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0月视察广东时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破解这个短板，必须全面科学认识我省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并找到深层原因，从而做到精准施策。

　　一、单一标准衡量区域发展平衡性的局限性

　　学者们往往以人均GDP作为衡量区域发展平衡性的重要指标。但是，人均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的变化，不能衡量区域内的贫富差距状况，也无法观察居民、政府和企业三者各自的收入构成和变化，往往夸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的严重程度。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备受国家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重大问题。学者们往往以人均GDP作为衡量区域发展平衡性的重要指标。但是，单纯使用人均GDP来衡量区域发展水平，存在着诸多局限。首先，人均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的变化，不能衡量区域内的贫富差距状况。其次，以人均GDP来衡量区域发展的差异，既不能真实反映当地居民的实际收入变化，也无法观察居民、政府和企业三者各自的收入构成和变化。再次，由于我国人户分离现象严重，外出务工成为落后地区居民获取家庭收入的重要途径，区域间存在大量的收入转移现象，单纯以人均GDP来衡量，往往夸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的严重程度。

　　二、我省区域发展平衡性的多视角观察

　　以人均GDP来衡量，我省地区发展差距确实较大，但如果从老百姓钱袋子的变化来看，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非常显著。目前我省区域发展不平衡最显著的地方表现在经济总量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地区间差异。

　　鉴于上述情况，本文分别以总量GDP、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收入总量、人均财政收入等作为观测指标，从多角度考量我省区域发展的差异状况，查找分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区域间GDP总量的变化。GDP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活动的总体水平。2000年—2017年，我省GDP总量由10810.21亿元增长到89705.23亿元，名义增长729.82%。其中，珠三角名义增长793.7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00年—2017年，21个地市间GDP总量的差异系数由1.189扩大为1.346，泰尔指数由0.117扩大为0.261。从总量GDP来看，我省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性确实不断加大。

　　人均GDP的变化。2000年—2017年，我省人均GDP由12817元增长到80932元，名义增长了531.44%。同期，珠三角人均GDP名义增长510.67%，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东翼、西翼和山区的人均GDP同期名义增长率分别为391.42%、518.71%和518.13%。除东翼外，西翼和山区的人均GDP增速均快于珠三角。2000年—2017年，21个地市间人均GDP差异系数由0.695降为0.675，泰尔指数也由0.09下降为0.087。这表明，以人均GDP为标准来衡量，我省区域间发展差异程度有所缩小。

　　居民收入的变化。居民收入直接反映了老百姓享受发展收益的变化状况。2010年—2017年，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7890元提高到15780元，名义增长99.99%。其中，珠三角增长82.07%，东翼增长117.73%，西翼增长121.03%，山区增长122.9%，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10年—2017年，21个地市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异系数由0.427降为0.304，泰尔指数也由0.033降为0.018。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看，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所有地市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均有较大幅度提升，并且许多地市的提升幅度高于部分珠三角地市（如江门、惠州、东莞）。2010年—2017年，21个地市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异系数由0.345降为0.319，泰尔指数由0.024降为0.021。因此，以居民人均收入来衡量，区域差距在不断缩小，并且区域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缩小幅度更大。

　　政府财政收入的变化。2000年—2017年，我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由911亿元增长到11320亿元，按现价计，增加了12.43倍。其中，珠三角增加12.45倍，东翼增加8.24倍，西翼增加12.82倍，山区增加16.16倍。除东翼外，西翼和山区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均略高于珠三角地区。2000年—2017年，21个地市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差异系数分别为1.811和1.81，几乎没有变化。同期，泰尔指数由0.412略微降低至0.390。因此，从总量财政收入来看，地区间的差异格局几乎没有太大变动。

　　人均公共财政收入的变化。2000年—2017年，我省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由1053元增长到10136元，按现价计，增长了9.63倍。其中，珠三角增长8.68倍，东翼增长7.03倍，西翼增长10.75倍，山区增长13.57倍。同期，21个地市间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差异系数由1.246降为1.07，降幅明显大于财政收入总量的差异系的降幅。同期，泰尔指数由0.24降至0.186，幅度也较大。

　　根据上述统计分析，对我省区域发展不平衡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判断：

　　第一，以人均GDP来衡量，我省地区发展差距确实较大，并且17年来一直持续这种格局，变化不大。但是，如果从老百姓钱袋子的变化来看，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非常显著。

　　第二，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地区间的差异要远小于人均GDP的地区间差异。2017年我省地区间人均GDP的最高（深圳）最低（梅州）比值为7.45，而2017年城镇居民地区间可支配收入最高（广州）最低（潮州）比值为2.44，农村居民地区间可支配收入最高（中山）最低（揭阳）比值为2.27，后两者比值所反映出来的差距，都比人均GDP的差距小得多。

　　第三，目前我省区域发展不平衡最显著的地方，表现在经济总量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地区间差异。

　　三、我省与全国区域发展变化的比较

　　我省地市间财政收入的平衡性及差距缩小幅度低于全国、人均GDP差距的缩小幅度低于全国，但居民“钱袋子”的差距好于全国。

　　为了更全面判断过去17年来我省区域发展的变化，我们用上述几个指标将我省与全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主要结论是：

　　我省区域发展的极化效应更为显著。与全国相比，我省区域间经济总量的差距较大，极化现象更为显著。2000年，我省21个地市间总量GDP的差异系数为1.189，比全国省级间总量GDP的差异系数0.785高出51.42%。2000年—2017年，全国31个省市区间GDP的分布格局大致稳定，变动不大，差异系数略微增加了1.71%。而同期我省21个地市间GDP分布格局则变动较大，差异系数增加了13.2%。

　　我省地市间财政收入的平衡性及差距缩小幅度低于全国。2000年—2017年，我省地市间财政收入的差异系数为1.810，远高于全国的0.829；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系数为1.070，高于全国的0.775。并且17年来这两个指标的总体下降幅度均低于全国。

　　我省地市间人均GDP差距的缩小幅度明显低于全国。2000年，我省地市间人均GDP的差异系数与全国的情况基本相同。到了2017年，我省地市间人均GDP的差异系数只下降了2.94%，而同期全国下降了40.31%，我省的差距则拉得更大了。

　　我省地市间居民“钱袋子”的差距好于全国。2010年—2017年，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区域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系数下降幅度高于全国，17年间下降了28.81%，而全国同期只下降了20.81%。

　　四、几点政策性启示

　　落后地区最大的困局在于要素资源的缺乏和流失，弥补落后地区发展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短缺最快的途径，依然是加快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人口和劳动力区际转移也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抓手。

　　第一，看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需要从多角度来全面审视。分析结果显示，从我省的情况来看，按不平衡性的程度大小来划分，依次为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收入、人均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这种表现契合了区域发展的经济规律。其一，由于区位特征和发展禀赋不同，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和区位优势有利于经济活动的集聚，使各种产业活动之间的协作配合及产业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从而带来了各种交易费用的节约，加速了各种要素的集聚，产生了强大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因此，以GDP来衡量区域发展水平，其不平衡性的加大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也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其二，由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干预，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区间发展的非均衡进程，使得以财政收入衡量的区域发展差距变化相对较小。其三，在经济活动极化的同时，人口也随之向发达地区转移和集聚。因此，以人均GDP表征的区域发展平衡性也就相对较好。其四，在城乡二元分割格局尚未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外出务工收入的区际转移产生了与财政转移支付类似的区际间二次分配效应，会进一步缩小区域间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

　　第二，应科学规划现阶段的区域干预政策。缪尔达尔等人提出的梯度经济理论认为，区域梯度发展中具有极化、扩散和回程三种效应。由于扩散效应发挥较慢，政府可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不应消极等待发达地区或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来刺激增长极周围落后地区的发展，填补累积性因果循环所造成的经济差距。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最大的困局在于要素资源的缺乏和流失，虽然教育、培训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但进程缓慢。财政转移虽然可以弥补收入和公共品投入的不足，但治标不治本。弥补落后地区发展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短缺最快的途径，依然是加快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发达地区的资本、人才等发展资源能流入落后地区。近年来我省区域间投资非均衡状况得到改善，很大程度得益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交通的大力改善。

　　第三，促进人口和劳动力区际转移也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抓手。无论是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做大分子对于现阶段的国情省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降低分母，即通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际有序转移来逐步减少落后地区的人口，也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路径。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和经验来看，落后地区人口尤其是乡村人口向城镇和发达地区转移和集聚是不可回避的趋势。人口和劳动力区际转移对缓解地区差距的贡献不可小觑。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