸水波似的皱纹，我不禁阵阵心酸，母亲都这把年纪了，依旧在替她年近半百的儿子和家庭着想。

        在南方这座小城里，我家有五口人。妻子、我、两个女儿和岳母。我和妻子都是工薪族，人均月收入不足四千元，两个女儿读大学，一个大一，一个大三，正是花钱的时候。岳母八十有五，膝下无子，只有两女。妻是小女，随我来南方多年，只有节假日才回老家见岳母一面，为此甚感内疚。五年前，妻便同我商议，把独住的岳母接来与我们同住。我那时刚买了房子，本想把父母接来小住，听妻子这么一说，两下权衡，只好舍父母而接岳母。因为岳母比父母大有十多岁，这把年纪的老人，留给她的光明不是很多了。就这样，岳母成了我家的一员。那时，两个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只好委屈在一间房内、一张床上。

        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用母亲的话说，那是被日子拖拽着往前走，满地都是沟坎坑洼，稍不留神，就会摔个跟头，她哪敢掺和进来。

        岳母住到我家，母亲显得很开心。她在电话里常叮嘱我要注意脸色，要有笑容，说话不能高声。人老了，心眼特别细，也特别多心。母亲说，既然把岳母接来了，就要好好伺候，别因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让左邻右舍唾弃。母亲的话，我懂。可母亲不懂的是，城市里没有左邻右舍，有的只是相对无言的冰冷铁门。

        如今，父亲走了，我要把母亲接来。为打消母亲的顾虑，我对她说，现在日子好了，两个女儿都上大学了，寒暑假可以打些短工挣些钱，你到城市住，一来可陪岳母说说话，解解闷；二来也方便照应你。你待在老家，万一有个头痛脑热的，我来回往返地跑，既耽误了时间也浪费钱财。

        母亲便不再说话，深思良久才说，我去也可，不过先适应下再说。万一不行，我就住到你妹妹家，她那里离你近，我想你们了，便过去看看。妹妹也来了南方，住在离我这座城市不远的一个小镇上。

        母亲到底还是无法适应我生活的小城。车子下了高速，刚接触城的容颜，母亲便觉得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在她的眼里，这城太高太大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满街都是车，都是人，突如其来的喇叭声，能吓掉乡下人的魂。抬头望天，只有巴掌大小，在高楼大厦的挤压下，万物骚动不安。母亲尽量闭上双眼，极力杜绝城里释放出来的腻味气息。到了家，母亲才睁开眼。已习惯于城里生活的岳母自然是欣喜万分，有人来陪她说说话，哪怕是吵上几句，也比整日对着电视机强得多。母亲落住后，显得极其小心，她话不多，总是用眼睛观察着我和妻子举动。岳母找她说话，常常是问了一大堆问题，她才微笑点点头，很简洁地回答那么一两句。没事时，母亲会静静坐在沙发上，望着有些逼仄的家发呆。她一脸木然，看上去是那么陌生、困惑。我想，也许过些日子，母亲才能适应下来。然而三天后，母亲便提出要去妹妹家住。并且说走就走，没有丝毫回旋余地。

        就这样，母亲来到了小镇居住。多日后，我从妹妹口中得知，母亲一到我家，便满腹焦虑。她的到来，使我们家总人口达到六人。六个人三间房，岳母、她和我们占完了，两个在上大学的孙女回来怎么办？想到两个孙女，母亲就觉得睡下的不是床，而是针毡，扎得她辗转反侧，日夜难安。再者，妻子的腰痛病没能瞒过母亲。严重时，妻子只能蹲着走路。就这，我们还要早出晚归，经常加班加点地工作。为的是，能在这座欲望疯涨的城市里讨个像样的生活。母亲不忍再看，所以只好选择远离。

        妹妹的转述，让我备感心酸，一阵微痛的痉挛如涟漪般在全身荡漾开来。想当初进城，是羡慕城里的虚荣与繁华，是想凭一己之力，把高傲的城踩在脚下。殊不知，这样的打拼是母亲不愿意看到的，也难以接受的。她认为真正的生活就在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散淡、悠闲，一切都在自己掌控当中。而我们的这种忙忙碌碌，是被套牢在城市之后，虚有表象实则失魂落魄，或轻如浮萍的。

        母亲住在妹妹家，也许能抚平她过多的忧虑。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仅仅隔了数月，母亲义无反顾地又回来了，她的这次进城，不再那么缩手缩脚，也没有昔日的拘谨，而是高昂着头，任冷风吹乱她满头白发，大踏步进入了这座南方小城。因为我病了，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先是颈椎压迫神经，造成半身麻木。继而膝盖肿胀，无法站立。接二连三的毛病，频频光顾我的身体，确实令我招架不住。妻子根本无余力服侍于我，整个家庭老弱病残，如同中了风的病人，处于瘫痪状态。

        母亲得知消息后，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包裹，坐个车就来了。她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颈椎病不算什么，只要讲方法、勤锻炼，过上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应该不知道什么是颈椎病，因为在乡下，很少人会得这种病的。而此刻她比医生还充满自信。

        母亲在我家住了下来。整日里忙进忙出，除了买菜、煮饭、洗衣（她衣服从不用洗衣机洗，她不相信搅一搅就能洗干净）、搞卫生，还帮上门的医生替我艾灸理疗。几日后，母亲从老家得知一个治疗颈椎的偏方，即用麸皮加醋炒热后，装入布袋里，敷颈椎可治愈。家乡人为说明这偏方实效，列举了很多例子，其中就有母亲认识的人物。母亲一听大喜，这种法子反正也治不坏人，试试何妨。

        在征得我同意后，母亲便着手操作。没想到，此时母亲方体味到这座城市对她的尖酸刻薄。首先，她在这座高傲自大的城市里买不到麸皮。麸皮是什么？就是麦粒的外衣，在磨面机的碾压下，麦粒就变成了面粉和麸皮两部分。城市里只有面粉，精面、粗面、豆面，唯独没有麸皮。母亲跑遍了周边市场，挨个问了卖粮油的档口，老板们不是摆手就是摇头。母亲气得直咂嘴，这也叫城市？看你富丽堂皇的样子，却连农村最常见的物件都没有，还自大个啥，高傲个啥。母亲一气之下，在一个将尽欲尽的黄昏薄暮，回到妹妹的小镇，到一家乡村磨坊找到她所要的麸皮。

        再者，她为买针头线脑着实折腾了半天。为缝制花布袋，她需要针和线。凭母亲的手艺，缝制一个小布袋是举手之劳，可到商场里买针线，竟花费了她许多时间。在母亲记忆中，百货公司是什么都有的。可现在的城市哪里还有什么百货公司？有的只是超市、商城、大卖场、购物中心等，名字起的花样繁多，屋里装饰金碧辉煌。母亲一进去就发蒙，这地方太大了，吃的喝的穿的玩的，应有尽有，可就是没有她想要的针和线。柜台小组告诉她，现在谁还补衣服，衣服没穿破就丢了。再说卖针和线，能赚几个钱，摆在柜台里占个地方是要亏本的。理直气壮的一席话，让母亲显得那么孤独、无助和绝望。好在母亲嘴勤，不停地问人，总算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找到了一元店，那里面静静躺着母亲想要的针和线。

        在母亲的精心操持下，小布袋、麸皮、白醋都收拢归家。然后母亲按照家乡人所讲的比例，认真勾兑、下锅、翻炒、装袋，再把热乎乎的麸夫敷在我的脖子上。一日两次，母亲不知倦怠地为我敷着。

        当麸皮快炒完的时候，我已能翻身下床，自己蹒跚走路了。母亲紧皱的脸上疏朗开来。我问她，怎么我一有事，你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母亲没有回答，只是笑笑，并顺手拉开窗帘，让阳光直射进来。刹那间，屋里便拥有了一堆的温暖。我在阳光中，看到了母亲缝制的布袋，那针脚结实而匀称，一针来，一针去，不仅缝住了母亲对城市复杂的感情，也缝上了天下所有慈母对子女厚重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