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肯定，是对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进程中独特地位与功能的肯定，更是对深圳经济特区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的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总结了深圳等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实践积累的十个方面成功经验，强调这些宝贵经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规律的认识”“对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等经济特区十个方面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说明：

　　第一，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道路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在以建立经济特区为重要实践载体，以先行先试为主要实践逻辑与步骤的前提下，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潜能；以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为核心，以自下而上授权改革为路径；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以全方位改革为方向；以发展经济为着眼点，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非均衡发展为路径，以协调与共享发展为宗旨。这一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路径，反映了中国道路前行的内在逻辑轨迹。所以，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不仅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又以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实践，发展了传统转轨经济学理论与区域经济学理论，丰富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转型国家提供了另一条可供选择、借鉴的成功道路。

　　第二，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渐进式改革”构成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鲜明特色，而经济特区则是“渐进式改革”的实践路径。从特区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经济特区不仅仅是特殊政策的产物，同时更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摸着石头过河”理念下，经济特区构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实践模式，而“先行先试”构成了这一重要实践模式的重要功能与制度绩效。从中国道路的内在机理来看，以建立特区的方式“先行先试”，是在一个人口众多且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大国里，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又是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捷径”。从区域经济学视角来看，经济特区是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策性增长极”。因此，无论典型经济特区、广义经济特区还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大湾区，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与阶段承担着不同先行先试使命的“政策增长极”，从而都是实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项制度安排。这一发展轨迹，在不断形成区域增长极的同时，又不断逐步实现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与全面发展。从典型经济特区到广义经济特区，再到经济特区拓展形式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大湾区的建立与形成，正是“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有机释放的绩效，“梯度发展”与“反梯度发展”路径选择的结果，而传统区域经济学的“集聚效应”“扩散效应”“涓滴效应”都以中国机制“非典型性”地表现出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第三，先行先试的改革开放实践逻辑是正确的。“先行先试”是改革开放之初转型的中国赋予深圳经济特区的“先天”品格，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赋予经济特区的政策性“特权”，是非均衡发展战略赋予经济特区需要智慧与勇气的“优先”改革权，是“渐进式”改革开放赋予经济特区的伴随风险与成本的“试验权”，更是经济特区不朽生命力的原因所在。40年前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政策“特权”，和40年后的今天“先行示范区”这一新时代的新使命，是在肯定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中的独特功能与历史贡献的同时，又以制度的力量向以“先行先试”起家的深圳提出的、更加需要勇气与智慧完成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与要求。

　　可以说，“先行先试”与“先行示范区”既逻辑相联，又使命相继。对于深圳而言，二者的不同就在于时代所赋予的功能与使命的差异，即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不同历史阶段所承载的改革内涵的不同，带来其功能与使命的承继性变化，如由率先改革开放到率先深化改革；由完成社会转型到带动社会全面发展。但是，其根本都是“率先”探索性改革。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最早、最成功的经济特区，作为中国道路的先行者，作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践路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性增长极，不仅以过去40年的发展奇迹证明了中央创办经济特区战略决策是正确的，而且还将以其在未来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的勇于探索，在授权改革中的大胆实践，继续证明这一战略决策的正确性。特区的生命力，不仅源于经济特区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更是源于中国道路的制度力量，这也正是今天的深圳能够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继续砥砺前行的制度力量。

　　作者系广东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