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好评如潮，各地政府鼓励多方力量参与乡村振兴。乡贤，一个模糊的名字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新乡贤参与振兴乡村、精准扶贫与基层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里重要一环，基层稳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繁荣的前提。 因此，“请贤、招贤、留贤”要成为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高度关注的议题。

　　基层社会人才流失较严重

　　长期以来，广大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大量劳动力，还通过高考选拔等方式为城市发展与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但少见这些流向城市的人员返乡投身“三农”建设，更难见城市居民反向流入基层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与建设。一般而言，在发达地区立足下来的人不会选择返乡工作与创业，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地区差距过大，我国东部经济发展提供的就业与创业机会多，中西部的劳动力去东部务工能取得更高报酬，并且东部发达地区更能留住人才，能提供与之适合的岗位、薪酬待遇与工作环境，同时由于马太效应使得东部发展优势越来越明显;二是城乡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结构是世界普遍现象，但城乡二元体制并不多见，我国实行较长时间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发展不均衡与不充分，甚至一度出现城乡分割的局面，户籍制度带来的便利与福利吸引农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城市;三是行业差距过大，毋庸置疑，收入高的行业大多在城市与发达地区，人往高处走是人之常情，也是“用脚投票”的结果。说到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是基层人才偏少的主要原因。

　　五类人士可以成为新乡贤

　　“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指有较大作为、享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致仕官员或者社会贤达人士。明清两代州县均设有乡贤祠以表彰与纪念对本地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在面临社会与经济危机时，乡贤须义不容辞挺身而出为基层人民谋福祉、图生存。

　　新时代的乡贤，与古时候意义和内涵不一样，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乡贤”，即以下五种类型：

　　一是退休返乡的体制内工作者。包括官员、教师、医护人员等，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和专业技术，带着资源与技术回到故土参与当地基层建设事业，比如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将军解甲归田，率全家人返回江西老家农村，做了一名“将军农民”。

　　二是德高望重的基层干部。这一类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心骨，是基层发展的稳定器，他们有德有为有位，在位时为老百姓谋福利，退位后发挥余热，比如杨善洲退休后在22年间带领大家植树造林建成了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并无偿捐赠给国家。

　　三是可耕可读的贤人志士。这些人都是当地模范人物，在认识与见解上有一定高度，为百姓排忧解难，他们敢于仗义执言、主持公道、扶正祛邪，尤其在百姓关心的“红白喜事”上具有很大的话语权，在百姓心中享有崇高威望，是新时代的社会贤达。

　　四是反哺桑梓的各界精英。这类人是重点引进的新乡贤，他们是经济建设的能手，掌握了先进的管理技术，能有效地改造基层现有的经济与产业现状，比如浙江省龙泉市兰巨乡的练书文放弃在外的事业并于2015年回到仙仁村投资并承包300余亩的长寿桃基地，用练书文的话说是，“我是一名党员，早先出去学了一圈拼了一回，现在回乡为乡亲们干点实事，大家互帮互助，日子就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五是愿意为乡村振兴出钱出力与建言献策的优秀典范。这类新乡贤对基层社会治理并不一定亲力亲为，可以通过投资、“金点子”、现代通讯等手段与基层建立联系以提供意见与建议。笔者在湖南省洞口县月溪乡调研新农村建设时，发现广大新时代的新乡贤广泛参与其中，例如新乡贤曾水平积极支援国家扶贫大业，目前月溪乡项目区安置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约350户，已入住200多户。总之，新乡贤的“新”，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在于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乡贤如何参与基层治理

　　思路决定出路，新乡贤在人财物等资源、观念与经验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各地方要积极引入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事业上来，建立乡贤人才库和联谊机制，打好亲情牌、乡情牌、产业牌、文化牌与生态牌，鼓励新乡贤在社会、经济、文化与政策等方面做出贡献。

　　一是积极参与基层社会建设。基层社会建设一直是我国社会建设领域的短板，新乡贤要成为基层社会建设强大的智力支撑，扮演为基层出谋划策的智囊与顾问角色，在化解冲突与矛盾中起到积极作用，但乡贤在参与基层社会建设过程中不可越位，要做好“绿叶”，为基层政府与基层百姓分担忧愁。例如：浙江上虞通过新乡贤担当“矛盾调和剂”的“乡贤治理”新模式已成为成熟典范，即以新乡贤为主要成员的五个民间调解机构有效地进行基层治理。在各地，要根据当地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新乡贤治理模式，在安全防控、基本公共服务、生态治理维护以及社会矛盾冲突等方面发挥积极效应，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是鼓励参与基层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其他建设的基础，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精准扶贫，都要有相应的产业作为支撑，否则绝非长久之计。在基层，要打造让新乡贤的资源优势可以发挥出来的舞台，支持“能人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与鼓励“工匠精神”，基层政府要提供优质的产业配套服务，加速土地流转，在资金支持上要鼓励政策性金融积极支持新乡贤。比如：延长农产品产业链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加快物流业发展以促进农村商品快速流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树立富有特色的“一村一品”“一乡一品”品牌，拉长旅游产业链，推进农业现代化等，用新乡贤洪文龙的话就是“乡村要吸引外面的人来体验和消费，就要善于挖掘，培育品牌，才能拉长产业链。”

　　三是有效参与基层文化建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预示着人民对高质量文化的需求进一步提升。抓好基层文化建设，营造浓郁的基层文化气氛，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与推进“三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新乡贤在基层文化建设上责无旁贷，文化对人起着春风化雨的教化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新乡贤是道德楷模，是先进模范，他们的言行会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人，新乡贤又是党中央大力提倡的家风建设的基层表率，同时，乡贤自身也是乡贤文化的践行者。

　　四是做好党的理论与政策的传播者，促使党的政策宣讲常态化，适当情况下可以与基层党建工作联系到一起。新乡贤在国家政策的解释和传达过程中起到枢纽与桥梁作用，成为基层贯彻落实党和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坚实力量，以团结、稳定、发展与繁荣为宣讲目的，增强党的政策传播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新乡贤要配合村委会、社区等基层组织，积极引导百姓群众领悟党的政策与维护党的地位，并引领他们主动进行自我管理、监督、教育和服务，鼓励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开放性，如此，能有效辅助基层政府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治理问题。积极引导广大新乡贤成为党的政策与主张的传播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时代变迁的记录者、公平正义的呵护者，努力实现十九大报告描绘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基层美好生活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