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族群在社会交往中通行什么样的礼仪，通常有其民族变迁的历史渊源。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社交礼仪也越来越呈现了趋同的态势。于是，影响礼仪变革的因素，从以往比较单一的历史性继承，一变而为多元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因素至少在历史继承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时代精神、跨文化交往、公共卫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考量。相见礼仪中的握手礼即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例子。在当今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于平息，而海外却遍地汹涌的环境下，重新审视国际通行的握手礼的变革问题，实属必要。

20世纪初握手礼引入中国

　　相见礼仪主要指在日常相见、聚会等场合见面时，向对方传达尊敬、亲热等各种情感和心意的方式。通常而言，人们熟知的相见礼仪有握手、拱手、拥抱、贴面、跪拜、脱帽、鞠躬等形式。但在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相见礼仪中，若论使用频率和普及程度最高的，则恐怕莫过于握手礼了。各行各业，世界各地，但凡有交往的地方，就一定有握手的礼节。握手礼，实在可以说是社会交往中相见礼仪的“硬通货”。

　　中国通行握手礼，是从20世纪初“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开始的。鸦片战争后，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闭锁的国门。自此，西方的各种观念、思想、习俗开始加速传入中国。进入20世纪初，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新生活运动此起彼伏，由此带来更为彻底的社会变革。比如，教育方面，废除祭孔读经、废科举考试等；日常生活方面改易陋俗，剪辫子、禁缠足等；社会交往方面自然也不例外，新礼仪建设如箭在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握手礼在中国日渐流行起来。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握手礼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和采用。如邹韬奋早在1929年的一篇文章《磕头运动》中就说到“时髦的见面礼是握手”，沁芳也在《作揖与握手》中提到，握手礼“代替了叩头而作兴起来，握手也有要将作揖排挤掉的势子”。此外，钱钟书《围城》中大量关于握手礼的描述，或也可以看作是来自那个时代的见证。

握手礼的弊端

　　但显然，对握手礼日益“时兴”的现实，当时也有许多人是不满意乃至明确反对的，这从当时报刊的诸多批评握手礼的文章可见一斑。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对握手礼的讨论（实际上主要就是反对）基本没有停止过。如林语堂《论握手》（《论语》1935年第72期）、孙麟昌《握手商榷》（《机联会刊》1935年第120期）、沁芳《作揖与握手》（《新中华》1936年第4期）、大自《握手礼》（《北洋画报》1937年第31卷），这些文章大多对握手礼的流行提出了不满和批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握手礼的反对几乎没有停止过。但在反思握手礼的弊病时，反对的理由则越来越聚焦到卫生需要上来，并倾向于将作揖礼作为替代的形式。如20世纪60年代，邓拓就在《燕山夜话》中写道：“如果与朋友见面，一一握手，病菌必然要随着握手的机会而传染给许多人。……朋友之间见面握手的举动，实在是有害无益的举动。”“那么，有什么可以代替握手，来表达友情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按照本民族的传统礼节，取其简便易行者，去其繁杂无用者。……我们从古礼中唯一可以斟酌采用的便是‘作揖’。”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作家韩少功更是以《作揖的好处》为题，分析以作揖礼代替握手礼的好处：“就说握手吧，这种西方礼节已在中国全面普及，广有作为，但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它实在比不上我们传统的作揖。”他认为，作揖礼至少有四点优势，即卫生、省时、优美、自主。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废弃握手礼，以作揖礼（拱手礼）取而代之的呼声再一次高涨。如项纯文在《倡导以拱手礼代替握手礼》一文中写道：“衡之握手礼，其不科学者有四，繁而不周者有三：易传染疾病，多握之后易疲劳，握后常不能及时洗手，给工作、会谈、会宴时的喝水、吃饭等带来隐患，明知有传染病（如肝炎）因怕失礼而不得不握，此四者为不科学；数十人以下须一一握手颇费时间，数十人以上不能遍握而于无意中有亲疏，群众场合只能握其代表而实际并无代表性（因群众多希望与自己敬爱的领导人握手），此三者为繁而不周。”在分析握手礼的“不科学者有四，繁而不周者有三”之余，文章认为，拱手礼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礼节，“《礼记·曲礼上》：‘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论语·微子》：‘子路拱而立。’”作者进而指出：“握手礼是近现代才舶来而成风气，现在既有以上列诸多弊端，不如重行拱手礼。”

对相见礼仪予以革新

　　由此来说，从握手礼进入中国成为流行的相见礼仪，已经上百年的时间。但在这百年之间，人们对握手礼的思考和争议没有中断过。另一方面，百年间中国的国力却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巨变，中国人正在走向富裕，中国人的文明素养不断得到整体性的提升，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广大中国人的整体性共识。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正在由“输入型现代化转换为辐射型现代化”，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去，旅游、学习、工作……中国的国家形象、民族形象也需要来一个全新的重塑和传播，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的历史，也需要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得到更为深广的认知。在此语境下，从文化意义来说，将相见礼仪予以革新，以拱手礼逐渐取代握手礼，则正逢其时也。

　　变革的窗口已经再一次出现。自2019年末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14亿中国人骤然推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这一疫情响应的最高级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原有的生活、工作节奏，并深刻地改变着人们诸多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此外，海外疫情肆虐，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伊朗、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疫情正在呈现全球扩散的态势。可以预见，疫情将无差别地改变各国人们的固有思维、行为习惯。

　　新冠肺炎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因此，减少近距离密切接触，强化接触传播、飞沫传播和空气传播的感染防控，正确选择和佩戴口罩、手卫生是感染防控的关键措施。另外，有不少医学专家认为，新冠肺炎有可能转成慢性传染疾病，像流感一样长期在人群中传播。由此来说，重视卫生防疫将成为每个人必须承担的公民责任，陌生人们之间减少近距离密切接触也将成为人人都必须拥有的基本常识和行为习惯。在此语境下，从卫生防疫的意义来说，对相见礼仪予以革新，以拱手礼逐渐取代握手礼，也是一次重要的推行时机。

　　从历史文献的查找中可以发现，作揖礼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从西周起就在相见礼仪中广为采用。现在我们所说的拱手礼其实就是古人常用的作揖礼，清代的阎若璩在《论语》《述而》的注释中说：“古之揖，今之拱手。”拱手作揖行礼有多种具体形式，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举手，正如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所指出的：“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拱手礼的推行，在当今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现实基础。2012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在“春晚”上倡议大家给长辈行传统的“拱手礼”，引起诸多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有人认为拱手礼只适用于平辈之间，而不适于向长辈行礼。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据《周礼》记载，作揖有土揖、时揖、天揖、特揖、旅揖、旁三揖之分。土揖时拱手稍向下，后多用于对下级或晚辈；时揖时拱手平推，多用于平级或平辈；天揖时拱手稍向上，后多用于上级或长辈。此外，特揖是一个个地作揖，旅揖是按等级分别作揖，旁三揖是对众人一次作揖三下。此外还有长揖，即拱手高举，自上而下行礼，如此等等。不过，由“春晚”倡导推行“拱手礼”而引发的争议，倒是让我们更加确信，推行拱手礼，以拱手礼代替握手礼，根本的分歧不在于其是否要原封不动地照搬传统的形式，而在于如何以当代的需要，创造性地改造传统的形式，让它既有传承的印记，又更加契合时代气质，为大众所接受，为丰富、提升当下的生活品质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