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最早在南粤大地这块热土上掀起，中华民族这条巨龙从这里开始大步向前、崛起腾飞，而这一切与邓小平这个世纪伟人的慧眼和厚爱是密不可分的。广东的改革开放经常遇到各种质疑与挑战，却又总是能逢凶化吉、不断开拓，迎来新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归功于世纪伟人对南粤始终如一的关怀与支持，其中隐含着伟人浓浓的“广东情结”和“难舍之缘”。

　　一、邓小平慧眼识广东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汹涌澎湃的浪潮最早在南粤大地掀起，历史将先行一步的“棋子”落在广东，中华民族这条巨龙从这里开始走向腾飞，这一切与世纪伟人的慧眼和厚爱是密不可分的。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18日，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重大决策。

　　当时的中国刚刚从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粉碎的大风大浪中艰难趟过，9亿多人口绝大多数处于温饱线上下煎熬，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僵化保守与渴望改变的激烈博弈中，要打开改革开放的局面必须要寻找一个突破口，这个点在哪呢？邓小平的慧眼转向了南海之滨，他相中了广东这块热土。

　　广东历史上属于流放犯人的南蛮之地，因为它地处偏僻，远离中原，远离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区域。建国后由于地处海防前线，需要备战备荒，所以国家对广东的直接投资很少。但正因为广东偏处南海一隅，受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影响和束缚相对较少，当地人的商品经济意识浓厚，开拓开放精神足。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汇合、交融，广东人外向性很强，思想活跃，敢于冒险，求新求变，好为天下先，具有较强的变革适应性和心理承受力。广东毗邻港澳，在港澳居民的总人口中，祖籍广东的大约占90％；另外广东的海外华人、华侨人数居全国首位，约有2000万人左右，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华侨、港澳同胞历来爱国爱乡情深，有支援祖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荣传统。海外关系密切，是广东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对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改革开放前，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及本能的戒心，西方国家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但华侨华人则不同，由于血缘关系及频繁的民间往来，他们对内地情况比较了解。广大华侨华人心系祖国，情系桑梓，捐资兴办学校、设立医院、修路架桥等社会公益事业，一向有爱国爱家乡的光荣传统。让广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先行一步，可以有效吸引广东籍的华人华侨对中国的投资与兴趣，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探讨打开国门、与世界接轨的可能和方式上，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一直在苦苦思考：“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找来找去发现广东最合适，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毕竟，改革开放是新事物，大家都缺乏经验，中国这么大，十亿人口，29个省，一刀切不行，一哄而起也不行。”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既有战略思路，又有战术考虑，是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

　　二、邓小平总是在关键时刻支持广东的实践探索

　　广东的改革开放之路并不平坦，期间有不少的风波与曲折，但由于有邓小平屡屡在关键时刻坚决支持广东先行先试的实践探索，最终总是能化险为夷，闯过险滩急流。

　　(一)“双包”争论

　　广东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过程，经历了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争论，最后以它巨大的生命力，赢得了社会的承认和历史的肯定。

　　改革之前，广东农村实行的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着“集体大排工、出勤大呼隆、分配一拉平”的弊端。这种僵化的体制，严重阻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农民从切身利益出发，迫切要求冲破旧体制的羁绊，解决温饱问题，进而发家致富。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率先行动起来突破限制、冲破禁区，自发地尝试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走在前列的是山区和边远地区的农民。从1977年冬至1978年冬，海康县、文昌县、紫金县和从化县先后有部分公社和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更为“离经叛道”的是，从1979年下半年起，惠阳、海南、湛江、梅县等地区的农民，结合当地实际，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经营的责、权、利直接包干到户，有些地方还搞起了分田单干。这一切，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变革即将到来。

　　一开始，广东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省委领导班子，对“包产到户”的认识分歧很大。有些领导干部认为这样做，是把20多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果一笔勾销了，是走“回头路”。有人惊呼“农村两股黑风严重”，一位地区领导干部甚至宣布“谁支持包产到户就开除谁的党籍”。

　　在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支持农民的实践和创造。1980年5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¹这一谈话，对于打破一些人的僵化和畏惧心理，克服对包产到户的“左”的偏见，起了重要作用。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随后印发的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发[1980]75号文，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明确肯定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形式，是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它对于解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问题上的争论，统一人们的思想，推动农业体制改革，有着重大意义。

　　随着中央对包产到户政策的清晰和明朗，广东省委也开始采取灵活、缓和的态度，给包产到户在局部地区的发展亮了“绿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在广大农村形成燎原之势。过去“偷偷摸摸”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纷纷化暗为明，过去想搞而不敢搞的也很快地搞起来了。

　　新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于1981年1月22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强调，“政策一定要稳定下来。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又受群众欢迎的政策，都不要轻易变动”“现在全省各个地区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分歧很大我看不要强求统一，还是因地制宜为好”。总的要求是：“政治要安定，政策要稳定，领导要坚定”。这篇讲话，为在省、地、市、县领导层中对“包”字之争，总算打上了句号。至此，“继续反对‘双包到户'，已不成气候”。

　　1983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即《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肯定以“双包”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后，包干到户以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迅速席卷南粤大地。到1983年5月，全省98％的农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总的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有机统一，确实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无愧为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二）“走私风波”

　　改革开放后，南粤大地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由于对新形势下打击经济领域内的违法犯罪活动经验不足、忽视了对沿海地区干部群众的教育，一时间走私贩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甚嚣尘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走私、腐败蔓延，使党的威信受损，党群关系遭到破坏，广东实行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和干扰。

　　1981年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集广东、福建两省的省委常委到北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原广东省省长刘田夫后来回忆：“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份文件，还有一份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与会者还“听到了会上严厉地批评广东，也听到了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非议”。2月19日，任仲夷、刘田夫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再次赴京开会，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他们是去聆听中央领导的谈话和批评的，并研究有关处理走私的政策界限问题。在胡耀邦的建议下，任仲夷向中央写了检讨，这是任仲夷参加革命以来惟一一次向中央作检讨。3月1日，中央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并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作为附件一并下发。

　　两省会议之后，广东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非常时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中央及有关部门将原来已经下放给广东的部分权力“回收”；内参、传媒经常刊登广东不好的东西，对广东口诛笔伐；一些内地省市区对广东封锁市场，一派山雨欲来之势。

　　在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能不能继续实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的关键时刻，广东一方面努力干好本身的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中央的支持。1982年春节，邓小平在广东休息和视察时，听取任仲夷、刘田夫等人的汇报，就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表态说：“如果你们觉得好就继续办下去。”11月15日，广东、福建两省专门就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情况给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取得中央领导及中央各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取得了“广东、福建在中央总的方针、政策指导下，还是要‘特殊'一些、‘灵活'一些”的保证。

　　历史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艰难的进程。由于长期“左”的思想的侵扰，人们很可能因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对改革开放本身产生种种疑虑和责难，致使改革蹒跚而行甚至倒退。然而，广东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场考验中稳住了阵脚，基本纠正了前一段出现的问题，把“杀气腾腾”变为“热气腾腾”，保持了经济健康向上发展的势头，坚守了改革开放的阵地。这个局面的确来之不易，对广东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特区存废

　　创办经济特区来说，这是党的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国首创的四个经济特区，广东占有其三。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首先表现为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先行一步。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上报国务院《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在蛇口境内建立工业区。不久，国务院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建立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出口加工区。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正式破土动工。仅仅3年时间，荒凉的蛇口海滩变成初具规模的工业区。蛇口是“我国第一个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没有国家拨款进行国土开发的工业区”。这种不需国家拨款，自筹资金，自担风险，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模式，被誉为“蛇口模式”。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后来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座右铭。

　　创办经济特区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老祖宗的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此先例”。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思想的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办特区这一伟大创举，疑虑很多，阻力很大，非议不断。

　　1979年上半年，正当蛇口劈山填海之际，内地有一位老红军出身的副省长到深圳转了一圈后，回到宾馆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许多老干部到深圳参观之后，也在议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千百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断送”了。对于办蛇口工业区也有不同意见，国家某部门有位官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少了一块啰！”对试办特区，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说“特区赚的是内地的钱”“是靠国家输血来维持的”。

　　1982年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开以反走私为主要内容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议还印发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3月，该文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北京媒体纷纷以突出版面高规格转发，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月，《解放日报》刊登《痛哉!＜租地章程＞》为题的文章，文章表面上告诫不要将特区沦为租界，实际上是怀疑甚至不赞成中国试办经济特区。

　　1982年年12月，有党内高级理论家之称的胡乔木在深圳蛇口工业区视察时说：“特区的性质问题恐怕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恐怕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小片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国家资本主义。”

　　一时间，广东及深圳特区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

　　当特区发展遇到困难和压力的时候，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对特区工作给予了肯定和支持。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1981年7月，中央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有些同志有疑问：特区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殖民地？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1983年2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深圳特区时肯定，“你们（指深圳等特区）已经闯开了一个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并作了“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指示。这是中央高层对特区工作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正面表态。6月15日，邓小平又一次指出，“特区要坚决办下去，不能动摇。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他还提出，“特区的发展，要与香港互为依托。”1982年春，他在广东专门听取广东省委的工作汇报，明确表态：“你们觉得好就继续办下去”，,坚定了广东实施特殊政策的信心。此后两年，经济特区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

　　三、邓小平数次南下实地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不但在理论上坚决支持广东积极探索，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来到广东，通过实地考察与发表重要讲话或题词，表达自己对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信赖。

　　（一）1984年视察深圳、珠海特区并题词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原中央政治委员王震、杨尚昆和广东省党政负责人刘田夫、梁灵光等陪同下，先后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顺德等地。作为经历过“三落三起”、经验丰富成熟的大政治家，邓小平南巡特区，既有实地了解情况，看看“办得怎么样”的因素，更有以特区之行宣示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因素。正因如此，1月24日，邓小平乘火车途经广州时，就对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1月29日，邓小平视察珠海后，为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2月1日，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2月2日是新年的正月初一，邓小平的题词通过电视、广播及报纸对外公布，在海内外迅速引起强烈反响。这一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邓小平“心情是十分舒畅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邓小平在回到北京后仍不无兴奋地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派兴旺发达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蛇口更快他强调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就特区的地位、作用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特区并题词，给初创时期的广东改革开放事业以最直接、最有力的关心、信任和支持。“特区是个窗口”、是“开放的基地”思想的提出，正式确定了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全国树起了一面改革开放的旗帜。

　　（二）密切关注、支持特区与广东

　　1985年2月15日到25日，邓小平一行从北京乘火车到广州休息和过春节。19日晚，邓小平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等陪同下，出席了广东省委、广州军区党委在广州白天鹅宾馆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同广州地区党政军民一起欢度春节。接见了演出的文艺工作者，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在珠岛宾馆、白天鹅宾馆接见了香港、澳门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马万祺先生，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小平同志这次到广东，虽然没有视察深圳，但他对深圳特区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支持。

　　同年6月29日，他在会见阿尔及利亚外宾时指出：“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也是一个试验嘛。”小平同志把经济特区视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一性质的确定，无疑澄清了当时社会上某些人对举办特区的疑虑和糊涂认识。但海内外对改革开放和特区的否定和猜疑并没有消失，有的时候噪音还顶大。于是在1985年8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三次代表团时实事求是地对特区做了评价，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央的态度。他指出：“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向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不过，听说这方面有了一点进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地，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再次就特区发表讲话，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为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证明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这种明确表态无疑是对特区和广东同志莫大的鼓励和极大的支持，为特区和广东挡了许多明枪和暗箭。

　　（三）1992年的南方之行，东方风来满眼春

　　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风波；1991年8月24日，苏共宣布解散；1991年12月8日，存在七十四年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五。在此前后，东欧的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弦易辙，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

　　在中国又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时候，1992年1月19日到29日，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及家人的陪同下，再一次来广东实地视察。19日，在深圳国贸中心的旋转餐厅上，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第二天，邓小平参观了深圳市容及深圳先科激光视盘有限公司。他在看到深圳日新月异的发展现状后，高兴地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1月23日，邓小平前往珠海。在蛇口到珠海九洲港的航途中，邓小平听取了省委书记谢非等省市领导的汇报，他说：“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起了‘龙头'作用，今后还要继续发挥‘龙头'作用。广东要上几个台阶，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接下来的几天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很多经典的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他晚年的最后时光，利用他特有的影响力全力推了中国一把，拨正了中国这艘巨轮险些偏离的航向，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从此没有走回头路的可能了。南方谈话集中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诸多难题，冲破了姓“资”姓“社”抽象争论的束缚，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大发展吹响了嘹亮的号角，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奠定了基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人了一个崭新的快速发展阶段。

　　结语：经济政治改革、对外开放、特区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等这些关系中国往何处去的大问题，邓小平往往把棋子首先布在广东，通过广东的先行先试积累经验，而后推向全国。邓小平对广东可以说是“一往情深”，广东改革开放走的每一步都受到邓小平的密切关注和支持。没有邓小平的慧眼，广东不可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试验田；没有邓小平在广东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的鼎力支持和指导，广东绝不可能由一个偏远的落后省份迅速崛起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正如任仲夷所说：“小平同志最伟大、最光辉、最有意义的思想就是在广东发表的。……没有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广东就没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