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社会调整运动，产生改革阻力具有必然性。如果改革阻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破解，增长固结到一定程度，将会对改革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深入分析探讨当前改革的阻力及其对改革的影响力，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改革阻力及其产生的必然性

　　改革阻力，就是在社会改革中因反对改革或不主张、不支持改革，对改革采取阻滞、延搁、反抗、抵制、破坏等负向行为，而使改革受阻的社会力量。改革阻力包括旧体制和旧利益格局的反作用力、改革着力面和着力点的直接反弹力、社会运行惯性转化而来的阻力和改革自身难度所引发的阻力等。一般地说，不同性质的社会改革面对的阻力不一样，同一性质的社会改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改革的阻力也不一样。这主要取决于改革对象、改革目标、改革策略、改革方式方法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等因素。

　　（一）旧体制和旧利益格局带来的改革阻力

　　当前最主要的改革对象是旧体制机制和旧利益格局，而它们的背后就是既得权力和既得利益。放弃既得权力和既得利益对任何人都难，而放弃可以给自己带来许多或明或暗好处的既得权力和既得利益，更是难上加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共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其中的艰难复杂程度就说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曾经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也说明了改革旧体制旧格局的尖锐性和复杂性。

　　（二）改革着力面和着力点产生的阻力

　　实施改革的着力点和着力面，会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力。对当前这场利益大调整的社会改革，既得利益者将是产生反作用力的典型代表。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研究编撰的《2013年的中国》报告认为，中国改革有三大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者。当前思想舆论界对于深化改革出现了极“左”和极“右”两种极端思想。极“左”思想借以前改革的不足与现实存在的矛盾，大肆煽动舆情，妄图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旧体制去。极“右”思想则为新权贵和既得利益者代言，宣扬改革功利主义，主张继续向既得利益集团输送利益，巩固既得利益集团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这两种极端思想都说明当前改革具有很大的阻力。

　　（三）传统社会惯性转化而来的改革阻力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民间社会都不习惯于改革，更害怕社会动荡，求安求稳是我国传统社会政治的基本特性。统治阶层在“大一统”的统治逻辑下，把维持统治秩序作为最大的政治追求，从皇权体制、法律礼教、军政事务到思想文化，莫不如此。民间社会则把安身立命作为最首要的人生追求，而把试图改变现状、打破原有秩序视为非正当和不安份。在社会政治运行中，中国人希望政治“扬善”，而西方人希望政治“抑恶”。在我国教化、扬善的政治社会中，既不愿意自审，也不愿意承认政治上的恶，因此很不重视审察社会制度的弊端而改之，更不会象西方社会那样对社会制度的弊端做到随察随改，只有等到矛盾和问题积累到极其危机之时，才不得不进行改革变法。因此我国历史上的社会改革很少成功，从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到清末改制，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传统的社会惯性，今天依旧还在影响着人们对改革的态度和行动。

　　（四）改革自身难度引发的阻力

　　任何深刻的社会改革都难以做到一蹴而就。从改革自身来说，改革设计和改革技术难以做到科学完备，甚至会由于各种改革因素和条件的影响，使得改革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从而导致人们对改革产生疑虑。当前改革的难度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关于改革对象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要有长足进展，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但是，由于某些改革策略和执政思路的原因，当前改革的总体规划对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关键性安排。二是关于改革关系问题。当前改革是一项综合系统性手术，必须处理好改革中的各种关系。而根据改革规划，在整体与部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关键性与非关键性等关系上，尚难切实处理好。三是关于改革效益的问题。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政府治理的有效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时改革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攻坚任务，要重建利益格局，这就会使得我们在较长时间内的主要工作还是“破旧”和“立新”，社会治理的有效性还难以确定，甚至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上述这些问题都是改革自身的难度问题，都可能引发改革的阻力。

　　二、改革阻力的主要来源

　　观察社会改革阻力的来源有两个角度，即社会主体角度和阻力发生形成过程的角度。从社会主体角度看，当前改革的阻力来自于“三大势力”；从阻力发生和形成过程的角度看，当前改革的阻力发生于“三个层面”。

　　（一）来自“三大势力”的改革阻力

　　从社会主体角度看，当前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党政官僚群体和腐败势力。一是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成为改革最大阻力，就在于当前改革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那时改革最大阻力来自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而当前改革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三十多年来形成的强大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希望改革继续往前走。而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既得利益集团拥有较大的改革话语权，有阻碍、抵制改革的能量。二是党政官僚群体。党政官僚群体是制定和执行改革政策的关键主体，同时也是改革的对象。不折不扣地按照改革精神和政策规定执行，是改革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而现实情况却是，某个部门的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有可能成为他们职权范围内影响改革的“肠梗阻”和“变向齿轮”，他们在改革中总是倾向于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总是企图维持自己群体的特权和社会地位，而对不利于自己的改革举措往往采取推诿、延搁的态度。三是腐败势力。腐败势力最不希望改革，也最不希望改革成功，是最阴险、最直接的改革阻力。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是向着民主化、法治化国家的目标迈进，公共权力将受到有效制约，腐败成本和风险将会大大提高。

　　（二）来自“三个层面”的改革阻力

　　从改革阻力发生和形成的过程来看，当前改革的最大阻力形成于“三个层面”，即思想观念层面、体制机制层面和执行实务层面。首先是思想观念层面。思想观念层面的阻力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阻力，而主要是关于改革是否对我有利的价值思考。社会心理有极度敏感的特性，改革会触动人们的敏感神经，因为改革要对原来的既成规则和秩序进行重新调整，站在原有规则和秩序的优势地位并将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会感到一种将在洗牌中一副“好牌”被洗成“坏牌”的危机；而站在劣势位置的人们，在改革结果没有定局之前也会警惕和不安，也并不一定支持改革。这样的社会心理反而有利于想维护旧规则和旧秩序的人。思想观念层面的阻力还在于，有的人总以大帽子压人，比如“稳定压倒一切”“国情特殊”等。二是体制机制层面。旧的体制机制的运行惯性会产生改革阻力。比如当前关于延迟退休制度的探讨，就可能遭到绝大部分安于现状、期待正常退休和养老的人的反对。同时旧的体制机制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当利益，其中体制的漏洞缺陷作为不当利益的渊薮，一旦改革就会遭到不当利益得主的反对和抵制。在当前我国社会公共产品制度改革上，就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比如近十几年来的高考制度改革，翻来覆去数次还没有完全定局，就是因为有不当利益得主的反对和抵制。三是执行实务层面。改革政策制度从其设计制定到贯彻落实，都可能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各级地方政府和国家部门在执行和操作改革政策时，都有可能变形走样或变通扭曲。

　　三、改革阻力对改革的影响作用

　　当前关于改革阻力对改革影响作用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改革阻力到底大不大，是否对改革成败起决定性的影响。有的人认为，现在不是改革阻力大，而是改革动力不足，即认为改革阻力对改革进程并不构成大的影响。二是强调破解改革阻力是否会引发不可控的改革风险，从而导致改革失败。如何正确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对于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改革阻力对当前改革的影响，改革阻力对于改革成败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其次，破除改革阻力可能会因触动一些人的利益而引发社会风险，但是这种风险是可防控和破解的，它不足以构成对改革的威胁。改革阻力对改革的影响作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阻碍、拖延性的，即对改革采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果、拖延搁置等办法，迟滞、延缓、阻碍改革进程；另一种是扭曲、破坏性的，即故意曲解改革的政策措施和实施办法，对其加以改变、扭曲、增减，甚至故意制造和操纵抵制改革的社会舆论。这两种改革阻力的影响作用方式有主观恶意上的差别，后者比前者的恶意更大，性质更加严重。解决这两种影响作用方式的力度越大，效果越好。改革发生影响作用的程度，主要取决于阻力主体占有改革决策权、决定权和执行权的大小。比如村长、镇长、县长、市长都可能成为改革阻力，那么村长、镇长与县长、市长相比，其影响作用就少得多。同时这种影响作用的程度还取决于改革的份量和对利益关系的调整程度，以及阻力主体与改革的联系紧密度等因素。有的人即使没有改革决策权、决定权和执行权，也可能通过政治游说和舆论影响阻碍改革。比如拥有巨额资源的利益集团就具备强有力的游说能力，可以影响政府的改革决策，从而出现“政府被俘获”的现象。

　　综上所述，通过对改革阻力产生的必然性、主要来源和影响力的分析，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破解改革阻力的重要性。我们要积极探索破解改革阻力的路径和措施，聚集改革的正能量，提高改革的科学性和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