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看，文化自信是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结果，是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探索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结果。

　　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其中包括文化转型与重建。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历史刚刚终结，长期战乱留下来的是一个满目疮痍、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强大国防，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文化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是配合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

　　经过30年努力，中国终于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巩固的国防，从而更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贫困落后。为了赶上时代，通过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成为必然的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党内外共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又经过30多年心无旁骛、埋头苦干，中国成功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正阔步行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上。时代在发展，文化地位与作用在变化，人们看待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也与时俱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健全的时代，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利益与审美的多元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时代，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更深地融入全球体系，不同文明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将更上一层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正处在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中，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豪、自信。

　　在这样的时代坐标下，人们对文化作用的新认知不断形成。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立于当今激荡世界的根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地位与作用如此重要，呼唤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成功带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基础，催生着文化自信。可以说，文化自信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从人类历史特别是战后的国际经验看，一个强国，首先是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接着是军事实力的壮大，最后是文化影响力的持续。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军事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比拼的恐怕就是文化影响力了。换言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然包括文化强国这一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

　　正是从国际国内的宏阔视野出发，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二

　　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都是最有资格最有底气坚定文化自信的民族和政党之一。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精神标识。以儒学为主体、儒佛道共构、法家墨家兵家等百家争鸣，诗词歌赋书画小说等百花齐放，共同铸就了人类文化史上一座璀璨夺目的丰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含有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可以为后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无疑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引以为豪因而自信的又一精神力量源泉。在风雨如磐、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挫折中不断奋起，浴火重生，靠的就是信仰坚定，就是敢为人先、不怕牺牲、大公无私、革命必胜的信念信心。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到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构成了红色精神谱系。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价值追求，以红色精神为灵魂的革命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实践源泉和现实基础。在70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非凡成就；在70年历程中先后凝成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清正廉洁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精神，展示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品格和形象；70年间产生的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产生的大批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和对各种文艺新形式的先锋探索，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创新力；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教育、科技、哲学社会科学、体育等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证明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成就和实力。

　　时代永远是文化创新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从而为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创造、为学术艺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广泛课题和广阔空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一定是需要思想而且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人民有足够的底气、资格、理由坚定文化自信，不负这个时代。

　　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文化强国是其中应有之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坚定文化自信，是坚持并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备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内涵丰富，可以从各个方面加以考察，但最重要的是几种关系的处理，尤其是一元与多元、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

　　总结新中国70年文化建设经验，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首先要处理好的关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最重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首先表现于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会失去指南、迷失方向。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有主体有主旋律，这就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精神生活提供正能量。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另一方面，在唱响主旋律的同时，还要有足够的自信倡导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是复杂多样的，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真正的文化繁荣。从价值追求到审美偏好再到表达形式高度同质化的单一文化结构，既不符合精神生产规律也被实践证明为脆弱易溃。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就是以宽广胸怀，包容和引导出于知识追求和审美偏好的文化创作与传播，支持和鼓励思想创新理论创新，促成一元主导多元和谐共存的稳定的文化结构与格局。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对待传统文化，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要自信而自豪地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为中华民族也为人类前进和发展提供精神指引。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互联互通的世界。自我封闭、夜郎自大没有任何前途。毛泽东同志曾讲，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同时，他还强调，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首先表现于立足中国，体现中国本位、中国底色、中国风格，进行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文化创造创新。这并非意味着封闭或拒斥外来文化，相反，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一切外来优秀思想文化恰恰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中国本位强调的是中华文化立场的重要性，强调的是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即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文化作品，这是中华文化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华文化一定能够走向繁荣和复兴，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杨凤城，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