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广东省党校系统公共管理学术年会暨第三届“北上广深”超大城市治理创新论坛在广州市委党校成功举办(红棉论坛第25期）。广东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张广宁，中央党校报刊社副总编辑熊若愚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广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孟源北研究员作《新时代我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广州路径——广州构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新格局的探索》的主旨报告。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丁旭光研究员主持会议。

　　近年来，广州积极探索党建引领超大城市治理创新，构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升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初步形成了广州超大城市治理新模式，值得总结推广。

　　超大城市治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聚焦市域社会治理难点痛点堵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创新活力，从而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助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近年来，广州通过构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与规律的社会治理创新路径，为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超大城市治理创新提供了广州经验。

　　一是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通过探索单位党建、区域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动方式，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建强党的基层战斗堡垒。实施基层党组织“头雁”工程，推进各领域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构建以街道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驻区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内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新格局，让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唱主角”，聚焦基层治理的难点、痛点、堵点，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诉求和困难，推动实现了基层治理“有呼必应”，将自上而下的政令落实与群众自下而上的权利诉求高度统一了起来。

　　二是构建高效的政府管理体系。按照整体性政府的理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工作机制作用，将过去碎片化的条块体系整合为一体化工作流程，在违法犯罪防控、矛盾纠纷化解、群众诉求收集、安全隐患排查等方面，高度整合不同部门与基层的力量，在问题发现与问题处置之间实现无缝连接，形成治理合力。另外，广州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政府职责，不断提升政府的法治化建设水平，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最重要的，政府将保障民生作为重心，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不断改善，切实增强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是实现社会协同，完善多元治理格局。与社会管理主要突出政府作用不同，社会治理更加注重依靠多元主体的力量。广州通过探索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模式，既促进了社会组织数量的快速增长，也有效推动了社会组织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深度转变，弥补了政府资源不足，推动了基层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通过政社合作等形式，实现了区、街、社区党群服务阵地的全覆盖，更好地服务党员、服务群众。广州还积极创新机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嵌入市场机制，调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促进企业运用商业手段和先进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了社会治理的效率优化。另外，以“广州街坊”为代表的志愿者，如“白云快递小哥”“荔湾如意平安骑队”“花都秀全大妈”等社会群体，在社会治理中成为社情民意“信息员”、邻里守望“巡防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等，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协同，充分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与有机互动，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及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形成了社会治理的系统合力。

　　四是完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意表达机制。治理与管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广州市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尊重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大力推动公共事务决策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效于民。通过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人民群众通过参与基层自治实践，能够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让大量矛盾和问题妥善解决在基层。广州按照“116”工作法，即建好一个议事厅，落实一个议事制度，抓好议题收集、酝酿、协商、决策、执行、监督6个主要环节，完善群众协商议事制度建设，聚焦群众最关注的热点、痛点和难点问题，指导村（居）委会建立健全协商事项目录清单，通过村（居）民议事厅提交村（居）民代表会议进行商议和表决。面对新型物业小区出现的新问题，为破解业委会选举难和运作不规范等问题，探索由街道牵头组织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促进了业主、物业服务企业和政府三方对小区的协作共治。在重大民生决策、城市建设管理决策等诸多领域建立了公众咨询监督制度，就公共事务的决策进行民意征询，促进了民主协商。

　　以“政府-社会-技术”良性互动

　　促进大数据赋能社区治理

　　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与国家治理的深度融合，大数据技术正逐步进入基层治理场域，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不但作为客体被嵌入社区治理体系中，以适应不同治理场域的具体治理需求；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又反过来作用于治理主体，从而对社区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效能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

　　由于我国社区普遍存在资源投入不足、治理能力较弱、社会资本缺失等难题，因此行政主导、自上而下的推进路径往往成为社区大数据技术治理创新的主要模式之一。这种创新模式往往分为三大阶段：一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行政资源、数据资源、社会资源的高效整合，将大数据技术引入社区治理场域；二是大数据技术对政府进行赋能，通过大数据技术降低治理成本、破解治理资源不足的瓶颈，从而提升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效能。三是大数据技术对社区主体进行赋能，通过大数据技术降低沟通成本、培育社会信任、促进社会参与，从而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能力。由此，政府—社会—技术在社区层面形成了较好的互动机制，技术通过对政府和社会的双向赋能，推动了社区治理困境的突破和治理效能的跃升。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这种行政主导的创新模式是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社区主体发育相对不良、社会资本相对贫弱的状态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大数据技术的确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要实现政府-社会-技术多维的良性互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方面，要摆脱大数据技术治理的路径依赖，着力赋能社会。大数据技术之于社区治理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赋能社会，也可以带来某些“去多元化”的负效应。应着力培育多元的社会主体，加大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和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服务，提升社区社会资本，以避免陷入政府唱“独角戏”的困境。另一方面，要避免大数据技术对社会空间的过度挤压，守住安全底线。在大数据时代，基层政府在便利人口信息收集、提高社会管控和动员能力的同时，应积极应对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等风险。

　　　构建超大城市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2018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广东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这为广州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广州紧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思想内涵，坚持党建引领，优化政府职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探索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新路径、新方法的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成效。

　　以党建引领构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的治理新模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与最大优势。在2019年广州《全面提升组织力构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基层党建工作格局实施方案》出台后，广州围绕增强政治功能、健全组织体系、建强战斗堡垒、扭住实干导向、推行强镇街带村居、强化工作保障等6个方面，提出30条具体工作举措，以“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的行动要求，实现了“问题收集、街道号召、部门响应、处理反馈、核实结项、综合评价”的闭环管理，让资源有限的基层街道能够扩权赋能，为城市痛点难点问题的突破注入了新动力，有效推进了市政建设、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进程。

　　政府负责主动开拓多元参与的共治渠道。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广州市好的经济基础、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使政府能主动接受新生事物，配套完善制度体系，为多元共治创造了良好发展空间。长期以来，广州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社会工作机构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社会多样化服务的供给资源不断扩充丰富。此外，广州市以城市更新九项重点任务为切入点，跟进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治理等问题，依靠公众提供的线索深挖根源并形成监督合力，倒逼职能部门提升工作效率，营造了市民守护家园，参与社会治理的良好格局。

　　充分运用“智治”手段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广州充分利用国内领先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及信息智能化技术，在资源整合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回应民生需求等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如广州“12345”政府服务热线已建设成为集政务咨询、政民互动、民生诉求、投诉举报等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该服务热线已完成40多个市直部门服务专线的整合，基本实现群众诉求的“一号受理”，为响应群众需求还及时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和在线客服等移动端服务渠道，并与政府、政务服务大厅、市紧急救助中心等网站平台互联互通，形成了覆盖面广、多层次多渠道融合的便捷服务体系。智能化的服务实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提升了服务效率，群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显著提升。

　　现代社会治理是一项从内在理念到外在技术的自我突破与主动转型进程，它离不开党的顶层设计与引领驱动，需要诉诸政府自身职能重塑促进合作共治，且必须始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只有遵循这一逻辑，才能将国家与社会从传统治理的支配性和依附性关系转变为现代治理的国家与社会间良性互动关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作者:王芬，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

　　党建引领城中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城中村人口结构多元、利益主体多样，城中村社会治理是市域社会治理的痛点与难点。加强党建引领下的组织体系建构，纵向理顺镇(街）、村、经济社三级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横向凝聚多方治理力量，推动多元主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是促进广州城中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一要健全“一核多元”区域化治理体系。构建“1+5+X”机制，“1”即镇（街）党（工）委牵头的城中村党建联席会，由镇（街）党（工）委委员兼任党建联席会负责人；“5”即驻村单位、集体经济组织、“两新”组织、小区业委会等组织，“X”即党员干部、居民群众、志愿者等服务队伍，在推动落实重大任务中实现党群联动、资源联合、协同联治，确保党组织作用发挥与治理机制有机衔接、良性互动。

　　二要优化城中村四级网格党建组织架构。在现有的“村党委—经济社党支部—村民小组党小组—党员”四级网格体系的基础上，按照楼宇、商圈、园区等不同类型优化网格设置，整合本地党员、流动党员、结对共建单位党员等资源，划分建立党员网格责任区。

　　三要统筹建设综合调度服务平台。联通“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综合调度服务终端，融合“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功能，梳理职责和问题“两项清单”，配强调度和服务两支队伍，形成“区-镇（街）-村-经济社”四级快速响应机制，实现城中村治理问题的一站式受理、全人群覆盖、全口径集成、全区域通办。

　　四要推进本外融合共商共治。党组织引领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发挥作用，提升面向外来人员的就业维权、技能培训、入学入托等公共服务质量。同一户籍地外来人口、党员人数较多的，引导其成立流动党组织。健全党建引领的外来人员议事决策机制，推进非户籍常住党员居民参加城中村“两委”换届试点工作。

　　多措并举推进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进入新时代，流动人口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及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要求融入城市社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未来，超大城市仍需通过制度、政策和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扫除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障碍。

　　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的枢纽作用，建立社会融合工作的长效机制。市域具有相对完备的立法和行政权限，具有统筹县域和基层的行动能力，有助于克服县域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协调能力不足、反应不及时等问题。因而，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工作，要发挥市域层面的承上启下作用，推动资源向区、街镇、社区等基层方向下沉。

　　倡导政策设计理念由均等化转为高质量，推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地方立法，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标准和政府部门的供给责任，为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提供制度保障。完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工作财政经费保障制度，建立电子化、标准化台账，掌握投入支出情况，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

　　提升社会力量的自治能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在建立流动人口党支部、异地商会等自治组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建立更多类型的自治组织，通过“乡亲管理乡亲，老乡服务老乡”的方式开展服务管理。通过培育专业社会组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引入公益资源等方式吸纳社会力量，缓解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

　　挖掘大数据的附加价值，推进大数据赋能社会融合工作。多渠道多方面收集流动人口数据信息，依据年龄、学历、职业等，科学划分常住流动人口的不同层次需求，实现服务管理的精准化。引入专业力量参与大数据开发，发挥大数据的预测功能，协助政府全面把握流动人口现状、需求及趋势，为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作者：平思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意蕴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公共服务供给新内涵相契合，理解市域社会治理对于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意蕴是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适应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选择。

　　市域社会治理丰富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目前为了弥补单纯依靠政府或是市场治理导致的“失灵”，越来越多的供给主体参与到了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中来，并且逐渐形成了以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力量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行动目标的提出进一步说明了未来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将更加突出强调“多元参与”，体现社会治理“自治”的核心内涵。因此，市域社会治理丰富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进一步印证了对多元主体参与社会自治的驱策。

　　市域社会治理拓宽公共服务供给范围。市域社会治理将治理的范围和层级扩大到覆盖农村并连接城乡，进一步突破县域社会治理的局限性，更好发挥大中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进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新型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意味着未来无论是人口密度还是经济密度都将进一步向城镇集聚，公共服务资源也相应向城镇集中。

　　因此，市域公共服务的供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覆盖城乡、联结上下、协调区域，体现在城市优质公共服务向乡村的转移，区域优质公共服务向周边的辐射，从而确保更多的公共服务红利惠及人民。

　　市域社会治理转变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突出强调“智能化”发展理念，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市域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发展理念契合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可及性要求，强调市域范围内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实现市域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重点在于对公共服务需求的识别以及供给结果的反馈，避免“大水漫灌”式供给，坚持“精准施策”，以此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