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正加速融入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环节，将对传统的经济社会运行方式产生颠覆式影响。人类社会资源越来越向城市（群）集聚，城市必然是数字经济兴盛的土壤，数字经济也必然是城市持续繁荣的基石。区别于工业时代、农业时代的城市运行秩序，加快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城市运行机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广州作为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在当前数字经济还处于发展的成长阶段，有必要、也有基础围绕城市发展、经济发展、人的发展为重点，率先探索构建全领域的数字城市。

　　一是构建城市数字化治理机制。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这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广州要在城市数字化治理中取得领先，需要进一步建构整体、协同、系统的数字化治理格局。对此，广州要吸取近年来的经验，探索构建包容创新的审慎监管制度，处理好“由谁治理”的问题，构建多元化、立体化的治理主体；处理好“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构建分工协作、边界清晰、平衡互动的治理关系；处理好“怎么治理”的问题，构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治理手段；处理好“治理保障机制”问题，构建法律、监管、政策多位一体的治理制度。

　　二是构建城市数据信息系统整合机制。

　　数字城市是全息感知、万物互联的，需要城市数字要素的共享共通。当前大部分城市包括广州的城市运行还没有全面数字化，而已经实现数字化的领域，数字资源往往是分散的、孤立的、互不相通的。对此，需要加快推动数字系统的互联互通，整合分散孤立的数据信息资源，通盘考虑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构建城市数字“大脑”，避免重复建设，保证数据的权威、准确、统一和充分利用，保障数据高效地共享、交换与整合，保证数据的更新维护和信息安全，保护和节省公共投资。比如，打破各部门垂直、条块管理方式以及周边城市的信息孤岛，规范统一各类软件信息系统的协议和标准。充分提升广州大数据设施和服务平台的辐射功能，促进数字湾区建设。

　　三是构建城市产业数字化升级机制。

　　当前，广州在数字技术端，还没有完全形成全方位对接各行各业的数字转型技术、工艺、流程、标准；在传统产业端，服务行业数字化程度较高，但工业行业主要处于手工化、机械化、电气化、半自动化并存的阶段，还难以较快实现数字转型。因此，需要构建产业数字化升级机制，打通数字端与产业端的“通道”。广州拥有产业基础优势，要大力释放建设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的辐射带动功能，在加速创新与积累的过程中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步联动，搭建数字企业与传统企业的互动平台，促进数字生态基础要素端、平台架构主体、融合应用领域的对接，提高企业上云上平台、生产方式数字化改造的效率，提高数字企业有效创新的效率。要协助降低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潜在风险和成本，协助搭建上下游数字服务对接渠道和产学研合作平台。

　　四是构建市民数字素养提升机制。

　　以人民为中心是城市的发展根本目的。“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行业之间、技术领域，更加体现在人的发展现代化领域，突出表现为人的数字素养还没有完全跟上数字技术发展的趋势。广州常住人口超过1500万，努力提升人口现代化水平，提升市民的数字素养和能力必然会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各类组织和行业尽早谋划，构建一整套市民数字素养提升体系。对此，要大力培育形成“数字产业人才+数字应用公民”两类群体。一方面，以数字平台企业、数字科研机构、高校院所等数字初创人才基地、数字应用类企业和组织为重点，大力引进和培育形成扎根广州的数字技能人才和产业从业群体；引导和鼓励各级院校设立专项培训机构，构建数字经济人才群体。另一方面，加强普及数字教育之余，还可以开展公民数字知识的再教育、继续教育，全年龄段培育数字应用公民群体。

　　五是构建城市数字安全保障机制。

　　数字安全早已是全球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其所依赖的信息技术还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安全保障，且可能进一步引发社会法律、伦理、道德等更多风险。广州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也难以独善其身，有必要积极参与到全球、全国安全防控体系的建设中。在立法权限内，广州可以探索加快推动相关立法进程，特别是要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数据安全和各类信息保护、伦理道德等领域，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及早建立规则保障，构建安全的数字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