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再强调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各项工作，希望广东以“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统领工作全局，其中特别提到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这不仅既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为深圳率先在广东、在全国打造全新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指明了方向。

　　当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率先在中国形成以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前店后厂式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当前开放型经济较之外向型经济也将再一次产生质的飞跃和新的发展。如果说过去的深圳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与机制，率先配置了全国优质的经济资源并成为经济强市，那么我们未来需要率先在全国建立国际化、开放型的体制与机制，率先配置世界性的优质资源并成为全球性的创新型城市；如果说过去的深圳率先在全国建立了完备的适应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政策体系和加工制造体系，那么我们未来需要率先在全国建立适应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模式、政策体系和创新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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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析开放型经济的内涵变化与模式创新

　　（一）外向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不同

　　外向型经济时代正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如通过海关、关税控制资本与商品的流通，在国际分工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仅仅是垂直分工，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边缘、低端和被动的地位。

　　而开放型经济则处于更加开放的状态，中国已经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与前大不相同，强调通过经济与科技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获得经济科技的健康发展，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国际分工的格局已经与前大不相同。开放型经济是在全面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要素流通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衔接。

　　（二）外向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自有、自主能力与水平不同

　　外向型经济的经济发展范畴主要局限在“三来一补”等加工制造产业之内，开放范围有限，存在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的问题，由于低层次的加工工业存在大进大出以及资本、技术、市场、管理、企业等被外资控制的不可预测性，甚至存在更大的潜在风险。

　　而开放型经济则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包括金融、保险、物流、电信、贸易、服务、投资、技术、医药、文化等包括三大产业、特别是高端服务、服务贸易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对外开放。并更加强调经济的自有性与自主权，如自有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知名品牌等，产业结构进一步趋向协调化和高度化，将脆弱的、逻辑性的、依附型的经济结构改变为创新型、自主型、自有型的经济结构，更加强调自主创新并能够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挑战。

　　（三）外向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不同

　　外向型经济由于急于摆脱贫困和就业，注重招商引资、要素投入、增长速度而不考虑环境、公平、生态及其他，表现出粗放型的经济特征，这种经济模式既让我们饱享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也让我们深受廉价资源竞争的后遗症和国际市场不同危机带来的挑战。

　　而开放型经济则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既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表现为集约型、效益型、质量型的经济特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技术进步、经济效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文化内涵与人文关怀。

　　（四）外向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运作模式不同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中被动性更多而主动性偏少，引进多输出少，并过多地提供优惠政策，违反国民待遇原则，通过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等，引起国际舆论的争论形成不公平竞争。

　　而开放型经济则不仅强调进一步对外开放、也强调对内带动，既强调引进来，更鼓励走出去，倡导公平竞争，既要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水平，又要转变外贸的发展方式、通过改变外贸结构水平，强化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对外净输出国，在不断提高国际分工地位，改善国际经贸效益的同时，不断创建并壮大自己的跨国公司。

　　（五）外向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体内容不同

　　外向型经济的经济发展主要是被动地依赖于如“三来一补”等加工工业，特别是沿海地区更加重视对外贸易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方式相对单一。

　　而开放型经济由于世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市场低迷，则更加强调供给侧的改革与内需拉动，以创新驱动和流量经济推动区域与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并由此优化区域的经济存量、强化经济增量、扩张经济总量、提高经济质量，包括提升广东省域经济的结构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服务水平。

　　（六）外向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对创新体制的要求不同

　　外向型经济时代由于对外经济一体化水平低下，更多强调对外资本的引进、利用的经济合作关系和当前的经济收益，注重经济操作层面。

　　而开放型经济则不仅要求扩大经济贸易方面的往来，而且要求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产业、市场、体制、民生、设施等方面与国际社会的全面合作与衔接，强调国家主权，强调国际惯例，对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清理、修订和完善，进一步发挥广东立法权的优势，完善在开放条件下的调控、管理和服务体制，要求在体制与机制上与国际接轨，按以实现一体化时代更高的制度安排和运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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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构开放型经济政策体系的主导路径

　　当实施了三十余年的外向型经济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政策体系并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时，当新的时代挑战这些曾经行之有效但却已经过时的政策体系时，我们急需重构开放型经济完整的政策体系并创新模式，特别是深圳更加需要把握时代特质并高屋建瓴地在整体上进行谋划：政策体系需要由倾斜型转向普惠型，由扶持型转向激励型，由刺激型转向常态型，由杠杆型转向稳定型，由随机型转向战略型，由应急型转向系统型，从而顺利实现开放型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秉持普惠性、激励性、常态性、稳定性、战略性、系统性等原则，营造有利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创新生态环境，从而在重构开放型经济政策体系及创新模式上再一次引领全国。

　　（一）由外向型倾斜型政策向开放型普惠型政策转变

　　外向型经济政策是一种倾斜性特征非常明显的政策，比如政府的倾斜重点主要是外向型从事加工制造与出口贸易相关联的企业，久而久之，不仅难以形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也难以建设性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依赖的支柱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并且容易造成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外技术依存度。

　　而开放型经济政策首先要求实施新常态下普惠型的优化政策，如产业政策中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布局政策，如产业结构调整的协调化、高度化政策等等，都要求取消优惠政策，强调国民待遇。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一方面强调并实施公开、公正与公平的普惠型政策，鼓励公平竞争，另一方面根据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需求，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导向，按照公平、有序、优化地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国家需求的产业类型。

　　（二）由外向型扶持型政策向开放型激励型政策转变

　　外向型经济往往根据自身低端的比较优势，利用国际、国内资源，大力扶持具有出口能力的产业和产品，所以外向型经济往往表现为大量从国外市场上购进原材料，经国内加工增值后，再大量地把产品销往国外市场，即所谓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缺乏产业高度化的外向型经营方式。

　　我国进入开放型经济时代，世界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市场持续低迷，国际购买力持续低下，加上美国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未来世界消费及高额关税的不确定性，我们当前与未来的政策制定，一方面需要以激励的方式加快发展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高端产业，改善出口结构，以高端产业及其品牌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另一方面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以政府资金引导民间资本，优中奖优，以事前扶持转为事后奖励，以激励政策替代扶持政策，同时优化国内的内需政策，形成开放型经济所需求的高端产业体系与内需市场繁荣的新格局。

　　（三）由外向型刺激型政策向开放型常态型政策转变

　　外向型经济时代具有典型的粗放发展模式，加上贴牌加工耗费大量资源、人力与物力，且工缴费等利润微薄；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投资与出口方面，通过刺激性政策达到相关的经济效果。

　　开放型经济需要构建常态型的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创新体制，出台创新政策，以创新的常态政策取代刺激政策，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比如在引进外资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同时，促进对外投资并推进“走出去”战略的构建，以推动内外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创新内外双向新体制。同时优化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通过区域政策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优化自由贸易区政策，优化粤港澳合作政策，以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空间，同时形成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极核和经济制高点。因此，深圳制定开放型经济常态型政策需要全球视野、国家立场并具有广东特色。

　　（四）由外向型杠杆型政策向开放型稳定型政策转变

　　外向型经济实施的税收政策，基本属于系统性的杠杆政策。比如生产出口商品可适当减免产品税和增值税；对外贸企业经营的“以出顶进商品”给予免征批发环节营业税；有些加工产品可凭外贸同外商签订的合同和销货发票等有关凭证予以退税；有的出口商品退税，在退给工业环节缴纳的产品税和增值税的同时还要退0.3％的营业税；外资独资企业经批准从经营之日起免征所得税一年，后两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等等。优惠税种类之多、税额之大、弊端之多，前所未有。

　　开放型经济要避免由于税收杠杆政策所带来的国内外系列的负面效应，通过结构性减税营改增的过渡，进而进入全面减税让利相对低成本竞争的时代，也是应对美国新政的有效方法。是倡导要素自由流通、实施国民待遇、公平透明竞争的时代，以降低关税壁垒、实施公平税负和提高要素流动为宗旨，制定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需求的稳定型政策。在开放型经济中，既鼓励出口，也支持进口，既吸引外资，也对外投资，关键在于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在于通过稳定型的经济政策，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发挥高端产业的比较优势，形成对全球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

　　（五）由外向型随机型政策向开放型战略型政策转变

　　外向型经济的主体是面对国际市场的加工制造经济，首先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作为其经济发展的建设基础，以获取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同时又由于其经济活动的范围涉及对外经贸，又需要懂经营、善管理、知技术、会外语的外向型经济专门人才，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人才稀缺，所以在人才政策方面往往捉襟见肘，其他相关政策亦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与临时性。

　　而开放型经济时代，世界对于人才与资源的争夺更趋激烈，更加强调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获得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不仅强调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而且更加强调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因此对开放型经济需求的人才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推动引资、引技、引智的有机结合，人才政策已经成为全球性、战略型政策。

　　（六）由外向型应急型政策向开放型系统型政策转变

　　外向型经济时代由于大量的产品出口导致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崛起和对世界原有市场秩序的冲击，经常招致频繁的贸易摩擦和经济争端，包括发达国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失去原有市场份额进而加入对华贸易摩擦。

　　开放型经济的关键是打造我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将由加工装配中心迈向制造中心，进而跨入创造中心；在制定政策上，一方面随着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政府应该更多地获取国际话语权并参与制订国际规则；另一方面需要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克服制度供给、政策供给、科技供给、人才供给、能源资源供给不足等短板，疏导过剩产能，去除杠杆政策，解决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等许多问题。因此需要出台能够适应开放型经济的对内对外的系统性、规范性政策，以系统型政策替代应对型政策，并为中国实现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的梦想作出深圳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