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来说，软硬兼施，让有劳动能力的人走向劳动力市场；对民间来说，要从根子上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要树立自食其力的观念，改变生活习惯和生活模式。

　　我是个19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很幸运，没有经历过令人恐怖的饥荒岁月，但随年岁增长阅历丰富，看到相关的资料日多，虽没亲历，但也有巨大的震撼，让我感同身受，并对贫困问题投入关注的目光。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工会常组织慈善捐助，捐助边远地区贫困儿童上学。每年每个员工认捐四百元帮助一名儿童，在当时，这笔钱足够他们上学和改善生活。

　　我们对捐助对象有个要求，要求他们汇报学习情况。我在小镇出生和生活过，对农村生活有一定了解，就不要求认捐对象向我汇报和联系，我只捐出四百元，对之外的事我作鸵鸟状。刚开始的时候，同事收到捐助对象的信件，十分兴奋，和大家分享信件的内容。后来，捐助对象想了解深圳的情况，再后来，捐助对象表示不想读书了，希望来深圳打工，希望认捐的叔叔阿姨能帮助他实现这个想法，随信件寄来了一袋花生。

　　我的同事是北京人，看信后十分生气。本来捐助是为了让他安心读书，结果却动摇了他学习的兴趣。期望与结果相悖。其实这不奇怪，我与农村的孩子一起上过学，知道读书对他们来说，并非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一个去扶贫的朋友告诉过我一个故事，更让人无语。他说有次冬天开会，生产队长来了，冷得直哆嗦，就给了他一新棉大衣穿回去。可等第二次开会，他来了，又是单衣，还是冷得直哆嗦，问及原因才得知他拿棉大衣换酒喝掉了。我那朋友说，一些贫困地区的人并不觉得贫困是耻辱，也没去找根源，反而觉得不错，每到一定时间，就可向政府领取救济金，然后换酒喝掉，然后继续贫困，继续等待下一次的救济款换酒喝，周而复始。

　　后来，我那朋友不再把从深圳筹措到的扶贫款按人头发放到户，而是要求给他们买种子化肥等，让他们学会生产。乡民很是不满。不过，他扶贫工作日期到期后就离开了，没再继续跟进了。就我的猜测来看，情况恐怕不会好到哪里去，中国许多贫困地区的人，都乐于安于“贫困乡县”的称号，这是个来钱的名号，可以向中央和其他地区要援助，而自身却懒得去思考和着力改善贫困问题。

　　我原先想这也许是个中国特色问题，后来发现我错了。来新西兰才发现，这个发达国家，贫困问题也存在很久了，也是被人诟病不已的。据说新西兰有双位数的饥饿儿童，这个数据让我大跌眼镜。可听了无数报道，看各个政党为了争取民心，在这个问题上缠斗多年，在国会和选举时，屡屡被提及和辩论，才慢慢相信这个现实。

　　了解情况多了，才发觉贫困这个问题，无论哪个国家，有相似的，又有不同。新西兰总体生活水准高，这些贫困儿童贫困标准却有所差异。新西兰政府发给这些学生的营养餐很好，可这些学生却不愿意吃而偷偷丢弃在垃圾桶，后来可能感觉不好意思，就偷藏在厕所抽水马桶后面。清洁工看了不爽，拿出来摆放在校园里的草地上展览，可也无法改变这现状。细究这些贫困儿童的家庭背景，或许能找到一丝原因，一些父母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模式有问题，为了拿福利就多生小孩，按小孩人头去领福利，把领到手的钱拿去喝酒，终日无所事事，有些人拿福利不干活，还去海外旅行。有些人一生就这么过的，这是某些人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态度。

　　从前新西兰国库充盈，福利好，大家对此弊病视而不见，或说觉得不紧迫，但坐吃山空，勤劳的人深感不平，政府对福利制度的改革也迫在眉睫，制定各种措施方法，想法诱导迫使有工作能力的人自食其力，这是一个大转变和大趋势。

       对比中国和新西兰的贫困情况，虽然有区别差异，但总体来说，要改善这种情况，灭绝饥饿和贫困，仅靠福利手段是不够的，需要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联手来改善这个情况。对政府来说，软硬兼施，让有劳动能力的人走向劳动力市场；对民间来说，要从根子上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要树立自食其力的观念，改变生活习惯和生活模式。中国人不是有“救急不救穷”这句谚语吗，这话其实饱含了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