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疫情将引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同时，由疫情引起的社会、政治等问题，正在更大范围内产生裂变连锁反应，这些反应又会再次“传播”影响到中国。如何深入分析和认识好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与影响，对于广州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期《理论周刊》邀请了三位专家进行探讨。

　　刘　伟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经济学研究员；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秘书长

　　林　江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明波 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疫情加剧逆全球化趋势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看待“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改变世界秩序”这一观点？当前有不少逆全球化或“去中国化”的声音出现，这又会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李明波：“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的观点，是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杜如松等人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提出的。坎贝尔等人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担忧的其实不是逆全球化，而是担忧特朗普政府的抗疫表现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如果站在中国利益的角度上看，疫情最大的危险正是逆全球化。新冠病毒给西方的“教训”就是全球化造成的全球供应链非常脆弱。新冠病毒是一次对全球化的压力测试，所以这会让全世界的人们对全球化进行重新评估。实际上，早在疫情之前几年，西方学界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对逆全球化趋势加强的忧虑。逆全球化的根源与疫情无关，而是来自全球化本身——全球化加剧了贫富分化，特朗普的当选、英国公投退欧等现象，都反映了发达国家中民粹主义对逆全球化的呼声。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

　　可以预见的是，各国在疫情之后一定会着手构建更独立、完整、安全的产业链，所以逆全球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趋势。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逆全球化的趋势对中国构成了重大挑战。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中国需要的是积极作为，成为推动全球化继续前进的最重要引擎。

　　刘伟：世界秩序悄然发生变化是无法避免的。局部存在“逆全球化”风险，各国经济主权意识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经济全球化会停滞，而是意味着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与全球治理体系将逐步改变。全球化放缓或者逆全球化泛起，将会出现区域化合作的新格局，包括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或者其他国际性双边或多边合作出现新趋势。同样，“去中国化”的噪音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与自信。中国应该坚定一个信念：当今之世界已经无法“去中国化”。

　　一是中国是最先进入全面复工复产的国家，在未来世界的经济格局与产业链格局中其作用与占比会相对增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决定了美日回流中低端制造业的政策成效不会太大，因为供应链效率在中国，尤其珠三角是最高的。二是中国在当前疫情下对世界依然保持最大可能的抗疫物资供应，包括为美国提供了超过14亿个口罩。同时，中国内需将来可能成为全球最大复苏引擎，各国资本更是不愿远离这一稳定性良好的投资市场。三是中国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契合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的时代潮流，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一定能够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将有机会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的合作基因。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全球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会出现哪些结构性调整？我国是否会面临产业链脱钩、高新技术转移的风险？

　　李明波：产业链脱钩的问题并不是始于新冠肺炎疫情，过去两年的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已经拉开了中美经济和技术脱钩的序幕。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的一些政策，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改革等，特朗普本人甚至威胁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迫使美国公司从中国撤回等。这些都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经济长期脱钩，并导致全球供应链重新布局。

　　这次全球疫情再次让西方一些人思考，如何将中国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挤出去，把中国挤出全球供应链。当然，将中国完全挤出全球供应链是不现实的，欧美企业从中国搬回本国主要会集中于以下三个领域：第一，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企业；第二，与高新技术有关的企业；第三，与公共卫生医疗物资相关的企业。这对中国未来产业和技术升级会造成一定冲击。

　　林江：当前，全球供应链的风险在于：一个组件的生产受到影响，整个链条的产出都会受到冲击。具体表现为疫情发生后，生产成本、效率不再是企业考虑的首选因素，如果交通受阻、工厂无法复工，产能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就会产生风险。因此，外资企业自然就会在成本控制和风险集中度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于是，外资企业与中国脱钩（至少联系弱化）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比如，部分外资企业会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投资，从而希望减少对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依赖。而这种分散投资的策略，会对未来经济全球化造成结构性调整。换言之，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可能变得越来越区域化、本土化。如果我国无法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就会存在产业链脱钩、高新技术转移的风险。

　　对此，一方面，要尽快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从而缓解和对冲产业链脱钩的压力和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快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步伐，让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区域融合发展，为国家对外开放发挥更为重要的贡献。此外，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我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用好“时间差”，优化巩固产业链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作为较早控制好国内疫情的国家，中国应当如何利用好这段“时间差”，化风险为机遇？

　　刘伟：中国付出巨大代价换取了抗疫斗争的初步胜利，不仅为世界各国争取了抗疫时间与经验，也为自身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这段“时间差”无疑是极为宝贵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作用充分表现出来，能够最先复产，就能有效巩固原有供应链的业务稳定性，为我们的就业提供支撑。二是中国会逐步形成依靠内需拉动下一步增长的战略共识，如疫情风险长期存在情况下，中国每年巨大的出国游消费也会转化为国内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扩容提质的最大契机。三是人们认识到很多传统中低端产业，并不能简单以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式处置。比如，在这次疫情中，正因为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低制造业与科技创新产业协同合作，我国才能在短期内生产出国产呼吸机。这意味着，全供应链竞争力是与科技创新竞争力同等重要的，未来更应该在供应链、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能力上发展。四是疫情后的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可能会出现新增长，因为中国抗疫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属性、文化底蕴、抗疫故事等都是为各国所关注的，在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的趋势下，广州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门户以及岭南文化中心，应当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讲好抗疫故事（尤其是钟南山院士作为广州形象的代表之一）、湾区故事、人文故事，这将会成为中国文化产业、文化企业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李明波：这个时间差其实还可以理解为建立相对独立产业链的时间差。对任何国家而言，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链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全球产业链也难以在短期内发生逆转性变化。即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想要在疫情后形成独立完整的产业链并非易事，比如说劳动力成本对发达国家而言就是建立完整产业链首要考虑的问题。此外，既然全球化遭遇挑战，中国可以考虑退而求其次，在“有限的全球化”中主动推动东亚区域化发展。中日韩的地理距离不远，文化相近，产业链的区域分布也非常好。这次应对疫情，三国互帮互助，体现出三国政府之间高度互信。这样的区域发展方向是值得肯定、有利于区域安全稳定的，应该继续推进。

　　让企业“活下来”“坚持住”就是胜利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目前，广州进出口企业正面临着哪些挑战与机遇？针对中小企业来说，援企惠企政策应如何侧重？

　　李明波：第一，个别外资企业撤离后让出的国内市场空间，广州企业可以去占领。第二，珠三角是中国外向型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但高附加值产业不多。广州企业可以借机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第三，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广州的进出口企业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如何发展和扩大内需市场。

　　刘伟：随着全球疫情进一步扩散，各国为应对疫情采取的管制措施以及导致的消费萎缩，使得国际贸易活动明显减少，给广州进出口贸易带来新的挑战。广州今年一季度全市进出口总额为2024.8亿元，同比下降了5.1%。不过，风险中也孕育着新机遇，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去把握广州外贸的前景。

　　一是广州“有序复工复产”的先行优势与产业结构相对完整的优势相结合可以转化为新形势下的出口优势。广州政府与民间防疫抗疫意识强、工作实，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在当前国际市场对基本消费品保持较强需求情况下，广州产业结构相对完善的优势得以体现。虽然一季度全市进出口总额下降，但是其中出口仍实现小幅度增长，达1108.4亿元，增长2.7%。广州出口商要对传统商品的出口保持关注。

　　二是随着国内疫情进一步好转，未来内需消费会强劲复苏，刺激进口快速回升。广州自身就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消费城市之一，也是珠三角周边乃至广西等泛珠三角区域的进口中转地，对大批广州进口企业而言，只要能够挺过目前最艰难阶段，就能迎来下半年的复苏期。当然，此次疫情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未来进口商品结构可能有明显的调整，进口企业要注意把握进口品种的变化。

　　三是外贸新业态增势良好。作为千年商都，广州保持着面向世界的贸易网络，这正是它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进入5G时代，全球网上经贸活动的互动性逐步加强，自贸区政策与跨境电商新业态的紧密结合，大大增强了广州的外贸优势。长期看，跨境电商可以有更大作为空间，如今年广交会因全球疫情首次改为线上进行。广州的进出口商要不断创新5G时代下国际贸易新技术新业态，高度关注服务贸易逐步扩展的趋势对自身业务结构的影响，才能不断顺应对外贸易新形势，为保持广州经济发展的韧性作出贡献。

　　林江：我认为针对中小企业，政府推出一些援企惠企的政策不难，难点在于如何持续地根据形势变化作出及时调整。从中小企业的角度看，让企业“活下来”，并“坚持住”就是胜利。

　　让外贸企业活下来，需要想方设法地为企业减税降费。但更深一层，是在减税降费的基础上，要为包括外贸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实际上，如果要鼓励和引导外贸企业转向内销，需要下大力气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且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为这些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融资提供便利。而让“活下来”的企业“坚持住”，更需要把相关的政策持续转化为可以执行的各项行动，包括市场准入问题、电子商务平台进一步开放并降低收费的问题、通过金融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问题等。

　　当我们的企业能在疫情冲击下“活下来”并“坚持住”，让外资看到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中小型外贸企业的春天就有可能重新到来。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眼下国内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正持续加大投入力度，而广州也正在建设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对广州来言，该如何利用好“新基建”，使其成为摆脱疫情阴霾的新动能？

　　林江：当下国内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正持续加大投入力度，证明新基建是有现实需求和基础的。政府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推动经济平稳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抓手其实就是基建。

　　广州要利用好新基建，让新基建成为摆脱疫情阴霾的新动能。一方面，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广州推进新基建的自身优势。比如，广州的传统基建非常发达，为新基建工程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空间基础；广州早期在打造智慧城市时也探索出不少成功经验，未来可以把智慧城市作为新基建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另一方面，需要企业把握好新基建带来的机会。首先，要了解广州新基建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各种商业机会。其次，要清楚自身企业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相关的新基建，并且选择哪一个具体基建项目作为突破口。再次，要把握好在何种程度上开展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推进广州新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