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志标

　　见证渔民村村民从居无定所到住上小洋楼

　　邓志标：特区里闯出全国首个万元户村

　　我们整个渔民村的村民，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陆续从东莞过来深圳河打鱼的，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渔民村伴随着深圳同步发展。从居无定所、一条船一个家，到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再到后来家家户户都有小洋楼、别墅……大家的生活天翻地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1984年造访渔民村，成为渔民村人永远的荣耀。

1984年，邓小平来渔民村视察。

　　离开东莞来深圳打鱼

　　渔民村最早一批人大约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从东莞来的，当时东莞是重要的渔业出产地，渔民很多。然而，虽然渔民多，打鱼也不少，但由于渔霸（泛指占有并出租渔船、渔网等捕鱼工具或开办鱼行剥削和欺压渔民的恶霸）欺压，大部分人都吃不饱，生活非常艰难。

　　后来一些东莞人路过罗湖桥时，发现这里有一条深圳河，水美鱼肥非常适合生活。而且深圳当时人很少，渔民也少，所以东莞桥头镇一批渔民，一路从东莞沿东江等河流而下，最后在渔民村所在的这一带水域停留下来。渔民们日常以打鱼、养鱼、卖鱼维持生活，虽然也不宽裕，但比在东莞受渔霸欺压好多了。

　　其实深圳也不是没有渔霸，只是没有东莞那么严重。而且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渔霸大都在国内呆不下去，跑到香港去了。

　　于是1950年，我的父亲带着我的几个弟弟妹妹，和其他渔民一起从东莞划船来到这里。

　　我是1941年在东莞桥头出生的，出生才9个月，母亲就离世了。我就跟随祖父祖母生活，一直在东莞打鱼、养鱼。1957年，我快17岁了，我的祖父祖母年龄也大了，渐渐力不从心，没办法继续养我了，就告诉我：“我们养不动你了，你还是去深圳找你父亲吧。”于是在那一年，我辞别年迈的祖父母，从东莞石龙坐火车来到深圳。

　　　脱离渔船回到岸上生活

　　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我们是不叫“渔民村”这个名字的，最开始叫“船埗头”，意思是停船的码头。甚至我们都不算定居在这里的，因为大家都是生活在船上。例如我们一家几口，吃住都是在船上。船也不大，大概两三平方米。

　　1953年前后，政府在岸上帮我们搭建了茅棚，我们开始到岸上生活。1962年前后，我们把茅棚改成平房，才正式到岸上定居，后来大家就叫我们为“渔民村”了。

　　最初的渔民村村民并没有特别稳定，因为大家都是讨生活自发聚集到这里的，人来人往比较自由。自从建设了平房之后，村民就差不多稳定下来了。刚开始渔民村有70多户人家，后来慢慢减少到30来户，这也就是后来渔民村成为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之后，大家所说的“渔民村30户人家”的由来。

　　减少的那40户左右的人家，除了部分迁到其他地方外，大部分都逃到香港去了。

　　其实我当时也非常想去，最后之所以没能成行，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香港那边没有亲戚朋友，就算自己过去了也不知道投靠谁；二是当时我已经结婚了，爱人还怀孕了，如果我过去了回不来，留下这孤儿寡母该怎么办呢？于是想来想去我就放弃了。

　　现在看来这个选择还是对的，因为改革开放之后，渔民村的发展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如今，我们都有自己的产业，每个月有分红，还有租金收入，这些都很可观。

　　全国首个万元户村诞生

　　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我们和国内其他地方差不多，都是维持着计划经济的生产生活模式。大约是从1958年前后，我做了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安排居民的生产生活：谁负责去打鱼，谁负责在池塘里养鱼，谁负责后勤等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就这么艰难地捱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氛围开始浓厚起来。1980年，全国人大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而我们渔民村，也迎来发展的转折点。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铺开，深圳从香港引进不少港资企业。但是出来了一个问题——生产来了服务配套跟不上，所以，很多人都开了一些茶餐厅，我们渔民村也开设了茶餐厅。此外，我们还利用靠近香港的地缘优势，倒卖香港的二手汽车，以及做运输等等。

　　大家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整个都是大工地，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基础建设场景。既然在建设，那就肯定需要大量的基建物资，比如水泥、砖头等。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购置了一些运输设备，大力开展陆上和海上运输业务。

　　陆上运输主要是用汽车从东莞太平，也就是现在的虎门镇，拉来红砖、水泥等，直接卖到工地上；此外还从深圳河挖淡水沙，拉沙子到工地，再从工地把挖地基挖出的泥巴运走等等。海上运输主要是用我们的船，到中山等地把红砖拉回深圳，到工地上卖。

　　改革开放大幕一开，那种场面真是太振奋人心了。当时生意好到我们都不用去找买家，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村里找我商量买红砖、水泥等物资的。看过我们拉的红砖的质量，满意了，大家就成交。我们有几条船，几个人跑一趟大概能挣3000块钱左右。那时候进行工程建设程序也比较简单，有钱就可以。当时深圳的很多建筑都用我们运输的材料。

　　就这样，我们靠餐厅、汽车、运输，以及少量的打鱼，每年都能赚很多钱。当时我们渔民村人也不多，才90多个，能劳动的有几十人，一年下来每人都能分不少钱。以我自己为例，我家就我们两夫妻在工作，一年我就分到9000多块钱。其他人家劳动力多的，分到的更多。因此，1980年代初，渔民村大多户人家的收入都突破了1万元了，成为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这个“万元户村”是我提出来的，其实那时候我们平均下来，两万元都有了，但是我还是比较保守地说了平均1万元。

　　小平同志造访渔民村

　　自1980年代我们利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机，开展多种经营并迅速发展致富之后，渔民村迎来了无数关注者，其中包括邓小平、杨尚昆、王震、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诸多来访的国家领导人之中，1984年邓小平的来访，对渔民村的影响最为深远，当时我正是渔民村的村长。

　　1984年1月25日一大早，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领导要来视察渔民村，要赶紧到村委会准备接待工作。

　　记得当时，先是把村里武装队的枪收归区武装部，我家的地毯都被掀起来检查，村里一户杀猪人家的杀猪工具都暂时被收起来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即将来访是邓小平同志，只是看接待的阵势很大，觉得应该是个大领导。

　　当天上午10点多，前来视察的人从中巴车上走下来时，我们才知道来访的居然是邓小平同志。区委书记带着我跟邓小平同志握手，并介绍我说：“这是我们渔民村的村长，他也姓邓，叫邓志标。”

　　听到我也姓邓，邓小平就笑了，身后的邓榕拍着他的肩膀说：“500年前还是一家的哦。”说完大家都笑了。

　　邓小平在村里的活动主要是看和听。他下车之后，先在渔民村走了一圈，后来来到我家。看到我们住的房子之后，邓小平说：“这种房子如果在北京的话，要部长级的高级干部才能住。”他还跟杨尚昆说：“等到全国人民都住上渔民村这样的房子，恐怕要100年时间。”当时有人说可能用不到那么久，邓小平同志则表示：“我国人口多，至少也要70年”。

　　当时我们住的房子，是1981年村里依靠集体力量投资70万元，请来设计院统一规划、设计、建设了33栋米色小洋楼，有花园，还有喷水池。村民家家户户都有了当时刚刚开始流行的三大件——电饭煲、电冰箱、电视机，都是从香港买回来的，有的家里还有了音响和空调。

　　看完村里的大致情况之后，邓小平同志就坐下听我们书记的汇报。邓小平来访的时候我们全村人均年收入已经接近6000元，平均每户收入超过3万元。听到我们的收入这么高，邓榕怕年纪大了的邓小平没听清，特意大声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呢！”大家又都笑了。

　　　名声大噪吸引众多企业

　　整个过程中，我记忆最深的是邓小平说的几句话。听完我们书记的汇报之后，他问我们书记：“现在你们生活这么好了，还有什么需要吗？”我们书记回答：“需要是不敢了，但是我们现在过上这样的生活有点害怕，害怕党的政策会变化。”

　　其实这个担心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担心，我们书记对这个问题更是有切身的体会。书记的年龄比较大，经历过的运动也比较多，什么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他曾经被打成走资派，受尽折磨。我们这些人都经历多了，见识多了，先致富的我们会不会又被戴上一顶帽子？

　　听到这个担心之后，邓小平开始哈哈大笑，于是他拍着我们书记的肩膀说：“不要害怕，党的政策一定会变的，但是只会向好的方面变，不会向差的方面变。”

　　事实证明，从改革开放至今，党的政策都是向好的方面变，邓小平同志当年说得没有错。

　　邓小平同志来访之后，渔民村经过媒体的大量报道，开始广为国内外所熟知，渔民村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我也应邀去中央电视台参加节目，我上台时说：“我叫邓志标，我是渔民村的村长，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名声扩大之后，也为渔民村吸引外资、扩大生产提供了很多便利。一提到渔民村，大家都知道这是邓小平去过并得到邓小平肯定的村子，去那里投资肯定不会错。也就是在这一年，渔民村的收入首次超过百万元。

　　1985年前后，我们继续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引进了好多企业，例如表带厂、宝石厂、家具厂等等，村民厂房的租金收入，在工厂里打工的收入就更多了。

　　没改革开放就没渔民村

　　之后，渔民村进行了农村城市化股份制改造。1992年，随着特区的不断发展与外来人口大量增多，渔民村也像深圳其他的城中村一样，开始了无序建设，把两层的漂亮小洋楼加盖到五六层、甚至七八层。一时间，“握手楼”、“接吻楼”建设风席卷整个渔民村，渔民村也从过去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变得污水横流，居住环境不断恶化，成为一个“脏、乱、差”、安全隐患、治安隐患严重的社区。

　　同时，由于外来人口多，管理混乱，治安严重恶化，村里入室盗窃案件时有发生，居民没有安全感。在这种背景下，2001年，渔民村被列为全市城中村改造的试点，开始破土动工重新改造。

　　经过3年时间，渔民村于2004年8月正式改造完成。改造后的渔民新村建设了一栋20层高的综合楼，以及11栋12层高的小高楼，共一千余套单元房。还把村口三角用地和长达300多米的防洪堤改建成为一道具有艺术观赏、广场灯光走廊和防洪防护三个功能的“文化艺术长廊”，还设置了很多介绍村史的浮雕。大家的生活环境比起当年小洋楼时代又提高了几个档次，收入也更多了。

　　经过这30多年的发展，渔民村村民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与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整个深圳的发展，是绝对分不开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渔民村的今天。

　　所以，后来我反思渔民村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好时，我才想到，当初我们之所以那么穷，是因为在旧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只能遵照上级指令进行生产，我们打鱼的只能继续打鱼，手脚都被束缚住了，发挥不出来。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才松开手脚，开始搞多种经营，打鱼的除了打鱼、养鱼之外，还开起了餐厅，发展运输事业。

　　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辛苦，每日奔波，还挣不到几口饱饭，根本没有时间想未来，更别提梦想了。而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有社保，有退休金，还有分红，在渔民村，我很满足。

　　邓志标

　　1941年生于广东东莞，深圳渔民村老村长。1957年为投靠在深圳打鱼的父亲来到深圳，改革开放后带领渔民村成为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