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可持续的收入流作为支撑。除了极少数人可以依靠财产性收入生活外，绝大部分人都要依靠工资性收入生活。可见，工作很重要。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就业就成为可持续收入流的最重要的保障，就成了民生之本。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意外冲击，为了稳住经济基本盘，中央政府作出了从“六稳”到“六保”的政策部署。稳就业是“六稳”之首，保就业是“六保”之首，可见就业之重要，就业形势之严峻。从“稳就业”到“保就业”，从“稳民生之本”到“保民生之本”，成为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5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就业预期目标，2020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

　　失业率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数字，但其背后却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考虑到2020年全国高校有874万学生毕业，疫情冲击下部分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困难，全国就业预期目标是一个现实导向的科学合理的目标。要实现并超过这一目标，也是不容易的，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地区都要尽最大的努力稳定并创造就业岗位。

　　广州具有很高的就业包容性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广州也为此尽最大努力。近日，《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0年就业预期目标，实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2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新增就业人数20万人，就是全国就业预期目标的1/45。这是疫情冲击之下广州的使命担当。如果全国660多个城市中，有45个广州这样的城市，那新增就业900万人的预期目标就容易实现了。

　　广州提出20万人的新增就业目标，不仅仅是2020年疫情下的使命担当，更是一直以来为解决全国（乃至全球）就业问题作出贡献的使命担当。

　　从人口变化看，广州市常住人口（居住超过六个月）从2015年末1350.11万人上升到2019年末1530.59万人，4年间增加180.48万人。其中，2016年增加54.24万人，2017年增加45.49万人，2018年增加40.6万人，2019年增加40.15万人，每年增加超过40万人，平均每天新增超过1100人。

　　广州市户籍人口从2015年末854.19万人上升到2019年末953.72万人，4年间增加99.53万人。其中，2016年增加16.3万人，2017年增加27.38万人，2018年增加29.82万人，2019年增加26.03万人。户籍人口增加，既有本地出生净新增人口，也有外地迁入人口。

　　可见，广州是一座极具吸引力的城市，新增常住人口数量每年都远远超过新增户籍人口数量。外来人口持续多年汹涌而来，但并未澎湃而去。这表明，广州是一座极具生活包容性和就业包容性的城市，有人月薪5万元，有其生活的地方，品味生活，各自徜徉；有人月薪5000元，也有其生活的所在。生存有道，无需彷徨；只要努力，只要不怕辛苦，总有一个工作岗位可以搜寻，天道酬勤，就业市场供求相遇，人尽其才，勤劳折现。广州也是一座真正的国际之城。无论来自发达的北美，还是来自富饶的欧洲，无论是来自中东，还是来自非洲，总有共存之法，总有生存之道。从这个角度讲，广州为全球就业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疫情冲击之下，广州“稳就业”“保就业”的最大压力或困境在于：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开放之城，面对依然持续流入的人口，广州不仅仅要解决本地居民的就业问题，还要解决外来人口的就业问题。广州能否引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率先实现并超过就业预期目标，是关键中的关键。

　　激活新动能，创造新就业

　　这需要广州率先突围。率先突围的关键在于：识别并顺应经济发展新动能，建立智能化包容性的就业体系。

　　新动能最能创造新就业。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表明，知识要素是最重要、最不可替代、最抗冲击的生产要素。对广州若干行业代表性企业和产业园区调研发现，疫情冲击孕育着经济发展新动能，包括：疫情关联行业包括生产精密化、智能化医疗检测类产品与医疗防护应急产品企业以及“云”医疗支持产品企业、智能化康养基础设施和服务企业；智能化分布式生产行业；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等疫情不易改变生产基本条件的行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而几乎所有新动能都与知识要素密切相关，创造就业也是如此。

　　一是要培养智能化新型劳动力。广州要率先树立智能就业理念，构建以智能技能为本的劳动力市场，确保劳动者从容地应对未来的变化，实现线上线下就业相结合，确保关键智能工种拥有充分数量的人才储备。鼓励企业和各类机构为员工提供智能化技能培训。加强职工再就业智能化培训和指导。

　　二是引领智能化新型劳动关系管理。广州要探索建立较完善的智能社会劳动规则、劳动伦理规范体系，形成较强大的智能劳动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修订或制定新的劳动管理规则和政策，需要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确定性的劳动管理架构，基于按需经济、弹性工作以及共享员工原则，制定行业就业标准。

　　三是构建互联网灵活就业与共享员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由社保部门与企业合作成立企业-工人的大数据信息系统，率先探索建立劳动力市场信用系统和高流动、高活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福利随迁。建立资源提供方或灵活就业人员违约失信行为信息的联盟共享机制。运用共享联盟大数据进行筛选，有效选择资源提供方或灵活就业人员，并实现该机制与社会征信体系连接。打造公开透明的信息查询及信誉保障体系，更好地激励工人成为优秀的工匠，同时，惩戒不诚信的行为，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四是做好劳动力市场短期应急管理与长期风险治理。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应尽快对企业复工复产相关困难与政策诉求进行透视和匹配分析：在复工复产中，劳动力不足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是人数不足、工资预期太高，还是人员不符合生产工艺流程需要或企业对员工提供的防护用品不足？企业有没有用智能机器替代劳动力的可能性？企业转产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是设备、人员，还是原材料？进行全方位综合性匹配分析之后，采取精准对策进行应急管理，确定劳动力市场就业优先序。同时，重视社会关怀，尤其是对产业工人及受疫情事件影响者的心理关怀。更为重要的是，广州要率先做好劳动力市场风险治理。从长期看，全球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治理，要树立“治理重于应急”的理念，加强舆论引导，重视就业市场风险治理意识教育与风险治理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