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到精准脱贫，再到污染防治，打好三大攻坚战，本质上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广东在三大攻坚战前半场成绩可圈可点，后面的战役将触及、触动体制机制的深水区和利益藩篱，只有用心用情用功办好民生实事，着力防风险、固底板、补短板，坚定、坚守和坚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广东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才有底气。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是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加快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取得更大进展、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广东在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征程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到精准脱贫，再到污染防治，打好三大攻坚战，本质上都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深刻认识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对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广东在打好三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中开局良好

　　一是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压缩不良贷款近360亿元，清理P2P网贷问题平台169家，共设立超过1000亿元的纾困基金，并积极化解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省属国有僵尸企业出清885户，企业负债率进一步降低等。

　　二是在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中，转移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累计57.1万人次。农村低保最低标准提高至年人均5280元以上。省市财政投入援助资金39.27亿元，实施扶贫项目1517个。

　　三是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省财政统筹安排150亿元，三年还将投入683亿元，启动新一轮蓝天保卫战，公交电动化率达到81%，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完成185个城市黑臭水体整治，造林更新380万亩，珠三角九市全部建成国家森林城市，为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了牢固的生态保护屏障。

　　广东在三大攻坚战前半场成绩可圈可点，后面的战役将触及、触动体制机制的深水区和利益藩篱，诸如防范金融风险中的地方债务风险变种问题、数字金融创新与监管问题，精准脱贫中的返贫问题、共同富裕的价值与标准问题，污染防治中的污染治理与发展平衡问题、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经济发展协调问题等都将要一一面对。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这些问题都在进一步考验着广东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智慧和魄力。作为向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与责任，三大攻坚战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只有用心用情用功办好民生实事，着力防风险、固底板、补短板，坚定、坚守和坚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广东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才有底气。具体应做好以下三点。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金融风险成为重中之重

　　首先，坚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决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金融风险成为重中之重，2018年广东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7.5%，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25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金融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并发挥好作用，对于全国金融大局稳定以及广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广东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交织，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和适度相结合。当前广东经济金融继续保持总量全国领先、发展指标全国领先、机构和平台数量全国领先的发展态势。金融不良贷款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的政府债务规模严格控制在限额内，全省政府债务率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低于10%的警戒线，未发生重大金融风险事件。当前全省财政收入增长稳定，也为偿还债务提供了可靠保障。

　　但防范金融风险这根弦一刻都不能放松，未雨绸缪防微杜渐，要时刻防范“黑天鹅”“灰犀牛”带来的系统性影响和冲击。尤其要防范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美贸易战反复对国内经济冲击波及财政收入，PPP、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变种对经济社会带来的潜在影响。同时也要预防互联网金融风险、农合机构风险、大宗商品交易场所风险、传统跨省重大非法集资风险等其他传统形式的风险隐患死灰复燃。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时应用足用好新增政府债券资金，完成农合机构改制，组建农商行工作，完善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机制。广东金融系统应紧紧围绕“扩面、增量、降成本、防风险”的目标要求，加强对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补足对民营、小微、科创型企业等关键环节的金融服务短板，扩大相关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金融风险防范要积极探索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金融风险进行穿透式、无缝隙、多维度监测和防控；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优化地方金融体系，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架构；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新的起点上加快建设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强、风险防控能力强、改革创新能力强、辐射交互能力强的金融强省，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为广东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和服务。

　　进一步补齐广东高质量发展最大短板，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脱贫攻坚战与精准施策紧密结合

　　其次，坚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要求。今年是广东实施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的关键年份。到2020年，广东要稳定实现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现行标准下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全部实现稳定脱贫，2277个相对贫困村全部出列，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目前广东的贫困问题已经基本跨越绝对贫困阶段，属于发展性贫困、相对性贫困和转型性贫困相互交织的复杂性贫困，一些基本发展性需求如教育、文化、医疗等已经成为贫困的突出问题和发展痛点。广东省农村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新时期。统计数据显示，广东有乡村人口338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重的30.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全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当前广东正积极进行数字经济扶贫方面的实践探索，如开展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业态创新，加强标准化生产提升广东农业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梳理重大政策性问题，加大金融支农创新力度等，具有非常大的推广价值。

　　在全面建成小康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广东一个都不能少。必须坚定信念和信心，彰显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优越性。当前应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补齐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下的广东高质量发展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要坚持辩证思维，转变观念，努力把短板变成“潜力板”，充分发挥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生态优势，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进一步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与制度建设。产业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乡村振兴与产业振兴相促进，统筹推进教育、社保等保障性扶贫，实施就业、健康、住房等扶贫。因地、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结合广东相对贫困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各有差异、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复杂多样等特点，脱贫攻坚战与精准施策紧密结合。支持原中央苏区县、海陆丰等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与桂川滇黔东西部扶贫协作，做细做实“携手奔小康”行动。承担起广东作为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帮助后发展地区的责任和光荣使命。按照“中央要求、当地所需、广东所能”，举全省之力，重点突出对国内深度贫困地区的精准帮扶。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稳步实现从污染治理到修复提质、再到生态健康的跨越转变

　　第三，坚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恒心。经过全省人民的不懈努力，广东的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顺利推进，基本完成国家下达的总量减排任务，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实现环境质量状况、绿色发展水平、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走在全国前列。应该清醒认识到，广东以绿水青山为特征的生态现代化不可能一劳永逸和一蹴而就。由于广东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能源消费大省和碳排放污染物排放大省，尽管近年来广东在能源强度、污染物排放强度等方面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但由于广东的经济体量大、历史欠账较多，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一直处于高位态势，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仍需要长期不懈地艰苦努力。

　　最近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大湾区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明确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生态防护屏障，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规划纲要》对环境保护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约束和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建设美丽湾区为引领，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使大湾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当前广东环境发展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以打造世界一流生态环境的粤港澳大湾区为目标牵引，以构建与“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相适应的生态文明格局为关键抓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稳步实现从污染治理到修复提质、再到生态健康的跨越转变，努力形成与新时代广东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从现在到2035年，广东将继续处于绿色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广东大气环境质量有望率先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标准，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现代化发展阶段即将到来。当前要把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坚守阵地、巩固成果。深化落实“聚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目标，突出大幅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重点，打好碧水攻坚、蓝天保卫、净土防御三大战役，强化法规标准、体制机制、科技宣教、监测监察四大支撑”的总体工作思路，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南粤大地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