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公园转的老人很多，但他们之中，像深圳著名慈善家、书画家、红荔书画馆馆长黄南美老先生这样有“野心”的没几个。黄南美87岁了，成天守在东湖公园，满心满脑想着做慈善，他希望给山区学童或者贫困家庭带来物质帮助，还希望用文化教化受助对象，以“真正改变他们的命运”！

　　“野心”不断实现：从1989年至今，在红荔书画馆每月仅领千余元工资的他，已通过书画馆的平台，向社会募捐善款、物资3500万余元，全部用于文化扶贫。

　　每帮助一所学校就和老师学生一起种棵爱心树

　　最开始的时候，能给社会捐多少钱，做多大的贡献，怎么做，我都没想过。但冥冥之中有文化这个引子。

　　我原来是搞书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上海到深圳，还是做这个。当时的深圳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创建之初，文化建设是弱项。机缘巧合，我先是受命组建深圳市老龄人书画会，后来又组建深圳第一家民营文化机构——深圳市红荔书画馆。在搞书画的过程中，我看到社会上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于是通过书画去帮助他们。

　　有了红荔书画馆这个平台，能帮助的人更多了。有些书画家看到我做善事，就寄来一些作品支持，又吸引了一些爱书画的善人，慢慢就做起来了。这个平台到去年已经募捐了价值3500万元的物资，还成立了深圳市红荔扶贫基金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总觉得“扶贫”不仅仅是给钱给东西，所以我们做的是“文化扶贫”，要通过这种慈善对接，给他们（受助者）思想，用文化传播爱的种子。比如帮助一个学校，我们要和学校的老师孩子一起种一棵爱心树。这棵树一般是桂花树、樟树、榕树或柏树，学校不会轻易挖掉，可以生长很久。树上做一个纪念的铭牌，种树时在校的孩子离开了，以后的孩子可以通过铭牌、通过树知道过往的故事：以前有人没钱读书，但是有人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这种善良就会一直传承下去。

　　2011年，我们在云南帮助农民建房子，建了39户，每个新建的房子旁都种上一颗核桃树，作为感恩树。等过几年核桃树结果了，我们再把行善的人带过去，一起尝核桃，或者请这些新房子的主人把核桃寄给捐款人。

　　能捐几万块帮别人建房子的人，肯定不差买核桃的钱，收到核桃肯定又会再寄钱过去，但是这样礼尚往来就沉淀了一种情感。帮人建房子是一次性的，核桃是年年结果，一来一往，代代相传，这种“扶贫”就扶出了文化。

　　像陈光标那样做善事很抢眼，像他那样大方给钱的人也有很多，但我总觉得那样少了些东西，缺少文化。

　　把少数民族老师接到深圳免费培训音乐美术

　　我们“文化扶贫”还做了一件事——开少数民族教师培训班。把广西、贵州、湖南等全国各个边远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老师代表带到深圳，为他们免费进行音乐、美术的培训，路费和食宿全包。

　　为什么要搞这个培训呢？2001年夏天，我偶然到广西的一所小学与一所中学去办事，发现学校特别穷不说，美术教师与音乐教师基本没受过专业培训，让这些老师给学生上课，岂不是要耽误一代人？加上我自己是搞艺术的，格外相信音乐和美术对农民的价值。台湾有个村庄，一人会搞木雕，在他的传授和带领下，全村都投入搞木雕，远销东南亚和欧洲，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因此，我更加认为这件事非做不可。

　　至于办培训班，让这些老师先当学生再当先生的这个点子，则是我从年轻时在部队时的经历得来的。我出身山区，入伍前才读了4年书，但对比很多人，已经算有文化的，于是被幸运选作教员，送去培训，再回来教别人，这段经历让我一生都受益匪浅。

　　支持我的很多朋友更客观。他们讲，不管培训结果如何，让这些老师走出来，就已经算成功的了。我很认同这个观点，这些边贫地区的少数民族教师，很多之前连省会都没去过，到了繁华的深圳，回去至少可以给学生带去新的观点和眼界。湖南湘西的一位教师参加我们的培训后，回去原创了歌舞，带着我们资助的3000元路费，和学生们上了央视的舞台。一点小善，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真的可以这样说。

　　这个过程就是我之前讲的那种“爱”的汇集。2002年4月，培训班开班前，准备用来筹措活动资金的一批名家画作被人骗走。如果这时候取消培训，很可能这些老师的学生就错过了一生的机遇。幸好很多文化人士问询并加入进来：广州南国艺术学院提供老师免费授课，免费提供教室和住宿；广西都安县宣纸厂厂长给30个学员每人一刀宣纸；上海颜料厂为每人提供两盒颜料；浙江省湖州毛笔厂为每人提供6支各种型号的毛笔；广州一位少数民族律师，购买了培训人员的全部洗漱用品；深圳龙岗区政府解决了贵州和湖南学员的路费，一位美籍华裔画家包揽了广西学员的路费。

　　奶奶残疾父亲过世母亲改嫁孩子怎么笑得出来

　　做这些，除了我自己受益于文化，还因为我小时候极其向往得到别人的帮助。我抗战时期出生在广西武鸣县农村，小时候家里非常贫困，日军来扫荡，就完全破败了。我10岁出头时，母亲就生病去世了。

　　母亲走的时候只有30多岁，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个月。两个多月后，小妹妹死在了我的怀里，就是因为没东西吃。我还有一个妹妹，在我七八岁时生重病死了。母亲一共生了八九个孩子，最后活下来的只有我和弟弟。我常想，如果那时有人帮了我们，兴许母亲和妹妹们就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们一家就不会那么苦。

　　去一些偏远地区做慈善时，常常会很难过。我没想到我都八十多了，新中国成立已经那么久，山区的孩子还和我童年时一样，穿得破破烂烂，冬天没有保暖的鞋子穿，非常穷苦，看到他们就看到了我自己小时候，然后真的一下子流眼泪了，一起去的爱心人士也是。

　　在做慈善之前我也没想到，我们那么小的作为，就能改变孩子们的命运。支助山村小学生的标准是，一年200元生活费，但有时200元在城市里吃一顿饭都不够。所以在公园或者其他场所活动时，我一定会要多写几幅字。有晚辈怕我累着，也怕写多了不值钱，要我少写点，我说一幅可以筹300块，就可以帮助一个孩子，何乐不为？山区的小孩要攒300块钱多难啊。

　　有一回我们去广西百色给一个小女孩送100元，全家都跪下了，因为家里爷爷奶奶有病，爸爸车祸去世后妈妈出走，实在太困难，对他们来说100元也是很沉重的。还有一次在云南看望一个读中学的小姑娘后，捐款的义工们与她合照，大家一直逗她冲镜头微笑，但是她怎么也笑不出来。我问了一下情况，赶紧制止大家，别叫她笑了。

　　她怎么笑得出来呢？奶奶残疾，父亲过世，母亲改嫁，家里的大小事都靠她。“你想不想上大学？”当时跟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叫曾慧的年轻女士问小姑娘，等她点头后，曾慧立马承诺，只要小姑娘愿意，会一直资助到她上大学。

　　文化扶贫就像一颗爱的种子会发芽会感染人

　　曾慧是做生意的，那次和我们去云南是第一次跟“红荔”爱心队伍去山区。参加活动本来是图新鲜，为了好玩，但在走访的时候看到山区孩子们脚上破破烂烂，便一次性给一个乡镇小学的1000多个孩子买了新鞋。

　　从云南回来后，她像变了个人，原本特别讲潮流、很爱美的女士，但之后两年都没买一件时装。她对我说：“看到新衣服价格牌的直接反应是，这些钱可以帮助多少小朋友买鞋子，让他们不受冻。”

　　“文化扶贫”就像一颗爱的种子，会发芽，会感染人。曾经从深圳运物资去贫困地区，物流公司在广州中转换车，装卸的工人得知是做善事后，又自发捐了一批东西补进去。还有一位广州老太太，在现场了解情况后，提出自己贷款捐助希望小学。不管钱多钱少，一般做善事都是有余款，像她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些都让我对自己一直以来的慈善观更有信心——我们这个社会就像一座青山，青山有很多的草木，我们做一个捡柴的人，不一定要找很高大的树，只要把山上的干草干柴收集起来，再点一把火，它就能燃烧起来。柴越捡越多，火越烧越旺。有人会说青山里有毒蛇、老鼠，社会上有腐败和不公，但我总相信不会满山都是毒蛇，而且柴火烧亮了，不说把这些毒物完全消灭，至少可以将它们驱远。

　　编后

　　黄南美87岁了，体力比20多年前差了很多，前几年还因为肺癌做了手术。然而，他的节奏并没有慢下来，依然守在东湖公园的红荔书画馆，除了中午睡午觉，他整个白天都在接待那些想参与“文化扶贫”的新老朋友，“平均一天有六七拨”！黄老馆长声音洪亮，“不累，不累，这个月30号，我们又要出发了”！老人说，这次将前往贵州山区，是“爱从深圳出发”的第32回，也是参与度更大的“爱从行家出发”的第一趟。

　　人物简介

　　黄南美，男，壮族，87岁，中共党员，广西武鸣人。1950年1月入伍，1960年转业。现为深圳市红荔书画馆馆长、深圳市红荔扶贫基金会永久荣誉会长。社会职务有：中国贫困地区文化促进会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书画协会会员、广东老年书画家协会理事、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

　　25年来，红荔以书画馆为基地，动员社会力量，倡导字画义捐义卖义拍，用所得善款，为边贫山区的美术音乐教师免费培训，为上不起学的孩子们筹集学费。在贫穷的山区捐建希望小学、将军小学22所，捐送的物资达50余吨，合计募捐金额3500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