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危机时刻，事关东西方若干民族的生存和文明的存续，事关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在这场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中，野蛮的侵略势力曾一度占据上风，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占据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然而，反侵略阵营最终取得了大战胜利。

　　反侵略阵营何以能最终取胜？一个重要因素是，反侵略国家开展了最广泛的国际合作。这一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及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广泛联合，释放出了足以使一切侵略者败亡的能量。这一反侵略同盟的形成颇为不易，它需要超越狭隘的国家安全观，还需要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它一旦形成，便已基本决定战争的走向与结局。

　　超越国境之限，确立“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

　　超越局限于一国一地的陈旧国家安全观，形成“和平不可分割”的新国际安全理念，是实现广泛国际合作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人类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如何避免新的世界性战争的发生？人们在战后的反思中开始了对集体安全的思考。国际联盟的建立便是寻求集体安全的初步尝试，人们希望通过国际协调与干预机制，避免局部战争的发生，避免局部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然而，尽管集体安全的理念此时已经出现，但它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所认识或真正接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逐步进行的。日本侵略中国、德国入侵波兰和苏联、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等，构成了战争扩大的不同阶段，最终形成了覆盖世界的全面战争。战争初期，“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并未为人们所普遍认识，人们对于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战争存有可以置身事外的幻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尽管国际联盟派出了李顿调查团，调查团报告书也对日本进行了一定的批评，但总的来说，国际社会未能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作出有效反应，日本并未因这一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受到任何惩罚。这一结果事实上为德国日后在欧洲不断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而不担心受到惩罚提供了示范，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此时已经种下。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再次向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组织提出申诉。中国在各种场合向国际社会大力宣扬“和平不可分割”的思想。中国政府在《告世界友邦书》中明确指出：“和平为不可分，孤立为不能有”，“日本侵略一日不制止，远东及世界和平即一日不能够维持”。国际上一些明智的政治家也意识到和平不可分割。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7年10月发表“防疫隔离”演说, 将战争比喻为会扩散传染的社会瘟疫，指出它终会危及远离战争发源地的人民，因此爱好和平的国家应行动起来，阻止这一社会瘟疫的传播。但罗斯福的讲话在美国激起了孤立主义势力的强烈反对，罗斯福只得从其积极立场上暂时后退。

　　随着日本在军事战场上的胜利，日本除了在占领区排斥英美在华利益外，更于1938年底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公然声称旧秩序已经过时，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日本野心的暴露，使得一部分英美有识之士开始觉醒。他们意识到，日本不仅危害中国安全，其日后必将威胁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中国也是在为世界安全进行抵抗。因此，他们敦促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积极干预的政策。在德意日不断扩大的侵略面前，英美对华政策开始发生了从中立到援华制日的转变，逐步走上了合力抵抗侵略的正确道路。

　　珍珠港事件证明了和平不可分割的理论。世界上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国家至此终于联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军事联盟，东西方战场形成战略配合，遏制住侵略者的攻势，进而扭转战场局势，转入反攻作战。东西方大国的联合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跨越意识形态鸿沟，共同捍卫人类文明

　　跨越意识形态分歧，共同面对危害整个人类的侵略势力，是实现广泛国际合作的另一重要基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分歧曾经呈现你死我活的不相容状态。然而，在人类文明面对生存危机的时刻，人们作出了明智抉择。在中国国内，经历了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抗战得以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国际上，意识形态的考虑也让位于国家安危的考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曾经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的中苏国家关系迅速改善，苏联给予中国抗战以巨大支持。苏联较早意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危害中国人民，还将威胁到苏联的国家安全。抗战初期，在中国争取英美法的援助而不可得时，苏联果断地向中国伸出援手，不仅给中国提供物资援助，还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助战，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

　　随着侵略者对世界安全威胁的扩大，英美等国也逐渐淡化对意识形态的考虑。1941年6月，当苏联遭受德国侵略之时，英国首相丘吉尔迅即发表援苏演说，表示在过去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任何与纳粹作战的个人和国家都将获得英国的援助。在苏联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过去一直秉持反共主张的英国和美国，迅速表明立场，站到了苏联一边。同样，半年后，当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向英美大举进攻之时，苏联也迅速表明了支持英美的立场。正是在各反侵略国家大步跨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上，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得以最终形成。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又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支持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宣言，提出八项重要任务，首项任务便是“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

　　历史证明，由于来自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的紧密合作，人类最终战胜了法西斯，这一明智抉择使世界免于灭顶之灾。

　　以史为鉴，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合作之路

　　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人们已在考虑，如何才能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再次发生？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际合作组织——联合国及其他一些专业国际组织随之陆续诞生，试图由此开启一个新的国际合作时代。

　　二战结束后，世界上虽局部战争未断，但未再发生威胁整个世界安全的大战。冷战结束后，世界又经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各国经济有较大成长，人们不同程度地分享着经济进步的成果。然而不幸的是，在经历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后，当今世界再次进入一个各种矛盾逐步尖锐化的冲突时期。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乃至国内执政考量等因素交错在一起，使国际关系呈现紧张态势。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社会矛盾与自然因素的叠加，使世界进入不同于以往的危机时刻。在这场危机面前，我们看到了两种对策：一是高扬国际合作的旗帜，努力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以共同应对危机；一是坚持利己主义的立场，把本国优先强调到荒诞的程度，力图推卸责任，转嫁危机。

　　我们遗憾地看到，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高举国际合作旗帜的美国，曾经作为盟国战时最大后援基地的美国，曾经参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战后国际规则制定的美国，如今却在单边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不惜破坏基本规则，赤裸裸地打压别国，逾越国际交往的底线，彻底颠覆了20世纪美国先贤们营造的形象。在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政策下，世界进入了二战以来最大的不稳定时期。爱好和平、期待繁荣发展的人们都不禁心怀忧虑。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合作的道路，是人类战胜危机，保持社会健康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一味推行利己的单边主义，只会将世界引向混乱，推向不可预测的深渊。二战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昭然可鉴。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抗日战争史国际合作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