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经济形势和着眼解决我国经济中长期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引擎和血脉，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因此，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金融无疑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广州一直在大力实施“金融强市”战略，金融开放水平明显提高，在2020年3月“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27）”排名中跻身全球金融中心20强，是国内一线城市中上升最快的城市。然而，与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相比，广州金融业仍存在开放不充分等问题，主要表现在金融开放定位不明确、金融服务与制造业融合性较差、跨境资本流动受限制较多、金融体系集成创新较少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足等方面。因此，要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出贡献，广州需加快金融开放步伐，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要把握好金融开放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金融开放应致力于解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西方金融强国的经验表明，现代金融市场的开放、创新和发展，成功地服务了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解决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奠定了金融基础，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因此，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制度面临新一轮开放和变革，必须根据广州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加快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只有广州的金融开放定位明确，广州的金融才会变得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才能给予广州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更精准、更直达的金融支撑。

　　其二，加快金融服务开放，探索建设“内需驱动”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依托广州先进制造业和金融业集群发展优势，探索建设“内需驱动”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广州具备较完整的制造体系，有着先进的制造业发展基地，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优势突出，其科技创新成果可与本地消费需求相匹配且实现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广州本地资本市场融资、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保险和期货等金融服务的开放对广州制造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顺利运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起到了桥梁和润滑剂的作用。这意味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必然会围绕“内需驱动”，实现金融服务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其三，扩大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探索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金融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一方面，扩大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不可或缺。为适应这一选择，广州应扩大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允许更多的外资和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另一方面，还需要逐渐放松对各类资本流出的控制，因为如果没有自由的流出，就不会有踊跃的流入。流入和流出的自由化，将促使所有金融机构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升风险控制能力，推动与国际区域市场的交流与合作，降低成本，为广州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而有利于推动具有“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其四，通过金融科技开放引领金融体系集成创新，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前，广州应把握目前我国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机遇，在体系建设上，完善具有广州特色的绿色金融体系和科创金融体系，推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服务民生上，以可持续为基本前提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着力缓解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展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金融。在政策协调上，探索构建矩阵式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逐步扩大宏观审慎政策的覆盖范围，切实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其五，支持广州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先行先试，完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形势下，跨境币种选择的非市场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对于开放排头兵的广州来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先行先试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在广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先行先试的过程中，要注重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以及大宗商品计价方面的运用。一方面可以利用双边本币互换、对外援助、对外优惠贷款等机制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另一方面要加强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设，提高人民币清算结算效率，逐步降低中资金融机构对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依赖，维护金融支持广州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