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在1982年墨西哥会议（即“世界文化政策会议”）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但其体系性的概念内涵则迟至世纪之交才得以确定。尽管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使用“非遗”一词，也没有成系统地讨论过今天才归类的 “非遗” 相关问题，但通过阅读他们的著述我们发现，在他们对民间文艺的关注中，也曾使用“承继”“习惯、风俗和制度”等词汇表达了继承历史文化传统的坚定立场。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理论中的相关思想对于今天我们认识保护“非遗”，仍具有指导意义，这正是本文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

　　一、永恒魅力是“非遗”保护的价值体现

　　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非遗”的价值进行过直接评述，但两人对民间文学、民间歌曲都持有浓厚兴趣，他们对民间文艺的旗帜鲜明的思想表达，在当下我们对“非遗”的保护中，有着重要意义。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不止是民间文学的爱好者、收集者，还是民间艺术的鉴赏家。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爱尔兰民间歌手，称其伟大之处在于给“被奴役的但是没有被征服的”爱尔兰人民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们的歌曲”。显然，这说明恩格斯认识到了民间歌手之于民间歌谣流传的重要性以及能够作为民族遗产的民间歌谣的本身的珍贵性。

　　恩格斯还曾亲自将英国民歌《布雷的牧师》翻译成德文，并在文章一开头就写到，“其实，对今天我们德国的情况来说，这首民歌也丝毫没有过时”^[3]。显然，这里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这样一种传承证明着民歌所具有的永恒魅力。

　　就今而言，民间文学、民间歌曲是“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间文学等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这同我们当前对“非遗”保护的宗旨是一致的。

　　作为历史文化典型，“非遗”蕴含有丰富的人类精神，这正是“非遗”之所以具有永恒魅力的源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往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有关民间文学的讨论，显现出了两人对民间诗歌有着一致的推崇，他们称赞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都具有诗一般的丰富内容、健康正直的民族精神和纯洁美好的道德情操。

　　1856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我从民间诗（除了《阿德尔贝的祈祷》对圣母的之外，波兰人根本没有民间诗）里还找到：格策、卡佩尔……还有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塞尔威亚婚礼曲》……”，仅从其用语我们就能感受到马克思对民间诗的珍视：他不仅为发现民间诗而有了喜悦心情，更为民间诗里有格策、卡佩尔等作家的作品而惊喜。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质朴的民间诗的喜爱与推崇，“我喜欢它，远远胜过乌朗特的雕琢得很光滑的译文。但是另一首歌《约盎先生》还要更好”；“何况他们本来就够有诗意的了，并且正在创作着完全是古赛尔维亚风韵的民歌（古赛尔维亚的诗歌是很优美的）”；“我现在给了她（马克思的女儿杜西）一本《小艾达》，里面有些很优美的东西；然后她可以读《老艾达》里的西古德和古德龙颂歌……我还同她一起读丹麦英雄赞歌”。

　　马克思、恩格斯为何如此喜爱民间作品？答案或许能从恩格斯对民间故事书的生动论述中得到：“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恩格斯认为，民间故事的伟大使命是使人获得精神的愉悦，因而民间文学具有滋养人类精神的美学价值。

　　相比于恩格斯对民间故事使命的论述，我们可能更熟知马克思对古希腊神话的称赞，他称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它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意识到，希腊神话已然成为人类艺术的源泉，希腊神话、希腊艺术之所以成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在于它们能为人类提供永恒的精神享受，而这正是希腊神话、希腊艺术的魅力所在。

　　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间文学的价值肯定，从延伸至今的、更广阔的范围来认识，对当今人们对“非遗”的保护传承便有了现实的指导意义。

　　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肯定了“非遗”的宝贵价值，尽管在历史遗产方面的论述并不全面、也不系统。如卢卡奇认为，史诗具有伟大的品质，是生活与意义、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布莱希特认为，史诗剧的价值能让人获得精神的解放、震动、奋起以及其他力量。布洛赫则提出，优秀的文化遗产都指向了某个尚未实现的“乌托邦”，而只有“乌托邦精神”才能拯救欧洲、拯救人类。在这里，以史诗、史诗剧为代表的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一种重要的现代性精神建构因素而存在。显然，人类对历史上在另一语境中延伸至今的“非遗”有着情理上的认同。

　　在如何认识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上，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从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认识。列宁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的发展要在批判继承本国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遗产”。可以清晰地看到，列宁是在首先肯定民族文化遗产（当然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价值基础上进而提出批判性继承文化遗产的。

　　毛泽东则更具体地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5]。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待中华民族千年历史，我们尚年幼，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民族遗产（当然包括“非遗”），应当怎样在现实中吸收优秀的作为“珍贵品”的历史遗产，并将这些历史遗产融入当下生活的现实，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给我们做了若干理论回答。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认为，文化创造是一种“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哲学、科学、道德与艺术则是这一生产的直接产物。精神生产虽不同于物质生产，有其自身独特性，但它也具有创造经济价值的实际能力，因而马克思明确提出“精神生产”应避免被排除在“非生产劳动范畴外”。显然，以知识、技能形态展现的“非遗”内属于精神生产，从而具有经济生产的能力。毛泽东对传统手工业发展的支持态度，从更具体的事例说明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对“非遗”经济价值的认识。

　　20世纪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他甚至提醒，“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显见，毛泽东于此处列举的“景泰蓝、葡萄、烤鸭”与“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物件形式，而是以物寓意，是指包含有特殊价值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技艺，对它们的继承发展显然能够创造经济价值、服务现实生产。以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观察，我们看到了“非遗”具有的生产力价值，看到了未来“非遗”经济发展的潜力。

　　二、“两种生产”是“非遗”生成的前提条件

　　“两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两种生产”有过精辟论述。他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的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藩衍”。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核心点是：生活资料、人。以原始社会的人类劳动及其家庭血缘关系为证，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生活必然首先受到这“两种生产”制约，从而强调物质生产与人自身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提出，物质生产和人的自身生产是最为基本的社会生产形式，两者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

　　至此，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延续正是“两种生产”的发展结果，这对我们探讨“非遗”的生成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非遗”的产生离不开物质生产，“无形的”非物质文化往往通过“有形的”物质文化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这里，马克思告诉我们，这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决定了“非遗”的产生，在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构成的历史关系中——显然应包括文化，都有传承这一非常重要的历史发展序进，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阶段性标志。

　　具体说，“非遗”生成的根源就深藏在经济发展中。如我国传统戏剧的成熟发展就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唐代宴饮时的吟唱奏乐是戏曲唱腔表演的雏形，宋元时瓦子勾栏的说书讲史是戏曲故事演进的源头。显然，无论是其表演雏形还是故事源头，都与我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相关。更具体的，我们可以看到昆曲、粤剧、京剧等代表性剧种，不仅成型在经济发展较繁盛的明清时期，而且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得到迅猛发展，其巨大的影响力又随着区域间日益频繁的经济交流而实现传播，及至出现融汇、演变。

　　以广东粤剧的形成发展为例。明末清初，随着粤地经济发展，贸易往来加剧，文化交往亦日渐活跃，即至清代咸丰、道光年间，弋阳腔、昆腔传入广东，本地班在演出中以“梆簧”为基本曲调，兼收高腔、昆腔及广东民间乐曲和时调，粤剧得以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后又随着粤商的北上南下，传播至国内的上海、天津等城市经济中心，影响至南亚、北美等地。有学者指出，正是明清盐区盐业的兴盛发展促进了我国传统戏曲“四大声腔”的形成和成熟。广东粤剧所吸收的梆子腔、弋阳腔、昆山腔等当时就是多从北方盐区传入的，这也是经济事实决定“非遗”生成的最好例证。

　　从人类经济活动出发来探寻艺术形成发展的物质根源，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出发点，它有助于我们揭示“非遗”艺术形成的神秘面纱。与此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起源的思想也有合理方面，但局限在理论探索层面，关注的重点是精神文化领域，将艺术简单视为意识形态生产，成为“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如阿尔都塞承认人类活动具有实践性，但他却只将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分析^[23]，这显然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色彩，而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可能真正揭示艺术的起源与本质。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将人类文化的产生纳入到唯物史观的范畴予以考察、思考，第一次真正揭示了文化的起源及其本质。

　　唯物主义认为，文化的形成与社会发展一样都具有阶段性，而且依赖于自然条件。马克思就提出，“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意识到第一类自然富源：生活资料；第二类自然富源：劳动资料，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同时，我们从“两种生产”理论中看到，劳动的人，在社会生产中具有的基础性作用，离开人，一切外在自然条件都会变成被动因素。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自然条件制约，这些自然条件当然按照“两种生产”理论就包括了人本身及其人周围的自然。

　　毋庸置疑，人自身的条件在“非遗”传承中有巨大影响力：人自身的自然，包括人口的质和量；人口的质，包括人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人口的量，包括人口的数量和人口的分布。这让我们看到人在“非遗”传承中的地位：“非遗”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体、技艺等的表现形式为载体的“非遗”，又 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延续。

　　从历史发展看，“非遗”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是因为人具有自我生产的能力，人通过生产使“非遗”世代传承；从文化传播看，人口的迁移流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人成为“非遗”传播流变的主体动力。正如当年粤剧得以在东南亚、北美等地传播，就是伴随着早期大批粤籍华工外出而得以实现的。

　　显而易见，“非遗”的生成发展及其传播轨迹，揭示了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这一理论的启示还在于：未来我们不仅要使“非遗”保护传承与物质生产发展阶段相适应，也要以更坚定的态度和更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传承人才的培养和流动。

　　三、实践是“非遗”形成的本质性特征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解文化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一观点既承认物质生活具有客观性，也承认人对改变和创造物质生活具有的能动作用，这要求我们在探讨“非遗”时需要更深刻理解其实践的本质。

　　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来考察历史文化。他指出“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5]，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是人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生成过程：物质生产力用于生产人类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物质生产，生产关系表现为人与人的物质交往活动；精神生产力表现为（某一）民族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学等语言的生产。显然，精神生产是以物质生产为前提和基础的。

　　实践是人类文化世界的本体。马克思称实践是人类感性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具有物质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征。“非遗”活动即是这样一种实践：主体（人）、对象（客体）、手段（工具）与结果都是可感知的客观实在，具有物质现实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符合马克思对于人类文化世界的实践本质认识。

　　马克思对人的实践的理解源自他对人类劳动的最初考察^[26]，劳动被其视为人的一种对象化活动和感性活动。而从“非遗”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非遗”最初源自于人对自然世界的劳作改造，它的产生与先民的劳动生产同步。

　　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人的劳动既改造自然，也积累知识经验。这些知识与经验，经过日积月累的实践发展，便会成为内化于心的习惯、风俗、制度。如广东地区的“装泥鱼”，最初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劳作方式，为当地村民于生产劳作的过程中所发明，随后逐渐流传开来，才衍生成一系列的地方性知识与习俗。又如传统医药中的大量偏方、药方，也是人们在数十年、上百年的时间里经过无数次的亲身实验，不断总结积累经验而形成流传的。再如传统音乐中的劳动号子本是船工劳动生活的写照，简单的“杭育杭育”那是船工劳动时的呐喊与欢呼，单是一首《川江号子》就足以展现劳动者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可见，“非遗”产生在人作用于自然的劳动实践中——实践是“非遗”形成的本质性特征。

　　不同于马克思从实践角度去考察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虽也强调社会实践，但是又将人类一切思想活动归结为实践，这种脱离唯物史观去分析文化问题的研究，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如阿尔都塞以为文学艺术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一种以幻想方式来颠倒世界。他提出文学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生产^[27]。又如弗洛姆将神话等文学创作等同于睡眠状态的梦境，视其为一种内心体验，一种无意识流动^[28]。而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生产也只是侧重关注意识形态问题，将物质生产方式与文学生产方式混为一谈^[29]。尽管他们说法不一，但都否定了社会存在对文艺发展的决定作用，这显然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存在本质区别，是不彻底和不科学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揭示人类文化形成发展的本质。

　　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看，我们能够理解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非遗”的存在发展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同时“非遗”又是一种深刻的人类意识活动，蕴含有深厚的人的主观价值创造。因此对于今天的“非遗”保护实践，我们理应在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处，既注重继承前人思想，也重视当代个性表达，以此推动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四、人与时代是“非遗”传承的核心要素

　　“非遗”以传承为继，它既离不开传承主体，也离不开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发展的“人民性”“时代性”观点已然揭示出当今“非遗”发展的原则与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和社会时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因而对文化的传承发展，马克思坚持以人为主体的核心观点。恩格斯称，“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30]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31]邓小平提出文艺发展的两为方针：文艺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32]，这是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继承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继承文化遗产必须坚持人民主体性地位的基本立场。

　　需要辨明的是，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文艺中的人本思想，关注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本的理解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如卢卡奇说，“在伟大的艺术中，真正的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是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33]，优秀的作品是对人的完整性的捍卫。卢卡奇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础，脱离阶级和历史现实，转而从心理本性展开对人的分析认识，这显然带有片面性。弗洛姆的技术人本化认为，技术的发展目的服务于人的成长，人本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理想发展，人是价值的最终根源。

　　上面所述，尽管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人性复归”，但却把人与时代、文化与社会的进步进行了割裂。相比，马克思、恩格斯则主张文化的传承发展必须凸显时代性原则。

　　在评述德国民间故事时，恩格斯要求民间故事书要符合自己的时代，否则它就不成其民间故事书了^[34]。列宁表示，“艺术不是博物馆的艺术，而是有实效的艺术——戏剧、文学、音乐，使之符合新的需要。对新现象有所选择”^[35]。毛泽东也表示，文艺创作可以借鉴过去的文艺作品，但那不是源而是流，因那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36]。

　　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传承应当紧跟时代脉搏，否则将遭遇现实挑战，而现今承接时代发展的难题已出现，表现在社会转型使“非遗”传统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城镇化，首先带来了农村人口的“进城化”，除了大批青壮年争相进城务工，许多“非遗”传承人也“洗脚上田”，致使“非遗”传承遭遇“无人可传，无人来传”的尴尬局面。

　　在笔者的采访调查中，吴志辉是中山咸水歌的国家级传承人，但目前多随子女居住在珠海。白口莲山歌年逾古稀的省级传承人刘永荣，虽仍在当地热心传承山歌，但据他介绍，以往与他一同唱歌的伙伴已多随子女迁往外地居住^[37]。

　　我们提倡“非遗”保护的整体性，重视对其生存条件与发展环境的保护，但当“非遗”的“原生”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时，我们应当做出判断，是否有能力让“非遗”在“次生”环境中仍然保持活力？我们找到了肯定的答案。

　　以用客家方言演唱的客家山歌为例，它的发展显然也遭遇了城镇化影响。事实上，广东客家山歌在其原发地梅州的传承并不让人满意，“唱山歌的队伍严重老化，不少优秀山歌手相继去世，青少年已不大喜欢唱山歌、听山歌，山歌演唱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情况日趋严重。”^[38]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客家山歌在省会城市广州却有着较为良好的文化生态，市内越秀公园已经成为定期举办山歌圩的场所。据资料显示,“越秀区洪桥街原是在穗客籍群众聚居的地方，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客家人就有利用每月的12日（工厂发薪之日）聚集在越秀山脚下唱歌聚会的历史传统，它也因此获得了‘广东省民俗文化之乡’的称号，历年也有举办客家山歌节的传统”^[39]。

　　事实证明，乡间传统的山歌传唱并没有在繁华的都市销声匿迹，这就反证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并不会产生传统文化消逝的必然结果，许多“非遗”活动仍在人们之间，甚至是城市中心悄然传衍。关键是，“非遗”传承绝不能封闭自守，原地踏步，而应主动适应城市化进程，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现代转换。如此现状亦极富启示，即“非遗”的保护发展要注重人民性与时代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

　　通过观察，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直接论述过当今才归类的“非遗”问题，但他们有关民间文化的言论观点或可为我们正确认识“非遗”价值奠基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们理解“非遗”形成发展及其未来的保护实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未来，在对现代社会的不懈追求中，“非遗”保护传承还将面临诸多“变与不变”的困惑难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可帮助我们在理论与现实的不断往返中，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前景广阔的“非遗”保护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