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决战脱贫攻坚工作中，社会帮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行业协会、企业以及个人积极投身于帮扶事业，大家都为贫困地区人口摆脱贫困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从实践成果来看，对口帮扶、社会帮扶也以其显著成效丰富发展理论，成为值得借鉴的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要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力量。要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我国以“精准扶贫”作为实施方案，将扶贫作为地方考核主要任务，上下一致全力推进扶贫工作。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深圳经济特区因改革开放而生，是在全国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感恩改革开放、回报全国人民，是深圳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一直将推进脱贫攻坚、支持后发展地区发展作为自身的重要使命，积极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对口帮扶、共同富裕的脱贫攻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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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对口帮扶、共同富裕的脱贫攻坚路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

　　在中国，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边远山区，导致贫困的原因主要是资源禀赋差异与生产要素分布不均。中国政府从发展的眼光去布局和实施扶贫策略，更侧重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要素援助和劳动技能培训。其中“精准扶贫”作为具体的实施策略，是以政府有能力了解真实信息为施策基础，扶贫对象基本能够精准到家庭和个人。同时，由于“精准扶贫”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不仅各级政府尽力尽责，制定了详细的任务清单，而且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参与，凸显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国的“精准扶贫”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对口帮扶，能更有针对性地从根本上解决贫困、消减贫困，效果更为显著。

　　中国扶贫与世界其他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路径有比较大的不同。中国扶贫并不单纯依赖慈善资金，或者依靠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投入，而是选择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对口帮扶、共同富裕的路径。政府通过掌握贫困信息，通过动员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共同筹集资金、集合各界智慧，并以“对口帮扶”为主要形式，从根本上解决综合性贫困问题。“帮扶”不仅限于解决发展的能力问题，更为突出的是以“对口”方式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口”能更好地消除信息孤岛现象，摆脱某些公共决策行为程式化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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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在社会帮扶上交出十分亮丽的答卷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与窗口，深圳的扶贫工作成就斐然，在“精准扶贫”方面同样起到了先锋示范作用。相对于其他城市，深圳突出的市场经济环境、高科技创新能力、社会管理创新意识以及强大的企业实力，使深圳在扶贫工作上表现得更为出色。不论是对口支援还是扶贫协作，深圳在扶贫工作上更注重条理性，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效果显著。同时，深圳善于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在社会帮扶上交出了十分亮丽的答卷。

　　众所周知，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繁重的对口帮扶任务的。因此深圳在要求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级政府层层落实责任外，还积极动员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扶贫事业，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帮扶作用。虽然对口帮扶是在深圳市政府的主导之下展开的，但是具体的帮扶工作仍然需要依靠社会组织和企业单位来完成，一大批企业单位、商会、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活跃在扶贫第一线。综合近十年来社会帮扶工作的经验和事迹，深圳社会帮扶工作呈现出几个重要特征：

　　（一）帮扶主体多元化

　　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与安排下，深圳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减贫、脱贫的行动中来，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特征。既有民间组织发起的慈善公益行动，也有行业协会和知名企业主导的社会帮扶。其中较为活跃的民间组织如老年科协、市残联、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心依公益基金会等，先后发起了支医支教银龄行动，帮助残友企业孵化、解决残友远程就业，帮助对口支援地区妇女提升劳动技能，发起乳癌患者关怀及义乳捐赠等公益行动。

　　在社会帮扶中，一大批深圳知名企业组织人力物力积极投身帮扶行动。深圳市已累计推动193家企业到广西投资，投资额达200多亿元，其中2020年就有177家，实际到位投资额92.8亿元。仅在广西，深圳已有75家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结对帮扶广西河池、百色等地的47个国家挂牌督战村。其中，平安、恒大、万科、华侨城、招商局等著名企业，在扶贫办的组织协调下，各自确定了结对帮扶对象，派出得力团队深入贫困地区调查了解实际情况，确定帮扶方案，取得显著成效。如腾讯公司在收到市政府后倡仪后积极响应，主动承担了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发生率达35.22%、剩余贫困人口98户590人的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崇村的结对帮扶工作，围绕大崇村的产业发展、品牌塑造和推广、消费扶贫、教育扶贫、乡村治理等方面开展系统帮扶。包括深圳海吉星等会员企业在内的深圳餐饮商会，借助不同平台和活动为贫困地区推介地方美食、推广餐饮品牌，并与其结对达成生态食材采购协议，帮扶贫困地区农民增加种养收入。

　　（二）社会帮扶形式多样化

　　“结对帮扶”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独创的实现均衡发展的方法，一般是在上级政府的安排下，让社会经济或者其他领域发展较好的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结成帮扶关系，亦即俗称的“结对子”。“结对子”的好处有三：对发展较好的地区来说，虽然需要出钱出力出人出技术出物资，但并不会形成太大压力；而对落后地区来说，有望通过“结对子”获得技术与物质帮助；对上级政府来说，“结对帮扶”既赋予了地方自主性，又减轻了上级的负担。扶贫工作中普遍采用的“结对帮扶”形式，无疑是对以往对口支援经验的继承与深化，只不过从全国范围来说，当前的结对帮扶工作涉及地域广、覆盖人口多，事务复杂程度远胜以往。

　　鉴于帮扶的复杂性，深圳在社会帮扶工作上积极发挥社会各界的能力，结合实际发展出多种扶贫形式。这些形式包括公益帮扶、消费帮扶、采购帮扶、旅游帮扶、基建帮扶、投资帮扶、就业帮扶、智力帮扶等，有的是由市区扶贫办组织的，有的是由各区协同企业实施的，有的是由对口帮扶企业和民间组织开展和实施的。“对口帮扶”过程中，扶贫办往往需要在本辖区内寻找各种资源，其中民间组织和企业是最主要的援助力量。也正因为参与主体多样化，使得社会帮扶形式呈多样化特征。

　　（三）社会帮扶注重当地长期发展而非短期绩效

　　由于社会帮扶给予了各单位相当大的自主性，各单位在实施确定具体帮扶措施时并不追求短期绩效，而是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制定帮扶方案。既重视基础设施补短板，也注重构建投资和产品销售链条，综合解决贫困难题，为当地长远发展创造条件。

　　（四）企业是社会帮扶的主力军

　　在深圳的各项慈善事业和对口帮扶行动中，企业是主要的生力军。很多企业抱着回报社会的感恩心理积极投身于慈善和帮扶事业，践行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在参与社会帮扶中具有行政事业单位所不具有的优势，即技术、产业配套能力和市场，因而在帮扶行动中表现得更敏捷、更高效。企业直接投资办厂能为当地增加利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因而更受当地的欢迎。

　　如福田华威公司计划在广西河池投资10亿元，全部达产后，可带动就业3000人以上。华侨城集团帮扶新疆喀什，与当地合作运营帕米尔高原景区、喀什古城景区、香妃景区。共开行旅游援疆包机2架、专列3列，引来约30万人次赴喀什旅游。

　　恒大集团累计投入110亿元，派出2000余名技术人才帮扶毕节，无偿捐赠5000万元支持建设寻乌县幸福小镇项目，投资1亿元在昭通建设易地搬迁安置区，还计划建设蔬菜大棚基地3200栋。万科集团投资5000万元实施河源仙坑村乡村振兴计划，打造特色乡村旅游样板，捐资1亿元支持云南昭通教育事业发展。深圳大鹏的茂雄实业有限公司在广西巴马投资建设茂雄（巴马）生态康养农业产业园，采用“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以观光农业探索“旅游+”模式融入美丽乡村建设。这些企业已经与当地结成命运共同体，持续为消除贫困贡献力量。

　　在深圳的脱贫攻坚工作中，社会帮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行业协会、企业以及个人积极投身于帮扶事业，大家都为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困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从实践成果来看，对口帮扶、社会帮扶也以其显著成效丰富了发展理论，成为值得借鉴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