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酝酿之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年要编制好“十四五”规划,为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擘画蓝图。“十四五”蓝图如何绘制,也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之一。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十四五”时期是极其关键的时期,国内外都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孕育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对此,我们需要科学认识,理性应对。
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新趋势
第一,中国从世界生产中心迈向世界消费中心。如果以10年为阶段,用一个关键词形容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关键词是出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第二个10年的关键词是公共投资,中国形成了立体式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第三个10年的关键词应该是消费,中国将形成什么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一个生产中心,同时也成为中间产品的需求中心。“十四五”时期,中国不仅要稳固世界生产中心的地位,还将成为世界消费中心,这是由超大的市场规模和巨大的支付能力所决定的。身兼世界生产中心和世界消费中心双重地位,这是近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前所未有的地位变化。“十四五”时期,生产与消费并重,内需与外需并重。
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切入全球价值链,目前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765个工业类别的国家,标志着全面切入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十四五”时期,中国要探索培育国家价值链、引领全球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基于此,如何为全世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
第二,经济主体行为范式变化带来经济运行模式的变化。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90后”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互联网原住民,生活在“永远在线”的时代,即时联系,这意味着全球的年轻人具有一定的行为趋同性。同时,“90后”与“90前”,可能存在着巨大的理念冲突。比如,面对住房问题,“90前”奉行“买房—居住”模式,“90后”可能奉行“租房—居住”模式。这一变化,预示着关于住房所有权与居住权的治理规则,必须随之调整,比如,能不能实现租购同权。
行为主体的另一重大变化就是老龄化。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但却是“十四五”期间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因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60后”)开始退休了。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即将发生变化,专业化的社区养老模式正在起步,多种养老模式并存。这亟须解决两个问题:未富先老,老后破产。否则,将形成代际竞争资源的困境。这两个问题,是全球老龄化趋势下都需要解决的,但在中国更为急迫,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世界第一,老年人口数量也是世界第一。现有养老金体系的压力较大,问题将在“十四五”时期更加凸显。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养老难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依靠未来财政收入偿还,都是需要下一代人负担的,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掣肘之一。这需要多元化养老体系的形成和生育政策的重大变革,这需要“十四五”时期进行重大的体制变革。
第三,数字化革命带来产业模式和社会范式转型。未来经济社会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都将数字化与智能化,永远在线,即时跨越时空的开放互动,生产与消费的一体化互动,智能化、自动化与定制互动。这意味着,永远在云端,手机就是办公室,产品就是来自全球的创意集合体,工厂就是3D打印机,可以进行全球分布式生产。这意味着,未来经济体的竞争,首先表现为新基建的竞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更大的网络规模效应,实现信息的永远畅通无阻。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制度重于技术,制度创新推进技术创新。在数字革命背景下,技术重于制度,技术创新会倒逼制度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的信息快速传播,将创建一个公开透明的经济社会体系,数字革命的技术力量会冲破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约束。
产业模式与社会范式的转型是全球性的趋势,但中国将逐步从追随者变成引领者。但哪些区域在哪些领域将成为中国的引领者,这是每一个地区在“十四五”时期必须要布局的;否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第四,全球化迈入新时代,急切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回顾历史,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到1800年,可称为全球化1.0时代;19世纪和20世纪,称为全球化2.0时代;1990年以来的30年,称为全球化3.0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紧紧地科学把握住全球化的脉搏,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创造了“中国奇迹”,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十四五”时期,全球化4.0时代开启,我们如何应对?全球化4.0时代,不仅仅是贸易的全球化,而是研发、生产、投资和服务的全球化,是信息共享和数据资源的全球化。这使各种交流、合作空前活跃,促使生产力挣脱某些人为的束缚,使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社会发展也得以不断提速。当前,“逆全球化”和全球分离主义虽然时有兴风作浪,但非主流。此刻,更加彰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十四五”时期,中国如何基于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更是世界的事情。
“十四五”期间我国的三大应对策略
可见,“十四五”时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理性应对以上趋势与变化,努力做到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服务)、品牌、企业和人才,在全球市场具有引领性;具有吸引全世界的魅力,从全世界吸引企业、资金、人才和信息。
第一,为全世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制造2025》实施的关键时期,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全世界提供产品的关键时期。制造业核心关键技术的创新突破极其关键,需要加快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快培育智能制造组织系统提供商,加快建设从零部件到最终产品的全产业链跨境电商平台,形成智能化全球分布式生产网络。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服务于全球的能力,打造服务于全球的生产消费互动网络,形成城市中央商务区(CBD)新业态,从实体CBD迈向线上CBD,进而推动城市中心形态转向,从中央商务区(CBD)迈向线上中央活力区(CAZ)。
第二,推动人口、就业政策与养老体制的重大变革。人口、就业政策变革包括:从限制性生育政策逐步迈向鼓励性生育政策,形成开放式的生育权管理制度;发挥企业和城市能动性,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构建以技能为本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互联网灵活就业和互联网共享平台的劳动市场治理体系。“十四五”时期是解决养老金“空账运行”问题的关键时期,养老体制变革包括:认识到养老金索取权是一笔宝贵的资产,探索建立高流动、高活力的现代化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福利随迁;形成多元化养老金体系,推进养老金公司化管理、专业化投资、全球化布局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智能化康养产业和建设智能化养老社区,形成专业化、智能化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融合。回顾历史,任何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都是社会合作秩序不断拓展的过程。世界发展史表明,文明的危机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危机,文明赶超的背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赶超。当前,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的以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十四五”时期,我们不仅仅追求产品和企业“走出去”,更要“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更是要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这需要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文明互鉴,探索“包容他者”的全球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