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最强音，并已成为解决我国过去“粗放型”发展遗留问题的唯一出路。与40年前一样，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也没有现成模板，迫切需要树立一个标杆，继续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积累发展经验，探索发展模式。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高质量发展高地”是深圳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深圳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需要找准发力点精准发力。换句话说，深圳需要在引领型科技、协同型发展、迭代型机制和制度型开放等方面走在全国乃至全球城市的前列。

　　通过“引领型科技”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圳是中国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正在加快打造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在5G、电子信息、互联网、新能源等产业具有领先地位。深圳孕育出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光启、柔宇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在全球已经或即将具有很强的规则和标准话语权。深圳是我国的“创新之都”，福布斯中国发布“2018最具创新力的30个城市榜”，深圳蝉联榜首；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16%（相当于以色列的水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全国领先；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二。

　　我国目前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还受制于人，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这些“卡脖子”技术问题更加凸显。深圳未来要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示范区，需补齐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短板，必须推动引领型科技发展，需聚集一批全球优秀的引领型人才或团队。《意见》在支持深圳境外人才引进、出入境管理制度等方面持更加开放便利的态度，特别是港澳人才来深圳创业可直接享受“市民待遇”。另外，深圳应预防高房价、高租金对人才和高科技企业的“挤出效应”，并研究吸引、稳定高端人才和高科技企业的楼市长效机制。

　　通过“协同型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现代产业体系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目前，深圳的实体经济主要由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海洋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传统优势产业（包括内衣、钟表、服装、珠宝、皮革、眼镜、家具等）构成。2018年，深圳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4221.98亿元，其中，金融业增加值3067.21亿元，占GDP比重为12.6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8296.63亿元，占GDP比重为34.25%；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9155.18亿元，占GDP比重为37.8%。然而，要素在实体经济中高效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健全，例如，科技创新的融合（特别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现代金融的助推、本地人才的供给等方面存在不足，实体经济与要素配置的协同效应还没有完全被激发出来。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金融创新、“双一流”大学创建、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上继续“敢闯敢试”，加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并发挥先行示范效应。

　　通过“迭代型机制”加快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格局

　　深圳一直扮演着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角色，改革开放的许多先例起源于深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国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格局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先行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正确处理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从“先行先试”到现在的“先行示范”，是在实践中逐步学会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深圳虽然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积累了丰富的“先行经验”，但是在改革与开放之间如何建立一种敏捷的联动关系，尚未形成一种有效的“迭代型机制”，即：每一次扩大开放能迅速形成深化改革的动力，每一次深化改革将迅速形成扩大开放的坚实基础，也可称为改革与开放的“双螺旋”模式。深圳要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必须在形成改革与开放的“迭代型机制”方面发挥先行示范作用。

　　通过“制度型开放”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优化开放布局，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合作经历了“前店后厂”模式、“协议合作（CEPA及若干补充协议）”模式、“融合联动”模式三个阶段，以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标志的“融合联动”模式，通过“制度型开放”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融合”的初级阶段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动”即通过规则等的充分对接，粤港澳“融合”将进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高级阶段。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意见》中提出“进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不断提升对港澳开放水平”，其本质上就是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两制”在“一国”内协同发展。深圳与港澳之间的“制度型开放”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提供模板，不仅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而且可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提供经验。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