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愈发地感觉到，“90后”并非如同外界曾广泛认为的那样，是过度关心自我而对外在社会现实缺乏关注的一代。恰恰相反，“90后”对社会现实，对外在世界，有着异常敏锐的感知。这些感知在“90后”小说作品中并不显现为恢宏壮阔的宏大叙事，相反，它们往细微处去，往个体处去，时常还与奇特的想象混合在一起。王占黑《空响炮》《街道英雄》两部小说集将目光聚集在了社区老人身上，充满着生活气息；庞羽《福禄寿》在一个独居老人的遭遇中展现人性之恶；周朝军《九月火车》试图从周鹿鸣、周剑鸣兄弟的成长道路中展示青年的逐梦经历；马亿《都市人》以荒诞笔法对城市人形象进行素描；智啊威常在鬼神、奇异想象中呈现生活的某些片段；李唐《身外之海》等小说则习惯于在现实世界与神秘世界的交融中展露现代青年的存在焦虑与困境……事实上，现实书写在“90后”作家的笔下有着多重面孔——这一感受在阅读张春莹、三三等人作品的过程中再一次浮现而出。

        张春莹《弯道超车》、郑在欢《点唱机》、玉珍《躁》三篇小说都带有纯正的现实主义面目，三者都关注当代青年的境遇，笔法却各有特色。《弯道超车》中的小兵和李严，《点唱机》中的“我”和小圆，《躁》中的“我”、力毛和阿正，身份、处境、年纪与经济实力各不相同，却都面临着现实生活带给他们的压力与焦虑。

        张春莹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两个“失败者”的故事。不断折腾却从未奋斗出一番模样的小兵，心中的成功梦在遇到同学李严之后重新燃烧起来。为了摆脱失败，实现“弯道超车”，小兵借贷入股李严的投资公司，不想遭遇的竟是经济和情感的双重欺骗。在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怜的：小兵屡战屡败的奋斗之路令人嘘唏，逐渐年迈的老杨和杨嫂不断失望却不得不强打精神艰辛度日的疲惫令人怜惜。即便是精心策划欺诈案的李严，同样带给我们些许心酸之意：为了还债，甚至把自己的老婆推出来当作迷惑小兵的工具。生活之艰难，在《弯道超车》中无所不在。张春莹质朴而写实的叙事风格在好几个瞬间给我带来一种错觉：这并不像是“90后”青年作家的叙事姿态，她太稳了，甚至更偏向于“中年风格”。郑在欢的《点唱机》则不然，它弥漫着浓郁的青春叙事元素：小镇、青年、音乐、文学、梦想、爱情、性与欲……在小说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中，郑在欢的叙事风格就已经显现出来。他的小说广泛取材于身边的真实生活，笔法亦在虚构与纪实之间徘徊。阅读郑在欢小说，时常会产生一种难辨真假的困惑。《点唱机》同样如此——在小说的结尾处，郑在欢特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谨以此文献给我在河北度过的日子。不过，一切都已过去，真假已经无足轻重。小说中，“我”与小圆之间朦胧的情感之路的莫名结束，是青春时代梦的美好与破碎，亦是无数年轻人曾经经历过的现实一种。

        相比于郑在欢笔下忧伤彷徨的小镇青年，玉珍笔下的农村姑娘另有一番粗粝而纯正的青春味道：“躁的意思不只是燥热，还包括心烦、郁闷、忙碌、焦急、不安，是所有不好的情绪的总和。”小说中的“我”，一个二十六的农村姑娘，在盛夏中遭遇生存之艰难：家庭的贫困、兄长的意外重伤、爷爷的突然病逝、情感的万般纠缠…… 可以说，她独自撑起一个悲哀家庭的一切。她的孤独如同她那不被理解的、对爱情的“苛刻”——这同样是“躁”之一种。在面对种种“躁”的过程中，一个坚强、独立、随性、有主见有追求甚至有些“泼辣”“阳刚”的姑娘形象逐渐浮现出来，野性、原生态、饱满生命力弥漫在其中。玉珍写诗，诗歌语言为这篇写实的小说带来了别样的风情——父亲两次离家，在“我”眼中都是“再次像一只渺小的蚂蚁慢慢消失在暴躁的强光中”；当“我”独自收割完稻谷并卖出去，那种美好的感受被玉珍比喻为“我坐在高高的粮食上，像个印度王坐在巨大的象背上，昂扬而缓慢地移动在灿烂而炎热的田野之间”；“我”与阿正的第一次亲吻中，“我的余光看到两朵花挨在一起，仿佛从我们的嘴里长出来的”。大量的诗歌意象与诗化叙事夹杂在小说直观、粗粝的苦难现实刻画中，既是补充与延伸，又是碰撞与激发，极大地增强了小说文本的层次感与韵味感。

        纯正的现实主义面孔仅仅是“90后”写作者现实书写风格之一种。当前的小说创作中，现实书写时常还披上了现代主义、科幻主义、神秘主义等面纱——现实书写不仅仅意味着“如实反映”，它还在种种另类的表述中彰显现实批判的锋芒。杨晓霞《单身税》就针对当下青年结婚率与生育率日益下降这一社会现实，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定为一个“单身有罪，需要收税”的未来世界，建构了一个交错着现实锋芒与现代想象的叙事文本。

        三三的《补天》与周燊的《月光监牢》同样带有这种色彩：它是指向现实的，然而，在技法上却融合了譬如“想象”“不确定性”“神秘”等多种传统现实主义所不常见的元素。《补天》中，一藏补天之事始终带有神秘色彩。我们甚至很难确定， 一藏之言行是否是一种疯癫？抑或是，一藏只是小说中“我”的一种狂想？在我看来，一藏补天之事真实与否并非是解读《补天》的关键所在。真正重要的是，三三借补天之事，建构了一个“现实”与“超现实”、“接受”与“逃离”的对立。在一藏漫长的补天道路中，不断发生的是“我”的日常生活与琐碎现实：一年又一年过去， “我”不断想考研逃离此刻生活却始终未能完成。从某种角度看，一藏与“我”又是一体的，他们共同形成一个矛盾的现代个体：怯懦与勇敢、彷徨与执着、安稳与冒险、实用与无用、现实与狂想。这些矛盾之处相互碰撞，最终残留的是个体永恒的孤独。《月光监牢》的故事同样给人以诡异之感：吴广夏莫名的冲动、梁钊之子拙劣却不被发现的模仿、传说中维修月亮的人、毫不隐藏自己不妥举动的妻子、洒满白磷的西装、无解的阴谋与梁钊愤怒的复仇，等等。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元素聚集在一起并未生成合力：每一个都指向一种现实事件（事业、婚姻、子女、偷情、报复等），然而在断裂的因果关系、情节的陡然转变与可信细节的大量缺失下，又都显得似是而非。（《补天》中一藏为何如此执着于收集齐补天回来之后的养老费用同样令人费解）。因而，在最后，我们有必要重申小说叙事中逻辑与细节的重要性：依靠严密的逻辑与可信的细节，才能生成文本的合理性；合理，读者才会相信；相信，才会投入；投入，才会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