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业成功的标准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日趋严峻,既有教育、经济和社会的外部原因，也有大学生自身的内部原因，如自我期望值过高、就业与择业标准过于片面（例如，仅盯着薪水）,这使得大学生没有去考虑自己究竟适合干什么，想要干什么，期望现不现实，等等。此外，大学毕业生的跳槽率也居高不下，斗门区某企业对2009年至2012年入职的青年员工的调查显示：69.64%的青年员工在入职一年内跳槽频繁。高离职率反映出基层青年大学生的低满意度和高挫败感。富士康“13连跳”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职业挫败感对毕业生（员工）的危害。

　　人人都向往成功、仰慕成功。职业成功是很多人的生涯目标,然而，何谓职业成功？在价值多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职业成功还仅仅是指高薪酬和高职务吗？对于基层的就业青年而言，职业成功意味着什么？从如何追寻乃至获得职业成功的角度出发，才能更好的做好基层青年的指导、服务和帮扶工作。

　　Thorndike最早进行了职业成功的相关研究，他把职业成功操作化定义为工作满意度。Seibert和Kraimer把职业成功定义为一个人在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所累积的积极的心理上的或是与工作有关的成果或成就。另外，Hunt将职业成功分为客观（外）职业成功（objective or extrinsic career success）与主观（内）职业成功（subjective or intrinsic career success）。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

　　作为评价职业成功的基础，我们将职业成功观操作性定义为评价职业成功的标准,依据先前的研究成果以及调查访谈结果，大致可以将职业成功的标准概括为以下几种:（l）财富标准:认为通过工作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发财致富是现代人成功的标志；（2）晋升标准:认为职业成功就是晋升到组织等级上层或者在专业上达到较高等级；（3）安全标准:一些渴望长时间的稳定和相对不变的工作，以获得职业上的安全为成功标准；（4）自主标准:强调职业成功就是在工作中自主自由，对职业和工作有最大限度的控制权；（5）创新标准:标新立异，做出别人没有做成的事情就是成功；（6）平衡标准:在工作、人际关系和自我发展三者之间保持有意义的平衡，才算是职业上的真正成功；（7）健康标准:在繁重工作的压力下依然保持身心健康，就可以算得上职业成功。这几种职业成功的标准并不是完全独立、相互排斥的。

　　为了在职业指导工作实践中提高关于职业成功的可操作性，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因素分析等方法，对职业成功观的内容、结构和特征作进一步探究。

　　二、研究中采用的方法

　　（一）被试为了集中调查区域性特定就业群体的职业成功观状况，本调查中的所有被试均来自在珠三角地区（含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中山）基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在预测和正式调查中共收回有效问卷775份。

　　（二）维度构想和项目确定

　　Seibert和Kraimer把职业成功定义为一个人在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所累积的积极的心理上的或是与工作有关的成果或成就。另外，Hunt将职业成功分为客观（外）职业成功（objective or extrinsic career success）与主观（内）职业成功（subjective or intrinsic career success）。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周文霞（2008）把职业成功观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内在满足、外在报酬、和谐平衡^④。本次研究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个别深度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初步提出职业成功观的外在发展、内在发展、生活平衡和理想实现等四个维度。

　　此外，本研究主要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和小组焦点访谈的方式，按照所构想的维度，初定了由29个项目组成的预测问卷。问卷采用李氏6点自评，从“很不重要”至“非常重要”分别赋予1-6分。

　　（三）数据的处理

　　将所回收的有效问卷数据进行录入后，用SPSS13.0和AMOS4.0进行F检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统计处理。

　　三、问卷的分析与结论

　　（一）问卷数据分析

　　1.项目分析。首先，求出个别题项间的临界比率CR值，然后进行鉴别力分析和题项与问卷总体的相

　　关度分析，将决断值未达到0.01显著水平的题项和与问卷总体相关系数小于0.20的题项予以删除，剩余23个题项。

　　2.探索性因素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职业成功观的初测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并通过正交旋转法建立因素负荷矩陈,此外，运用KMO and Bartlett's Test对研究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适当性检测。经多次探索，先后将交叉负荷多且负荷小于0.40的8个题项删除,最后，将剩余的15个题项重新组成职业成功观问卷。相关结果如下：球形检验Bartlett值为2778.820(df=105,p<0.001),KMO=0.855,说明适合对数据进行因素分析。在不限定因素数目的情况下，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有4个，累积贡献率为55.523%。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对预想中的职业成功观四个维度修订为：外在发展、内在发展、生活平衡和才能发挥。

　　3.验证性因素分析。为了进一步检验职业成功观的因素结构，本次研究在初始模型的基础上，重新抽取587名被试用AMOS4.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其结构模型的构想效度。

　　根据多项模型拟合度可接受标准：CFI、IFI、NFI、RFI、TLI的值均高于0.900,RMSEA的值小于0.08即可认为模型是拟合的。X2/df的值越接近1,则表明样本协方差矩阵与被估计的协方差矩阵的相似程度越接近，在实际研究中，可以接受的X2/df值应当小于5。表明本研究模型拟合较好。

　　4.测量学分析。本研究采用Cronbach a—致性系数来考察模型的同质性信度。整体a系数为0.856，各维度的a系数中最小的为0.708。Henson(2001)认为当以基础研究为目的时，信度系数最好在0.80以上，若以发展测量工具为目的，信度系数应在0.70以上,因此，该模型达到了较好的同质性信度水平。

　　本次研究通过考察各维度之间及与总体之间的相关进行结构效度分析。Tukej指出，一个良好的问卷结构要求维度与测验的相关在0.3－0.8之间，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在0.1－0.6之间。模型中各因素之间的相关介于0.322－0.528之间；各个因素与总体的相关在0.649－0.805之间。说明该模型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二）80后毕业生职业成功观状况与特征

　　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后发现：

　　1.有1至3年工龄的基层就业青年，在和谐平衡因素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工龄在10年以上的70后基层就业青年(F=2.314,p<0.01)。不同工龄的基层就业青年在内在发展和才能发挥因素上的得分均无差异；但在外在发展因素上，不同工龄的基层就业青年的得分均显著高于70后基层就业青年(F=12.238,p<0.01)。

　　2.从不同地区成长的基层就业青年,在和谐平衡和才能发挥这两个因素上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在内在发展因素上的得分,来自农村/乡镇的基层就业青年显著高于来自大/中城市的基层就业青年(F=15.426,p<0.01)。在外在发展因素上的得分,来自农村/乡镇的基层就业青年要高于来自大城市的基层就业青年(F=3.025,p<0.05)。

　　3.不同学历层次的基层就业青年,在和谐平衡、内在发展和才能发挥这三个因素上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但是在外在发展因素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得分均高于专科生(F=5.113,p<0.05)。

　　4.男、女基层就业青年在和谐平衡和才能发挥这两个因素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但女大学生在内在发展和外在发展这两个因素上的得分均高于男大学生(F1=4.803,p1<0.05；F2=8.365,p2<0.01)。

　　5.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和谐平衡、内在发展和才能发挥这三个因素上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在外在发展因素的得分上,经/管/法类基层就业青年要显著高于文/史/哲和理/工/医及其它类基层就业青年(F=6.802,p<0.01)。

　　6.供职于珠三角不同城市的基层就业青年,在才能发挥因素上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在和谐平衡因素的得分上,在广州工作的青年与中山、珠海的无显著差异,但高于深圳、东莞和佛山的(F=3.427,p<0.05)。在内在发展因素的得分上,在东莞工作的大学生要显著高于在珠三角其他城市工作的(F=12.179,p<0.01)。在外在发展因素的得分上,在广州、深圳和珠海工作的青年,要高于在东莞、佛山和中山的大学生(F=5.024,p<0.05)。

　　(二)职业成功观的分析

　　本次研究综合运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因素分析、方差分析等途径,对到基层就业的大学生的职业成功观的结构和特征进行了探究,构建了其职业成功观模型,它由四个维度构成,分别是和谐平衡(4个项目)、内在发展(4个项目)、才能发挥(4个项目)和外在发展(3个项目),同时,对他们的职业成功观状况和特征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分析。为保证职业成功观结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严谨、应时的统计处理,在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及内部一致性系数等检验中,均表明本研究取得了较好的信效度。

　　通过对不同入职年限的基层就业青年进行比较后发现,与70后员工相比,入职年限较短的青年更加注重生活的平衡,这说明在多元化社会价值体系中,年轻一代已不再将精力过于集中在传统型的事业追求上,他们更注重生活的质量、个性的满足等。在日益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中,这有利于关系的和谐及员工的管理,也更符合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此同时,80后青年又比70后青年更加追求职业的外在成功,这恰恰与他们身处基层、在经济和地位上呈明显弱势的状况相吻合,在高房价等生活现实面前,80后一方面想追求更好的生活与职业的和谐平衡,另一方面又想追求更高的薪酬福利和职务地位,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与城市的青年相比,来自农村的青年对内在发展和外在发展有更强烈的追求,这与他们缺少家庭的经济等背景支持，得依靠个人努力来创造未来有关,这也提示我们：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青年往往有更强的成就欲望，但也有可能会较易陷入极端，比在城市的青年更容易产生挫败感。

　　专科生对外在发展的需求较本科生和研究生都低,这与他们较低的学历和综合能力结构有关,在外部发展受限的职业环境中，专业生的流失率可能会更低，成功感也会更强。

　　较其他专业，经、管、法类的青年对外在发展因素更为看重，这与他们的专业学习的内容和思维有关，也反映了他们与专业相关的职业兴趣。

　　本研究的数据表明，在深圳、东莞和佛山工作的基层就业大学生，对和谐平衡这一因素更为看重,与近来在以上城市发生的员工自杀、招工困难、集体罢工等事件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城市在平衡兼顾员工绩效与员工生活、心理健康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努力。在东莞的基层青年更加注重内在发展，这可能与典型的现代工业和创新含量低有关，青年普遍感到在学习深造、技能提升方面较为欠缺。在广州、深圳和珠海工作的基层青年，比在东莞、佛山和中山的更加看重外在发展，这既反映了选择在一线城市和特区工作的基层大学生有着更强烈的追求外在成就的人格特质，也反映了这些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和高职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