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疫情给整个中国带来极大考验，从国家的治理体系到人们的精神秩序都在这场考验中得到检验。在全国上下众肩齐扛、众志成城下，抗疫形势发生了积极变化，所有人都希冀尽早迎接这场战疫的最终胜利。

　　而无论国内国外，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如一面镜子，照出了社会治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秩序的状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认识自身的情境：它让人们确证了个体人的脆弱性，从而也告诉人们从本质上需要团结；而一个在有为的政府主导下具有坚强向心力的共同体，是个体生命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

理解中华民族自身的精神结构

　　在这场共同困境中，中国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封城的举措扛起抗疫的重任，将疫情的传播最大限度地限制和降低。还以对人民负责任、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限制各地流动性，牺牲经济下滑的可能性而首要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政府的举措也得到中国人民的理解与配合：自主地居家减少活动率、戴口罩、配合出入的体温检测、有序出入公共场所……中国人以现代人的自主理性和公共精神叙述了这个生活共同体整体上的教养。这样的治理模式与国民秩序如果还要遭受一些逻辑混乱、双重标准的指责的话，那结论很简单：那些鼓噪者们是放弃了“自身的尊严”，以飨自身精神上的无力。在这还未完全结束的公共灾难中，不同样式的文明之间相互攻讦并不是成熟而理性的现代文明框架下所应做的事。不过，置身于这样的公共灾厄迎面击来时，团结一致对抗疫情的中国人有了真正理解自身深层的、共同的精神结构的时机。

　　现代世界全球化的大交往使很多民族越来越看不清自身在人类文明价值序列中的存在意义，也越来越不理解自身的精神价值观念将走向何方。这导致了用简单的、虚假普遍的“通约”模式来理解本民族以及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结果酿成了许多内部冲突（本民族古与今的冲突）、内与外的冲突（自身文明与他者文明的冲突）。 中国人自近代经历了“西体中用”“中体西用”的东西文化剧烈碰撞之后，就逐渐懂得要以更复杂、更成熟的理解框架来理解和定位自身文明的精神与价值内核；这个学习过程的代价之昂贵也使中国人深刻地意识到，坚持自身独有文明内核与参照他者文明之辩证法是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并获得自身发展的不二路径。

“我—家—国”：中华民族的精神结构

　　现代文明尊重个体的自由、权利与尊严，这种个体意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在发育与成长。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核心精神并没有在风云激荡的“现代洗礼”中失去正当性。相反，恰是这种文化传统的核心精神敢于拥抱现代文明并与现代文明的结合，形塑出当代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与价值意义体系，它既包含着因文化传统精神的承继而使中国人的心灵具有文化、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也包含着自近代以来的“现代洗礼”所具有的个体自主、个体理性意识。

　　所以，要理解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结构，绕不开“家”这个层面。“家”是中国人自我认同的现实与精神起点，亦是中国人进行社会活动的最终意义归宿与落脚点。在这一回环中，就是中国人的人生。中国人的角色责任意识使个体嵌于家的运转中而识别出“我”，而后“我”在家的世代承续中获得个体生命意义与情感归宿，又因个体的生命热力在勾连起世代传承中使家得到壮大；家的壮大的前提条件是国之昌盛，所以“我”须得为国之兴亡事务而尽责。

　　“国—家—我”就这样形成了一种独特存在结构。对中国人而言，家不单单是现代世界中社会组织的基本功能单位，它还是个体精神的承载器与动力源，更是联结起个体与国家活的有机体。总之，“国—家—我”或“我—家—国”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内核，它会生发为重统一与团结、爱国、求和谐、尚大同等精神表达。而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内在地引导着作为民族成员的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实践，故而在这次疫情中，我们能看到中国社会整体团结而有序地一致对抗疫情，绝大多数人识大体、顾大局，为大家的健康与平安而限制自我的行动，安守在家中为抗疫的胜利做着自己的贡献。

　　什么是民族精神？百年前在中华民族面临着何以立足的生存危机时就开始追问的问题，现在我们也依然要追问。那种能引导民族成员生活实践、凝聚得起人们、动员得起人们并让这些团结在一起的人们有共同的向往与希冀的东西，就是民族精神。它也许被表达为一些抽象的文化理念，但更真实地是体现在千千万万民族成员的真实生活的行动选择与共同向往。

　　中华民族是经历过风浪和考验的，历史沉淀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重团结、重统一，向往家国安宁繁荣，这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而“我—家—国”这种在世代传承中联结、在为国尽职中为家造的地基的精神结构，这是中国人最深层也是最朴素的精神条件。这样的精神结构使中国人的行动与选择不同于别种文明传统中的人，但也是他种文明仅从外在所不能理解中国人的选择与行动的缘由。所以在这次疫情中，中国人通过安于自己的本分、宅守家中而实现对疫情的对抗，以自己所能做的事情而参与维护共同体的同时亦是维护自身生存秩序的队伍。其实，每个人认清自己的存在，努力践履自己的本职，就是团结。一个民族、整个人类如果在面对一种共同困境时不能保持一致性的行动方向与精神秩序，如果在这样的时刻失去团结，就不会有未来。

中华民族的精神向往：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疫情暴发点从亚洲转移到欧美时，虽然各国的应对措施与民众反应各自不同，但各国都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中国人在面对这样的共同困境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精神会以主流之势得到表达，也会化成具体的共同行动。这次疫情，中国就以负责任的姿态将疫病传播控制到最可控范围，并积极地与其他需要中国抗疫经验的国家与地区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这种全球性事件面前，全世界的命运相通。这些举动是一个窗口，反映出现代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追求共享、共治的合作与参与理念，更透露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明自我责任意识与精神向度。在中国疫情集中暴发的时候，西方一些声音“谴责”中国封城是“侵犯人权”等，聒噪而不讲道理，且多少有些落井下石的味道。这既暴露出现代世界文明互鉴、互融的前路有艰，也显露出文明在对照时价值取向的不同。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认为，中华民族之精神很重要的一个面向是重人文、向往人类大同。这种精神向度使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建立普遍的生存意义与文明尺度的关怀，中华文明所追求的价值尺度是“同天下之利”，它既是这种文明内在结构中的共享向度，也是一种提醒自身所负的文明责任的自我要求。这种文明基因传递到现代中国，使中国在全球化的大交往时代中表现出乐于共享、共治、共担责任的文明气质。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就成为中国与各国交往互利的准则与主张。

　　在这个共同问题、共同风险凸显的现代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显得意义非凡，这是中华文明在促进文明对话、建立全球秩序所贡献出的中国方案。它内含着中华文明追求和而不同的文明视野，也在关键事件上反映出中华民族精神所具有的文明气魄。中国在这次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中，不但彰显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也会因负责任的举措与模式为中国赢得更多朋友与更广泛的合作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