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开局起步，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广州如何走出有特色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之路？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专访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他认为，广州应瞄准更高目标：追求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世界一流的国际合作。广州应该从营商环境着手，转化优势，吸引世界一流的国际合作，说到底就要靠制度创新。

　　把对外开放优势转化为畅通国内大循环优势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广州要重塑优势，重在顺应变化。林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双驱动，从两头在外转向自主与开放兼容。未来，中国经济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不同于四十多年前“借你宝地一用”，如今想要继续吸引世界一流的国际合作，除了人力、土地、租金、税收等传统优势之外，关键还在于“软环境”，即营商环境，比如维护知识产权、促进消费等。

　　对比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城市，林江认为，广州享有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便利，这的确是硬件优势，但当下吸引力还不够。目前，高水平外商投资需求正在突破硬件条件，需达到更高层次，即能否消除要素流动的阻滞，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在这里赚到钱了，能不能便捷地‘拿走’？”林江指出，这取决于市场潜力和规模，需要营商环境来留人，说到底就是制度创新。

　　如何做到制度创新？林江认为，在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广州需要把对外开放优势转化为畅通国内大循环优势，以“对内开放”促进对外开放。

　　一方面，把发展国际物流优势转化为畅通国内物流通道优势。林江指出，5G应用不只是在通信领域上，真正的5G应是万物互联，应充分发挥广州乃至广东发展国际物流通道的优势，协调推动物流通道省际合作、区域合作，以数字化和智能化助推流通企业转型升级与跨界融合，建设便捷高效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同时，充分发挥广交会在畅通内外循环中的作用，加大境内采购商邀请力度，线上线下全方位驱动，助力供采双方精准对接，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此外，还应积极组织各地驻广州商会与穗企开展对接合作，为广货走向全国提供便利和支持。

　　另一方面，把全球产业链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优势。林江表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一方面需苦练内功，加快推进加工贸易向品牌、研发等产业链高端延伸，加强自主品牌培育、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推动高端海外消费回流、本土品牌崛起、新消费模式兴起；另一方面需要引导广州优势企业开展全国产业链条布局，带动中小配套企业走出广州、广东；促进广州优势产能转出去，并带动相关设备、技术和服务的贸易增长。

　　引领示范，畅通多层次国内大循环

　　林江认为，广州要把对外开放优势转化为畅通国内大循环优势，还应在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协同创新优势转化为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优势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开放程度高、改革自主权大、牵引集成功能强，是广州充分释放发展潜力、培育壮大新优势的关键抓手。目前，广东与泛珠各省区在基础设施、能源、产业投资、商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取得很大突破。未来，广州要以泛珠区域合作空间为基础，继续强化差异性经济合作及互联互通，在更大范围内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提高生产效率。具体来说，要进一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在更大范围构建产学研协同机制，实现高端科技资源整合；依托广州“新基建”和数字经济优势，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到产业的全链条，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助力企业更精准地联动消费者需求，从而降低产业链各环节成本；充分利用广州网络和数字技术与现代服务业跨界融合的新兴服务业优势，推动“互联网+直播+社群”等新零售业态发展，大力发展在线新经济模式，推动新消费模式崛起等。

　　林江指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重要结合与对接区，广州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把原来适用于自己的模式“扩展”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推动建立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要载体的更大范围的区域性市场循环体系，建立一致且有执行力的政府行为准则和市场规则，打破各类隐性市场准入壁垒，加快促进财政、教育、医疗等融合发展；同时，全面促进消费，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支持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健全养老、医疗、教育、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等政策体系，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提升社会整体消费意愿和能力，实现各种要素在大湾区内的自由流动，促进大湾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畅通国内大循环。

　　“如果没有‘对内开放’，那么对外开放就是一句空话。”林江认为，时不我待，紧扣新时代新命题，广州不能先做“省内一流”再做“世界一流”，应该以追求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为直接目标，以高水平制度创新赋能广州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