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党的十八大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审时度势以科学发展为指导，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的建设作出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了新的局面。它重申了既定的发展目标，并从顶层设计了振兴中华，走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A

　　党中央在接力传承中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进行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正是全面实现小康建设的科学观决策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凭着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取得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以革命者的胸怀和中国人民儿子的情怀为我们设计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发展蓝图。他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提出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上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在总体指标初步达到小康发展的基础上，中央继续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

　　“小康”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词汇和概念。当它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其理论意义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定位，同时也越来越有国际和人类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中国的“小康”思想是在“大同”理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对远古时代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的一种追忆和描述。而现实的社会却是一个矛盾的中间体，“小康”就是对“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现实社会的描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通常是指中等生活水平，也有小富即安，量入为出一种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含义。

　　邓小平提出实现小康和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被我们现代化发展所接受，并迸发出这样的政治生命力是有深层原因的。因为在中国古籍中，“大道既隐”的现实社会里，必须承认“天下为家”的私人价值的重要性，需要作相应制度设置，发挥伦理纲常的作用和采用精英治理的方法（详见《礼记，礼运，大同篇》）。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要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私人原则，法制和德治兼备，实行政府和公权力的法治和公共服务等，并且强调中国政治的“人治”特点是建立在“精英”伦理基础上的。邓小平提出的小康建设目标一定程度是对毛泽东时期我国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一种反思的结果。是对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化解释。所以建设“小康社会”已成为一种文化密码，激起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真实理解。多少年来，“小康”一直是大多数中国人民和中国家庭的生活追求，是最能激发大众对发展和对社会主义认同与共鸣的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也不难体会到，邓小平在上世纪80-90年代所指的小康建设主要是指经济生活水平，但是当代社会的发展观已经不能仅停留在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经历了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增长论”（50-60年代），到普遍满足人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为目的的“需求满足论”（60-80年代）的过渡，如今已普遍进入到以人的素质全面提高来衡量发展的“素质提高论”（90年代至今）。世界的科学发展观认识到物的增长不一定带来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需求满足必须公平合理并和资源、人口、环境相适应，保持世代永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科学发展需要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完成从经济增长、到需求满足、到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的转换绝非易事，必定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和探索。现在党中央在接力传承中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进行五位一体的布局正是全面实现小康建设的科学观决策。

　　B

　　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必然问题，同样需要从社会经济结构关系中去找答案

　　经济增长是发展的要义，但绝不是单纯的GDP增长。2001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取得决定性的成功。我国基本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从中获益。

　　但是2008年以来，市场制度的优势和弱点越来越显现了出来。那一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同时全国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按照国际统计标准，被认为是摆脱了贫困国家的水准。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又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2011年底，中国人均GDP水平已达到5400美元，正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然而在消除贫困，物质财富得到涌流的同时，市场的私人原则也从两个方面暴露出它的问题：一是市场竞争本身的马太效应，市场配置资源是“势利”的弱肉强食，自然会形成强者越强、弱者愈弱的不平等后果。二是中国转型的渐进式和局部性的特征使政府的社会经济角色继续错乱，产生了本来需要坚守公共性原则的政府利用市场的私人逻辑来为自身或部门牟利的现象，并波及危害到全社会。

　　近些年来，资源寡头垄断、公权力滥用、诚信缺失、精神返祖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国社会正处于市场和再分配权力双重机制作用下的不平等结构之中。统计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是转型国家中最高的（接近0.5）。联合国开发署、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和各类国际NGO都以不同的方式提醒中国需要注意经济增长中的包容性问题：就是要让不同阶层的社会大众有平等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同时要使广大人民有公平分享增长成果的权利。所以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是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带来的必然问题，同样需要从社会经济结构关系中去找答案。“全面”小康不是总体的平均数概念，而是必须看内部的结构合理和关系平等，否则社会难以和谐。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差别是必然存在的。社会分层现象具有积极的功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一种人文自然现象。所以当代社会学研究认为，社会分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不平等。也就是社会差距到了不能容忍，或造成差别的因素不合理。社会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感受。一个社会各种群体之间的差距保持多大才是可以接受的，怎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差距是不可接受的，这就涉及到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尺。

　　显然，容忍度和制定公正的标尺是一个政治过程。也就是需要掌握不同资源、有着不同利益，怀有不同需求的社会群体通过协商来解决的问题。这也就是国际发展经验反复证明了的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政治体制的民主建设势在必行的道理。只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与公平协商平台，社会公平和正义才能得到伸张，什么是“不平等”的标尺才能得以建立。

　　在中国的小康思想中同样具有对小康社会是一个各自为政，意见纷争的特点描述，民间也有对小康人家“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鄙夷。儒家论述小康社会的同时，主张要设制度，立规章，倡导精英治理的政治方式等颇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智慧。十八大报告把政治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第二项，足见中央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政治建设的重视。

　　C

　　文化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发展中发挥永续的作用，在实现科学发展中是衡量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核心指标部分

　　文化建设也是在市场化改革后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下得到了重视。在上世纪80-90年代，邓小平在谈“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道理。现在，文化建设已不单是一种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向，也被认识到是国家的软实力和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是充分意识到文化作为历史沉淀物和思想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互动作用。它本身可以是一种制度性的生产要素，通过道德、宗教、风俗、家庭、教育等社会设置对国力和经济发展起到内生性变量的作用。文化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发展中发挥永续的作用，在实现科学发展中本身就是衡量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核心指标部分。中国的经济成就和发展业绩增强了全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同时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自觉也同样显得越来越重要。

　　2004年以后，中央特别强调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必然，也是现代公共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领域。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翻一番”的建设要求，即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一番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双翻”指标（相对2010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第一步里，我们只提到了GDP翻番的要求，现在把居民收入的翻番指标同时提了出来是一个进步。它显示了中央以人为本，藏富于民的科学发展理念。如果光按照统计角度来测算，十年翻番的年均增长率大约是在7.3%左右，按照我们目前发展的势头并非难事。但是“翻番”不能是一个孤立和简单的平均数，需要体现结构性平衡。其中劳动者收入的增加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可以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劳工”，广大劳工不小康，难言全面小康。

　　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建设社会。美国学者普兰尼在他的名著《大转折》一书中指出的“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只能存在于一个市场社会。这是我们在分析市场制度时所得出的结论”。经济转轨牵动社会变革是符合马克思社会分析基本原理的。马克思曾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地要求私人的物质生产、交换、消费活动摆脱政治国家的干预和强制，成为政治领域之外的自主的经济活动领域，并建立起自主的社会组织，由此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成为了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现实存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明显出现了资源分散化、利益多元化和需求多样化的社会分化结果。社会变得有资源，一个拥有独立资源、权利和需求的多元社会正在成长，从市场的私人领域开始拓展出一个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的空间。和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组织系统已初露端倪，方兴未艾。一个相对于国家的社会体系正在形成。政府也需要从传统的“全能”政府向现代“有限”责任政府转变。

　　在社会建设的诸方面，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公共政策、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实施社会福利和公共生活管理等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来完成。可以认为，当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确立起来以后，一个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公民精神也在成长。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发展趋势，并由此认识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正在多元化。社会建设的核心就是要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尊重和发挥它们在民生和社会管理事务中的主体作用。这就意味着党要实现对公民社会的引领和协调作用，发动“群众”，依靠“社会大众”，把维系社会关系和谐稳定的“互惠”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设机制，共享繁荣与发展。

　　十八大报告强调了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我国社会从一个行政体制全覆盖的社会，向法治化“公民”社会转变的步伐相信一定会得到加速。社会体系需要组织化，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确实令人鼓舞。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中具有特别新意的部分。这是和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紧密相关又和国际前沿所关注的人类话题直接对话的内容。中国小康思想是一个追求中等生活水平，安居乐业，与世无争，资源节约型的生活形态。

　　中国的人文思想中历来也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这些文化优势在现代科学文明和物资生产力提高的诱惑下正受到冲击。中国具有中庸之道的小康发展目标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小康发展”的模式推向世界，成为国际上人类科学发展观的一部分。也许很多人并不去思考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1/5（19%，2010年），而世界上25个发达国家的总人口大约是世界总人口的17%左右。

　　从统计意义上讲，中国作为一多民族国家的人均消耗资源和物质生活水平是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因为世界上不可能保持近四成的民众处于高收入和高消耗的水平上的。这可以说是一种统计学中的困惑。中国发展了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和生态文明水平颇受关注，所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予以特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