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决定》，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内涵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包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渐进发展过程，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一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都要服从共同富裕这个根本原则。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内在逻辑整体，共同富裕是这一逻辑整体的核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个性。就共性而言，市场经济具有竞争性和分化性；就个性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占主体，能够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应该是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制约和规范市场经济，而不是用市场经济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不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把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问题，放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来思考，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渐进发展过程。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或同步富裕，而是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社会历史发展纵向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积累过程，需要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和结果。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而是通过部分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部分先富的过程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成分，即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以前，始终表现为部分先富。

　　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邓小平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他强调，“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成功，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由此可见，精神和物质是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二、“两极分化”的趋势值得警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年均增速保持在9%以上，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出现了颇为严重的贫富差距。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到社会收入的50.24%。占总人口10%的贫困人口，只占存款总额的3%；而占总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中指出：2012年，中国20%的高收入群体与20%的低收入群体相比，差距已达20倍。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474，而被国际公认的收入差距警戒线是0.4。据此可以看出，基尼系数所反映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表明我国已成为世界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

　　以上事实表明，我国在30年的改革发展中并没有形成人们所期望的“橄榄型”社会，反而成为一个暗藏危机的“哑铃型”社会。

　　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实施先富带动后富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大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和帮助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二是效率优先受到追捧，公平问题没有引起重视。三是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一部分人投机钻营获取了非法、违法收益，而且权力资本化的倾向十分严重。根据专家测算，全国范围内的各种非法收入，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了31%。四是税收制度不合理，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必要限制。五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民、城镇退休人员、城镇失业人员，成为贫困人口的主体。六是存在不平等竞争，一些部门、行业和拥有特殊资源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高额利润。

　　贫富差距拉大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导致新型经济板块出现，使得首先占领新经济板块的人获得较高收入，由此带来的一定收入差距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必然出现社会财富畸形集中，不安定因素日益增多。1960年前后，韩国和菲律宾的许多经济指数及其他社会指标相差无几，半个世纪后韩国经济翻了三番，社会稳定繁荣，而菲律宾的经济则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其原因就在于韩国的收入分配比菲律宾公平合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社会逐步陷入两极分化，社会公众心理失衡，社会凝聚力散失，进入恶性循环，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引起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对此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三、以深化改革促进共同富裕

　　重温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贯彻落实《决定》，应当密切联系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以改革的手段破除影响公平分配的制度体制障碍，消除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让共同富裕逐步变为现实。

　　首先，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长期以来，不仅不同区域收入差距过大，而且行业收入差距也居高不下。特别是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明显过高，石化、电力、金融、电信、铁路等行业，以垄断经营获取高额利润，拉开了行业收入差距。为此，必须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降低行业垄断性收入。对那些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建立收入分配约束机制，调整工资与效益挂钩比例。要确保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执行最低收入标准，完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种职业工资价格。要参照地区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数据，严格规范公务员津贴标准，努力缩小区域性收入差距。我国农民占总人口的60%以上，而农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到15%，而且区域差别巨大。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他强调：“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贯彻落实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要着力提高广大农民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革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实行平等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进入中西部地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

　　其次，要推进税制改革。我国现行税制弊病较多，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缴纳不公平、不合理。美国采用六级超额累进税率结构，高收入者成为纳税的主体，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的税款，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富人，而不是普通工薪阶层。美国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多年来个人所得税调节使其基尼系数平均缩小了0.3。税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保护低收入者，适当照顾中等收入者，重点调节高收入者。要对个人综合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年应税综合所得额在2.5万元以下的，税率为5%，2.5万元至7.9万元的，税率为12%，8万元至25万元的，税率为20%，超过25万元至75万元的，税率为30%，超过75万元的，税率为40%。此外，还要征收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消费税，进一步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

　　再次，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西方发达国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关系到亿万人民能否安居乐业，而且关系到亿万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明显滞后，使得包括农民、城镇退休人员和城镇失业人员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得不到及时足量的社会保障，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为此，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要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统筹,建立兼顾各类群体的经常性社会保障调整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服务体系。

　　最后,要着力促进机会平等。现代福利经济学把社会成员的经济平等规定为机会平等和结果公平,即所有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其就业、投资、职务升迁、赚钱盈利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大家同处一条起跑线上。与收入分配不公平相比,我国的机会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存在各种漏洞,一部分人通过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获取巨大利益,导致社会财富畸型集中。有关专家计算,我国的各种非法收入大约使基尼系数提升了3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长期奉行的政策,但在实践中,效率优先”被高高抬起,公平问题被置之脑后。应当看到,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根源,是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政治经济政策和相关制度。实现机会平等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效的市场机制,二是合理的政策机制,其核心是保证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起点的公平。只有改革不公平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和相关制度,保障人人机会平等,才有可能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也要切实加强法制建设,严厉打击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