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在综合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出新出彩，可重点在以下五个方面发力：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传统商贸行业焕发新活力

　　要用好广交会平台。广交会除了面向国际市场，还可以面向国内市场，真正实现商贸的“双循环”。把广交会办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其中关键是利用好大数据，研究广交会的数据资源，精准分析海外客户的需求，为国内各行业各类企业提供精准的信息服务，形成强大的牵引力，从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仅要发展新的商业模式，还要促进传统商贸企业转型升级。一方面，传统外贸行业要用好互联网、5G、物联网等新技术，发挥其传统的商贸优势，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培育和吸引互联网商贸总部企业入驻。另一方面，广州专业市场发达，要探索利用互联网平台，促进传统专业市场转型升级。

　　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配套珠三角制造业。以家居行业为例，广州并不是制造中心，欧派、索菲亚等家居定制行业工厂大都设在佛山、东莞，但是其总部却选择在广州，看重的就是广州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以及服务业较为发达的优势。类似这样的企业，如何帮助其做大做强，是广州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努力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一定是消费大都市，购物、文化、旅游、饮食、电子商务等，可以推进互联网和各类消费业态深度融合。广州是国际知名的美食文化中心，汇聚天下美食，各类食肆遍布大街小巷。大力推动“24小时夜间经济”“直播电商之都”建设，传统消费与新兴消费模式齐头并进，是广州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

　　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更新相结合，培育城市经济新增长点

　　可以借鉴成都建设“环高校成果转化区”的经验，结合城市升级充分发挥广州科技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建设“环大学（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圈”，不断提升广州的科技创新实力。

　　在老旧城区改造中，要更多强调以人为中心来构建产业生态，产业的发展结果是满足人的需求，生产过程也要考虑人的各类需要。如在老旧城区改造过程中，既要保留传统文化，也要规划居民的就业生计问题，使一些传统行业和传统文化能系统性地保留下来，也符合广州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的要求。

　　加强城市“软件”建设，营造国际化、安全、优质的生活环境。可将国外居民在广州生活、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的信息统一在一站式英文平台上发布，将相关申报资料、申报程序、审批进度查询等信息置于平台上，为国外居民在广州创业工作生活提供全方位的便利。

　　大力发展金融等中介服务，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

　　加快推进广州国际金融城、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重大平台建设，大力支持和发展金融类专业型智库。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加快推进和全面铺开，金融开放和改革创新的进程必将加快。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应进一步加强谋划，尤其是在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等新理念、新业态方面不断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大力培育和支持高水平专业型智库发展是非常迫切和关键的举措。

　　充分发挥广州医疗资源丰富的优势，做大现代健康产业

　　广州三甲医院达62所之多，知名医科大学6所，与北京和上海几乎不相上下。根据最新的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前100强广州有9所。广州拥有全省64%的名医资源，是华南地区名副其实的医疗中心。要让这些资源真正发挥作用，同时与康养结合，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把南沙自贸区建设成为连通内外“双循环”的最佳网络节点

　　自由贸易试验区不用封关运行，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不存在物理屏障阻隔，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制度创新也部分具备自由贸易港的功能和优势。因此，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连通内外“双循环”的最佳选择。既要以我为主进行经济内循环，同时必须坚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绝不闭关锁国。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形态，非常契合“双循环”的经济格局。

　　用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为发力点，推动广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广州做大做强服务贸易的最大优势，依然是港澳因素。香港、澳门的国际化程度、人才专业化程度以及高端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在现阶段依然是内地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在当前的国内外环境之下，应该尽快推动南沙自贸区港澳园区建设上马，加快CEPA中服务贸易条款的高标准高质量落地。

　　数字贸易跨越国界，是打破国际霸凌的最佳手段。在南沙自贸区人工智能产业园的基础上叠加数字贸易示范园区，通过财政税收手段，培育、扶持和吸引数据服务领域有潜力的企业。充分发挥微信总部在广州的优势，在南沙自贸区内推动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从线下向线上业务拓展，联合移动支付巨头企业建立小批量国际贸易快速通道，打造数字自由贸易区。

　　作者系中山大学副校长、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系广州新型智库决策研究成果——新发展格局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