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社科理论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格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举行。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市社科联、广州日报社等单位负责人,来自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市社科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部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以及媒体代表共2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强调,社科理论界要深入学习思考、充分认识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要立足广州的实际,围绕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完善内需体系、打造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释放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研,推出一批有针对性和务实管用的研究成果。要加强理论引领,发挥社科理论专家的“智囊团”“思想库”作用,加强重大理论问题的宣传阐释,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客观、辩证地看待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氛围。
在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贡献广州力量
毛艳华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指导“十四五”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区域规划、产业规划、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与新战略,是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
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和核心内容。第一,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在开放中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以我为主的产业分工体系,提升国内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第二,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要在国内大循环畅通条件下不断深化分工体系,实现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从根本上解决低水平技术锁定和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第三,新发展格局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激发新发展活力。要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调整生产关系,通过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重大改革,形成完善的内需体系和分配机制,才能真正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要立足新变局新机遇,准确把握广州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以新发展格局为根本遵循做好“十四五”规划,在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贡献广州力量,实现广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一,着眼于提升综合城市功能,推动广佛全域同城化、广州都市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核一带一区”协调发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广州的支撑作用。
第二,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加快推进劳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三,牢牢把握创新驱动这个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核心动力源,围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全面启动核心技术攻坚战,积极打造世界级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链,推动制造业服务业数字化融合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第四,依托国内经济大循环,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新格局,推动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为特征的制度型开放,促进技术、人才、资本、信息和数据等要素跨境便利流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跨境服务贸易,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释放都市圈建设新动能形成区域新发展格局
杨再高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有利于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加强区域创新,增加内生发展动力,形成循环畅通、内外联动的区域新发展格局。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应主动策应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携手高水平共建广州都市圈,推动形成经济循环畅通的区域新发展格局,在国家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首先,要凝聚合作共建力量,加快凝聚共识,共同高水平编制广州都市圈建设规划,科学构建都市圈协商合作、规划协调、政策协同、一体化发展等机制,破除制约各类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都市圈内外市场更好联通畅通,促进都市圈资源要素高效配置。
其次,要推动基础设施同城化,以国际综合交通枢纽为中心,以城乡“新基建”为引领,推进广州都市圈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轨道、网络和智慧都市圈,促进都市圈基础设施一体化,提高都市圈运行效率及与国内外的连接性。
第三,要促进产业发展一体化,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推动广州、佛山产业高端化发展,促进肇庆、云浮、清远和韶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错位布局和特色化发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都市圈现代产业体系和产供销融合对接产业链。
第四,要共建共享优质生活圈,统筹推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和优质公共资源共享,以污染防治为重点,促进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建设共建共享的绿色都市圈。
第五,要打造以广州为中心的空间新格局,以强化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功能为重点,以广佛全域同城化、广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支撑,推进广肇云韶一体化发展,形成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循环畅通的都市圈城镇体系及空间新格局;抓住“双区驱动”“双城联动”机遇,推进全省及全国形成高质量区域发展新格局,释放区域发展新动能。
发挥广州市综合比较优势构建保障民生的双循环体系
邓宏图 广州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建立完善的国内循环体系也应以民生作为“指南针”,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指引。无数事实表明,一个具有内外(顺畅)循环机能的有弹性的产业体系和金融体系能够及时应对、化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和地缘政治风险对产业链、产业生态和社会民生体系的冲击,使城乡居民工作有机会,生活有保障,未来有希望。
任何城市的经济竞争力主要源于它的产业竞争力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匹配程度。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凡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定具有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广州的区位特点,广州长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各种技术、人力资本、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加上畅通发达的交通系统,已形成了广州特有的禀赋优势和产业优势;广州是国家的重要制造和研发中心,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商业精神,在长期改革开放实践中也积累起了稳健的、包容性强的政策资源和“政商环境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政商环境优势”合成了广州的综合比较优势,是广州构建完整的内外循环体系的基础和保障民生的关键。
实现内外循环良性互动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培育国内、省内、市内消费市场。要增强经济的内部韧性,实现经济的自我稳定,按比较禀赋优势建立健全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系,在关键技术和高端产业上寻求突破,解决卡脖子问题,以“内循环”吸引、促进“外循环”。
为此,广州要发挥综合比较优势,支持、培育和发展不同的产业和业态,包括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也包括个体经济、小微经济,调动不同收入群体的积极性,缩小城乡内部收入差距,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拉动内需,形成各种与本地资源禀赋结构包括劳动力结构、金融结构、地理空间结构等相符合的产业体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创造城乡内部“居民增收-产业升级-金融畅顺-民生保障”的良性互动机制。要加强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努力满足不同收入人群的差异化需要,精准构建社会“安全网”,让不同收入人群得到稳健可靠的社会保障,通过社会兜底方式使低收入人群融进经济发展的内外循环体系,实现人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的消费升级与新消费体系建设
王先庆 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 教授
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经济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商贸和消费领域的数字化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特别是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发展迅猛,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动力,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目前,无论是手机用户上网率,还是手机用户购物使用率,无论是数量规模、比重比率,还是增长速度,我国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
总的来看,数字化消费既是全民抗疫带来的一种意外成果,同时也是中国多年来数字经济高速成长带来的必然产物。一方面,疫情催生和加速了数字化消费进程。疫情的发生导致消费者居家时间增加,消费向线上迁移,催生了“无接触”的数字消费新场景。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为数字化消费提供了保障,推动消费对象和内容的数字化升级。
广州发展新消费的主要优势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靠近生产产地、专业市场众多、社区商业成熟和物流配送发达。对广州而言,要构建新消费体系,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围绕国际商贸中心建设,打造一批优质的消费性商圈和窗口,包括都市级、市级和区级的消费中心,以及机场、高铁、地铁商业体系。二是围绕国际消费中心建设,打造一批人气旺盛的消费聚集区,主要是夜间消费、旅游消费、时尚消费聚集区,包括一批特色的美食节、购物节、时尚节,尤其要打造“广州过年”这样的全国性消费名片。三是围绕消费与制造深度融合,打造一批消费性产业体系,发展“工业+旅游+消费”新模式。四是加强自贸区建设,打造一批高水平的跨境电商体验园区、免税商业聚集区。五是大力发展定制消费。
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做新发展格局枢纽
丁焕峰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华南理工大学)主任
千年商都广州具备内引外联的传统优势,应承担起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做新发展格局枢纽的历史责任。结合广州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引领,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优化消费结构,促进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与引导作用。
第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中心,打通全流程创新链条。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提升创新人才培育、招引、服务水平,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第三,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制造业智能化与绿色化结构调整,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构建广州现代服务业体系。
第五,数字经济赋能,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创新中心。要充分发挥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的重要价值,夯实5G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第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建设营商环境高地。要坚持以企业为中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关键,加快建设服务效率最高、管理最规范、综合成本最低的营商环境高地。
第七,建设世界级创新平台,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要打造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基地;充分发挥科教资源和产业集群优势,建设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全面提升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第八,建设特殊综合保税区,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要强化在“一带一路”中的枢纽作用,大力培育外贸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
持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塑造产业发展新格局
郑英隆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从可持续角度看广州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就是以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以数字技术创新为动力,重构产业价值链,增强产业自主能力和自主可控性,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打造若干新支柱产业,以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塑造广州产业发展新格局。
长短结合,优化产业结构。一要着眼长远,谋划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要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健康、智能汽车、轨道交通、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要把握世界产业的服务化发展方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服务经济中心。三要顺应智能化发展趋势,分步加速制造业智能化发展。要把智能化发展作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主攻方向。四要实施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计划,推动汽车、石化、电子等传统支柱产业和纺织、食品、日化、皮具等传统特色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技术外部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赋予广州产业发展新动能。要通过“互联网+”重组产业体系。新时期广州要进一步加强电子商务在联结消费者和产业供应链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商务链联结产业网络,重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数字技术创新整体带动科技变革、产业变革、社会治理方式变革。
推动产业生态化发展。要构建未来产业体系,促进广州未来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打造全球知名、国内领先的未来产业生态;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推进循环清洁改造;重视产业生态圈,包括人口密度、产业集群的生态考量、企业群落的内外公共卫生、产业主体的资源分布等。
构建安全稳定产业链打造安全发展新格局
韩永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作为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重地和产业链“外联内通”的重要枢纽,广州在急剧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面临重大挑战,亟须对产业链发展进行方向调整和模式优化,以构建安全稳定的产业链条,为打造安全发展新格局提供有力保障。
坚定国际产能合作决心,深化企业国际合作。一是加强与欧日韩发达国家技术合作,对冲中美关系带来的技术链条稳定性风险,尤其是加强高新制造、5G通信、半导体等产业合作。二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继续支持广州企业深化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要鼓励广州本土企业“走出去”,探索设立更多满足双边需求的重大产业合作项目;更新国外产能布局思路,优化“产品输出”、加强“要素”输出和“本地培育”,形成智力、技术、资金、装备、管理和标准的联动输出,提升东道国本土的参与度和分享度,打造位于海外的“产业发展安全区”。
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向制度型开放转变。要进一步促进区域内的规则制度与国际通行的规则制度相衔接,推动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在企业间自由流动,提升广州产业发展的国际吸引力;继续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构筑对外开放规则体系,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制度基础,对标世界银行标准加强营商环境改革,推动优化数字信息国际流通机制的有序开放,从而优化产业链空间布局和生产网络结构。
加强技术创新引领,推动产业数智化转型升级。要重点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紧攻克尖端核心技术高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加强对大项目、大产业投资的审批把关,提高项目决策科学性,完善产业政策的补贴退出机制,形成合理、科学的补贴减额梯度和时间表。
支持周边城市承接转移产业,提升产业区域配套能力。一要鼓励外迁企业与粤东西北地区精准承接,建立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转移承接的项目信息库,梳理亟待承接的产业目录清单,推动产业有序转移承接,带动粤东西北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布局优化。二要加快传统产业园区改造升级,继续提升全产业链配套能力。要以产业园改造升级为抓手,形成“产业龙头+配套”的发展模式,补齐产业链各环节生产短板,提升本土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发展。
自贸试验区应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先行地”
陆剑宝 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研究员
自贸试验区应坚持聚焦贸易投资自由便利方面的改革,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为我国更高水平开放、深化国际合作探索新经验、新路径,对外助力稳外贸外资,对内满足和引领区域市场甚至全国市场需求。
大力拓展消费新模式和新动能。我国有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一方面是打造传统“衣食住行”升级版,继续用好我国庞大的传统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出以网络购物、网络服务为代表的消费新模式。同时,轻奢时尚消费、定制式消费、资讯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领域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健康医疗、养老、文化娱乐、教育以及食品安全等领域消费的多元化供给旺盛,刺激全国市民的消费活力。下一步,需要通过深入挖掘市民消费的新动能,做大做强本地市场的内需基础。自贸试验区通过打破投资和贸易限制,刚好成为提供新型消费品的中转站。
大力拓展贸易便利化的覆盖领域。目前,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的主要制度创新集中在货物贸易上。随着服务贸易比重的不断增加,根据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方向,中国的自贸试验区应该借助“单一窗口”优化升级的机会,将货物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的覆盖面拓展到服务贸易,在系统中逐步纳入技术贸易、离岸贸易、服务外包、维修服务等,加快推进金融保险、文化旅游、卫生医疗、教育培训等高端服务领域的贸易便利化。要分层次逐步放宽甚至取消对跨境支付、专业人才流动等形式的服务贸易限制;在时机成熟后,逐步探索将服务贸易进出口退税申报纳入“单一窗口”管理。
以自贸港建设为抓手,争取更高水平开放。要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探索15%的税收优惠适用范围,不断优化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和人才等要素集聚;继续发挥“一带一路”在全球产品和服务提供上的作用,重点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欧班列”沿线地区和国家的经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