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开放本身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活动与国际市场的对接，更使我们深化对市场规则的认识与运用，为我们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效借鉴，为我们更好适应和参与国际市场规则层面的对话提供经验。我们要牢牢确立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观念，深化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学习、引进和参与，进一步培育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

　　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阐明今年重点工作时，提出要“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并“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这既体现了我国将继续大力推进扩大开放，也体现了我们在开放与改革的互动互促中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格局、开创中国发展更广阔空间的坚定信念。

　　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优化开放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进一步用好这一重要法宝，把开放推向全方位、高水平。

　　全方位对外开放，首先表现为对外开放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开放不止步，在前后多次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条目基础上，2018年该负面清单中的条目继续大幅度减少，并展示了部分行业开放的过渡性和可预期性。在一系列积极的举措下，中国克服了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不利影响，实际使用外资出现逆势增长的良好态势，2018年在全球国际投资下降19%（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的数据）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349.7亿美元，同比增长3%，创历史新高。在此基础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仅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出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积极信号，而且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法律形式健全了我国对外商投资权益更充分的保护。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相应推出若干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加快对外资开放的政策。这一系列举措获得了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今年实际使用外商投资的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全方位对外开放，还在于水平提升与层次的深化。如果说开放的领域拓展体现对外开放的面上拓宽，则水平与层次的延伸是一种纵向推进。《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体现我国推进开放纵深度的意志和要求。市场开放的纵深推进必然是从一般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深化；但要素市场本身开放的深化，也需要不断打破空间与领域的制约，不断增强流动型开放。这不仅要求增强要素的境内外流动，也同时要求向跨区域、行业间流动拓展，这是我们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然要求。广东是我国对外贸易第一大省，实际使用外资也在全国前列。当前广东适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落地实施，应该牢牢把握这一重大机遇，扭住“合作”“协同”的关键词，把大湾区的要素流动型开放作为主要着力点，与港澳一道构建起高效集聚与配置全球资源的世界级城市群。

　　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制度性开放创新的大好机遇进一步推进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开放本身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活动与国际市场的对接，更使我们深化对市场规则的认识与运用，为我们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效借鉴，为我们更好适应和参与国际市场规则层面的对话提供经验。今天，在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国际评价已有大幅提升的条件下，我们更有信心和必要牢牢确立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观念，深化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学习、引进和参与，进一步培育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

　　我们要加强制度型开放，从面上看，就要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进营商环境改革与完善，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加快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提高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公正市场环境。加强外商合法权益保护。”与此同时，按照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改革开放梯度推进的经验，我们要求对外开放的门户与枢纽更应走在率先推进制度创新的前列。因此，《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支持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新区开展自贸试验区相关改革试点，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针对广东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的发展提出要求：要“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开发建设”，并“合理统筹解决广州南沙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广东自贸试验区增容扩能提供重要支持政策；同时，整个大湾区也因为涉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的制度性磨合，而得以在内地与港澳的深度合作中，迎来参与制度性开放创新的大好机遇，更好承担起率先“形成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的责任和使命。

　　进一步培育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

　　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的形成，既要通过全方位对外开放和构建一流营商环境来实现，也要通过加强国内开放型经济的协调发展来实现。

　　从国内各地的协调开放看，加强沿海与内陆及沿边地区在开放层次与水平上的协调是一个重点。40年来，沿海部分地区的开放发展水平已经达到衡量发达经济体或高收入经济体的基本标准；但在部分内陆和部分边疆地区，改革与发展的绩效提升仍较缓慢，部分三、四线城市和广大乡村仍然亟待振兴，少数地区当前扶贫攻坚的任务依然比较艰巨。因此，我们要对全面开放格局有更深刻的认识。要强化沿海与内陆、沿边地区间的开放互动，沿海要把开放发展的好经验好办法引入内陆和沿边地区，在人才、技术和资金上带动内陆和沿边的开放，并以开放带动制度创新，率先构建国际先进营商环境，完善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发挥制度创新的示范作用；内陆和沿边地带也要积极主动地对接沿海先进地区，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在彼此相互支持中，缩小各地间开放观念与开放程度的差异性。

　　从广东的开放格局看，我们一方面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继续提升珠三角九市开放发展的国际化水平，同时又要注重发挥大湾区辐射带动粤东粤西粤北和中国广大内地开放发展的能力；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也应主动加强与大湾区的对接合作，主动复制、推广珠三角和大湾区开放发展的经验特别是制度创新的经验，形成促进区域发展的先进体制机制，增强本地区对于大湾区和国际优质资源的吸引力，促进广东开放型经济新局面的形成。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智库学术委员、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