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孟子·尽心上》，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前半句表达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 后半句表达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历史上，“达则兼济天下”者众，而能“‘穷’ 亦兼济天下”者寡。苏东坡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虽然多次遭贬，仍能“‘穷’亦兼济天下”，遭遇困顿仍旧有所作为、惠泽苍生。

道德文章皆为楷模

        作为传统的士大夫，东坡是颇为看重功业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人生暮年，东坡曾以半自嘲、半骄傲的口吻， 为自己的一生作结。步入仕途后，东坡也曾颇为顺畅。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东坡首次出川进京赶考，次年便以弱冠之躯进士及第， 可谓春风得意、一身玲珑。再后来，他曾多次任职地方。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达到仕途顶峰，后来还曾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政绩赫赫，口碑甚佳。其间，东坡也曾因“乌台诗案”和新党执政，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仕途数十年，东坡是真正地以个人抱负为国献计献策的，这在颇为推崇文治的宋代为他赢得不少声誉。参加科举考试时，东坡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第二，复试更以一篇《春秋》获得第一。后来，他曾作《教战守策》《留侯论》《潮州韩文公庙碑》等雄文，同僚为之侧目，其中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更是千古名篇。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正如明代学者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 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

         然而，就是这样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能引领两宋的东坡，在为一生作结时，为何不为自己讳，不提显赫政绩，却对贬谪之地黄州、惠州和儋州念念不忘呢？联系东坡众多惠民之举和文艺创作来看，不无道理。

黄州：一词两赋彪炳千秋一幅《寒食帖》独步两宋

        东坡是以文坛和政坛“两栖明星”身份为时人所知的。贬谪黄州前，东坡曾在多地任职，革新除弊，惠民便民，颇有政绩。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二岁的东坡到湖州担任知州。上任后，他即给宋神宗上表《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被新党利用，说他“妄自尊大”“衔怨怀怒”“包藏祸心”。一时，朝廷倒苏之声不少。三个月后，东坡被逮捕，解送京师，受牵连者众。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成为东坡仕途和人生的转折点，随后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受到当地官员监视。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东坡初贬黄州时，心情异常低落，曾感慨“寂寞沙洲冷”，但他很快振作起来，鞭策自己多些“浩然气”（见《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之“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不久，他发现黄州乃至鄂东地区弃婴和溺婴问题严重，便与黄州太守徐君猷等一起商讨解决之道，想到领养弃婴、捐资救济、创办弃婴养育机构等方法，并形成文字，由黄州府发布公告，后来此类问题明显减少。

        谈及东坡在黄州的功业，除了以上惠民之举，一词两赋和《寒食帖》不得不提，因为这些作品奠定了东坡在北宋乃至中国古代文坛和书坛的地位。东坡在黄州四年多的时间里，游遍黄州山山水水，创作诗词、文赋、书信等文学作品七百五十多篇（首）。谪居黄州，成为东坡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一词两赋，更是彪炳千秋。湖北东坡研究学者刘礼堂、方正曾经指出，因为一词两赋等东坡谪居黄州的文学作品，黄州赤壁实现了由“周郎赤壁”向“东坡赤壁”的转变，也实现了“周郎事功”向“东坡文章”的飞跃。

        而几可比肩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的《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创作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当时，东坡谪居黄州已是第三个年头，心头一直苦闷、困顿。当年清明节前后，黄州阴雨绵绵，江水高涨。见此情景，东坡十分伤感，写下书法史上著名的《寒食帖》：“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这首作品在东坡的诗词中不是很有名，但从书法角度而言，作品高拔卓立、清朗沉郁。难怪东坡弟子黄庭坚在此诗后题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惠州：修桥筑路惠泽苍生诗文恬淡回归自然

        如同初贬黄州一样，刚到惠州时，东坡生活也比较困顿，“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心绪颇为低落，曾感叹“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生”，但他很快振作起来，爱上这座岭南小城。史载，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东坡被贬惠州后，相继寓居合江楼和嘉佑寺，后又在白鹤峰下筑居以作终老之所。其时，他不再怀有“北望中原”之念，而是希冀“以彼无限景，寓此有限年”。

        东坡非常景仰屈原，希望能够成就屈原那样的“美政”，即使贬谪惠州，“处江湖之远”，但仍旧不忘惠泽苍生。宋代费衮所著《梁溪漫志》卷四云：“东坡居惠， 勇于为义……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中提刑，东坡与之中表，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由此可见，东坡贬谪惠州，虽自顾不暇，但仍旧尽力为民做事、为国分忧。他在惠州修桥筑路、改良农具、造福百姓；还不顾自己贬谪之身，多方斡旋，朝廷最终同意其改革赋税制度的建议，“纳役奏改钱米各半”，“民受赐多矣”。

        在惠州，东坡诗风、文风渐变。他在仕途顺利时曾经写过不少策论和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风格，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随着两次被贬谪，纵横家习气逐渐减弱，不再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雄浑之气，所作诗文非常接地气，题材非常世俗化、生活化，如《食荔枝》《江月（五首）》《记游松风亭》等。针对这种现象，著名东坡研究专家王水照在《苏轼选集》序言中指出：“由于地处罗浮，东坡对道教理论家葛洪颇为倾倒。”确实，东坡谪居惠州时，曾作诗曰： “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久已交前生。”（《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和陶〈读山海经〉》）他从化解苦闷、寻求解脱的角度去汲取佛老思想，而不是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也因为仕途多舛、颠沛流离，加上喜欢惠州的秀丽山川，东坡颇为推崇陶渊明的恬淡自然。东坡以前，陶渊明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并不高。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陶渊明：“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据此将陶渊明置于诗品中的“中品”。而东坡非常推崇陶渊明，和陶诗不是他首创，但却是他将其发扬光大。在文学创作生涯中，东坡创作过大量和陶诗，其中大部分是在惠州和儋州所作。

        据统计，东坡寓居惠州两年零七个月，共创作诗词、其他文章多达五百八十七篇（首），数量仅次于其在黄州的七百五十多篇（首），多过他在其他各个地方创作的作品。东坡“平生功业”中给予惠州一席之地，当是深思熟虑的，也因此，清代诗人江逢辰曾称“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儋州：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逐渐适应惠州生活的东坡，曾经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说他虽然贬谪岭南，但“无案牍之劳形”，心宽体胖，还可以踏踏实实睡觉，连道士也照顾他，敲钟的声音都是轻轻的。这首诗传到京城后，被权臣章悖看到，他冷笑着说：遭遇贬谪生涯，东坡竟然如此快活？那就贬他去更偏远的地方。于是，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年过花甲的东坡被一叶孤舟送到更加遥远、荒凉的海南岛儋州。早已习惯了贬谪生涯的东坡，把儋州当成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儋州开办学堂、重视教化、传播医学，成就斐然。史载，姜唐佐是东坡寓儋时的学生，他参加乡试前，东坡特意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的诗句给他勉励。后东坡遇赦北归，姜唐佐不久游学广州，中举人。他是海南见诸历史的第一位举人。

        因此，儋州乃至海南一直把东坡看成儋州文化、海南文化的开拓者，对其颇为推崇。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桥、东坡帽等，都表达了人们对东坡的缅怀之情。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在即将告别人世的前两个月，北归途中，东坡游览金山寺，看着自己的画像，百感交集，写下《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海滨在论及东坡三次贬谪生涯时曾经指出，东坡在黄州有明显的客寓意识，觉得自己是外人（“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在惠州，渐渐淡化了这种客寓意识，希望终老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完全忘记了自己，感觉自己本来就是海南人（“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东坡就是这样在一次次被贬过程中逐渐实现人生的升华、回归心灵的本真，并最终以赤子之心回报善待他的三地民众、成就“平生功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