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广州日报社共同主办的“广州与大革命运动”研讨会在广州市社科联召开。本次研讨会是第九届广州学术季“英雄城市·红色印记”系列研讨活动的第四场。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出席研讨会并作讲话。来自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委党校、南昌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的活动、广州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广东党、团组织与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广州在大革命运动中的中心地位等历史展开交流研讨。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金龙认为，1923年中共中央局迁驻广州的主要原因有：其一，共产国际的指示。其二，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中共中央局迁驻广州，空间上拉近了与国民党的距离，有利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实施。其三，广州工人运动的发展。其四，上海生存环境的恶化。中共一大后，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捕，上海已无中共合法生存的空间。陈独秀南下广州之后，中共中央局迁驻广州也就势在必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谢迪斌认为，广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和大本营，处于大革命的中心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是近代以来新学思想在广州传播和实践的时间积累和各种进步力量在广州空间汇聚的必然结果。国民党一直将自身的大本营放在广州，这是广州成为大革命中心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活动不断加强；苏俄与共产国际在广州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国际国内进步力量的汇聚，造就了广州的大革命中心地位。

　　南昌大学特聘教授汤水清认为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与广州这个大革命的中心是密不可分的。一是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广州成为农民运动的指挥中心。二是培养了农民运动的骨干，有力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三是我党提出了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的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与方向。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龙观华认为，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促使广州立于大革命的中心地位。第一，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确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制定革命纲领，确定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此开创革命新局面。第三，在广州黄埔创建的陆军军官学校，开始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组建国民革命军队。第四，广州和香港工人联合举行的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者，将工人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魏法谱认为，广东相对开放、安全的政治环境，让广东有条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和基地，并为广东特别是广州成为大革命策源地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具体宣传方法：一是通过内部学习、训练班等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二是创办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三是创办书店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四是通过纪念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泽宇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指导大革命过程中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成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而牺牲中国革命，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所犯的主要错误。二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因为信息缺失而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误判。三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机械地把苏联的革命模式和经验套用到中国革命的错误。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唐富满认为，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他为大革命在广州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以下三点：一是联俄联共。在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二是创建黄埔军校，培养革命骨干。三是平定商团叛乱，巩固革命政权。这为进一步统一广东全省和使国民革命向全国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广东省委党校巡视员曾庆榴教授作点评，曾教授认为，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建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广东早期党组织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来穗策划并亲自参与之下成立的；二是广东早期党组织是陈独秀来穗指导并主持之下进行改组而巩固、发展起来的；三是广东早期党组织，是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政治环境中建立发展的。以上三点，是广东早期党组织创建的特点，是其他地方早期党组织所不具备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