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中共广东省委、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监制、由广东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的4集电视片《永远的春天———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是广东省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推出的一部电视片。它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特别是作为排头兵的广东为线索，以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种种史实为内容，展现了一代伟人的雄才大略，是中国改革开放艰难突破各种束缚一次次走向胜利的历史性回顾与思考。本报今日隆重推出该片解说词，以表达对小平同志的深切怀念。

第一集

春暖潮涌

滔滔珠江，哺育了这块充满生机的沃土。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流光中，这里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影响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一幕幕活剧在这里连台上演，推出了多少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谱写了多少光耀中华的壮丽诗篇。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华大地上走出了一位世纪伟人———邓小平。他首先选择这片热土，作为中华民族巨龙腾飞的出发地。

于是，改革开放这一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壮丽诗篇，就在这里落下了最初的一笔。

中国曾经是万邦来朝的泱泱大国。但自从清朝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后，特别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这条曾经傲视世界的东方巨龙就一直在贫困落后中昏昏欲睡。

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昏睡百年的东方巨龙终于抬起了高昂的头。然而，巨龙要真正腾飞起来，还要经历风雨雷电的洗礼。

时光匆匆流逝。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中国乍暖还寒。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势，历经三落三起、饱览中国革命和建设波峰浪谷的邓小平大智大勇。

1977年7月，年逾古稀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1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来到广东。期间，广东省委的负责人向他汇报工作。

当年的广东，由于刚刚摆脱10年“文革”动乱，经济发展水平同毗邻的香港差距很大，一些边境地区的农民外逃出港的问题十分突出，边防部队防不胜防。当省委领导汇报这一情况时，邓小平认为，关键是经济问题、政策问题，不是部队管得了的。他明确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打破僵化、调整政策，就是要改革。

广东之行，是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外出视察的第一站；这次谈话，是邓小平复出后点燃的“第一把火”。

离开广州后，邓小平在四川、在北京又反复讲一句话。他说：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我看荒唐得很！可见我们的农村政策要变，要改革。

冷溶（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他点了三把火，第一把火就在广东点的，在广州点的；第二把在四川点的；第三把才是在东北点的。所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起点，广东就是个起点。

中国要改革、要发展，中华民族要复兴、要腾飞。但百业待举，出路何在？

一代伟人的眼光越过重重樊篱，穿透历史的迷雾，投向广阔的国际社会，一种崭新的思路渐渐形成。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古老的中国必须向世界敞开大门。

从1978年到1979年，邓小平频频出访，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思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在他头脑中日渐清晰。

在日本，邓小平出席众参两院议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他真挚地说：我这次来，就是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带回去。

在美国，邓小平出访之日恰逢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在卡特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充满激情地说：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屏障，而应该是联接我们的纽带。

整个中国的目光都追随着这位伟人，跟着他的脚步投向世界。

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考察组，赴香港、澳门实地考察。回到北京后，考察组给中央写出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把毗邻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

5月初，中国政府考察团出访西欧五国。临行前，邓小平约见考察团团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

谷牧（国务院原副总理）：他（邓小平）说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路子要看，他们失败的路子也要看，究竟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现在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最好应该弄清楚。那时候我去访问，我感受到有很多东西，我们还应当向它学习。

这次随团考察的也包括沿海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就是其中之一。王全国回到广东，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作报告，介绍出访的所见所闻。讲的人万分激动，听的人激动万分。

王全国（广东省原省委书记）：这次我们到了西欧访问五国，对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启发。原来我们没出去看，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一看，西欧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时他们就有电子计算机呀！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和经验深深触动了广东。突破旧框架、改变旧模式的渴望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土地上不断酝酿、积聚。

虎门，珠江口上一个小镇，因林则徐销烟和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扬名中外。1978年秋，这里出现了全国第一家与港商合办的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

也是在这一年的七八月间，处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顺德与港商合作，办起了一家“大进制衣厂”。

“太平”与“大进”，这偶然的巧合，恰好寄托了饱经磨难的中华儿女抑郁已久的热切祈盼！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大胆进言：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广东在祈盼，祈盼来自中央决策层强有力的支持；南粤大地在祈盼，祈盼一个历史春天的到来！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彻底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

坚冰终被打开，历史的巨轮校正了航线，行将驶向广阔的海洋。

1979年1月，一份关于港商要求回家乡广州办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邓小平办公桌上，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总是能够审时度势，决胜千里。他批示说：“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的决策者已经下定了打开祖国南大门的决心。

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创办出口工业区。

蛇口，与香港只隔着一抹浅浅的海湾。在这里“参照香港特点”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显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据原蛇口工业区总指挥袁庚说，当年划拨工业区土地时，本来可以划得更大一些，可是他却只敢要了2.14平方公里。后来袁庚后悔不已，感叹自己当年思想不够解放。

但是在当时，仅仅这2.14平方公里就足以形成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足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崭新姿态。正像后来《羊城晚报》的一首诗说的：

“她真小———二点一四平方公里，是南头半岛的一角，祖国母亲博大躯体的四百万分之一。

她真大———举世瞩目，蜚声中外：‘蛇口模式’，如雷贯耳。”

开发蛇口，只是广东改革开放这支雄壮乐曲的前奏。前奏一经响起，所有的音节都不可抑制地喷薄跳荡而出。

1979年1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升格由广东省直辖。

春暖潮涌。广东开始调整布局，列开阵势，准备拥抱开放的春天。

1979年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回到家乡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进行调研。

汕头，这个曾经被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在近代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商贸城市，当时却是一片萧条穷困景象。

家乡调研，令吴南生深受触动。回到广州，他连夜向省委写报告，提出了利用汕头侨乡优势创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即表示：要搞，就全省都搞。紧接着，省委常委会讨论提出：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将深圳、珠海、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

这一大胆设想，被习仲勋带到北京，带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像带着一支扎好的火把去寻找火种，寻找一次历史性的熊熊燃烧。

参加完中央工作会议，在叶剑英的支持下，习仲勋又到中南海，直接向邓小平汇报。

广东的要求和设想，与当时正在思索改革开放突破口的邓小平的思路不谋而合。据习仲勋生前回忆，在听取汇报之后，“邓小平同志鼓励我们，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特区，让广东省委杀出一条血路来。”

吴南生（广东省原省委书记）：杀出一条血路来，就是要去冲啊！

龚育之（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杀出一条血路，开出一条新路来，应该是一个涵义。开出一条新路是很艰巨的事，这个艰巨呢，广东要走在前头，因此就遇到更多的艰难，遇到了更多的险阻，遇到了更多的困难，也需要更强烈的战斗精神。

谷牧：我从深圳回来，向邓小平汇报对外开放、特区建设发展情况。最后我提个问题，我说现在他们叫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恐怕中央要统一定个名。邓小平连一分钟都不到，就叫特区嘛！下午在中南海，我去散步，又碰到他了。他说：谷牧，上午给你讲的，记清楚了吧，就叫特区，不要改了。

历史又一次选择了广东，给了广东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春潮滚滚，势不可挡。

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50号文件，决定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会议批准了这一条例，特区建设得到了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随着建设特区第一次大爆破的轰然响起，深圳这片沉寂荒凉边陲之地，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最耀眼的亮点，成为来自五湖四海各路英豪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首选地区。

南海之滨涌起滔滔开放大潮，广东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试验田和探路者。

1980年10月，广东改革开放的两位早期领跑者习仲勋、杨尚昆奉命回中央工作。中央把主政广东和广州的重担分别交给了任仲夷和梁灵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田，广东在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心中举足轻重。就在任仲夷、梁灵光到北京接受任命的一周之内，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逐一接见了他们，就广东如何开拓新路、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谆谆嘱托。

任仲夷（广东省原省委第一书记）：邓小平讲话，印象最深的是，不仅是这四个地方，而是指两个省。就是说这两个省都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梁灵光（广东省原省长）：他说搞特区，你们要抓当前有利的条件，他说搞特区要敢想敢干。

任仲夷：邓小平的魄力是很大的，决心也是很大的。根据他这个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很不够，我们胆子还太小了。如果我们一开始胆子再大点，那今天形势也可能会更好。

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特区，一穷二白，只有脚下一片荒凉的土地。

面对困难，创业者们开动脑筋，决定引进外资，借鸡生蛋，走以土地换资金、滚动开发的新路子。

吴南生：我们建深圳，没有向国家拿钱。我们把国外条例搬来了，搬来看看，人家都收地租，我们这儿打倒了地主，你又说要收地租，人家就不同意了，后来干脆叫土地使用费。一叫土地使用费，大家觉得很好，很社会主义的样子，你一说地租就不行了。

从土地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特区的拓荒者初尝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争取到起步创业的第一桶金。

特区的建设如火如荼。20年前作为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的惊人速度拔地而起，成为深圳速度、深圳效率的象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建筑。

特区人按照总设计师的构想，把昔日的小渔村建设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整个广东敞开胸怀，迎接世界八面来风。

一时间，“三来一补”、“四通一平”、“筑巢引凤”、“两头在外”、“外引内联”、“借船出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新鲜词句迅速流行开来。一批批港澳同胞和海外侨商纷纷进来投资办厂，一个个跨国公司闻风而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成为广东的最大特色和优势。

按照邓小平的嘱托，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资金和技术，还要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

广州花园酒店的员工不会忘记，1984年春节，就在邓小平视察广东期间，当他听说中外合资的花园酒店即将竣工开业时，非常高兴，欣然提笔为酒店题名。

20年弹指一挥间。2004年，中外合作期满，花园酒店收归中方独家经营管理。谁能想到，过去只会开小旅馆、招待所的广东人，如今已完全有能力按照国际理念经营管理现代化的五星级大酒店。

面对20年来创下的骄人业绩，看着一批批宾客慕名而来、满意而归，“花园人”倍加珍惜邓小平亲笔题名这份殊荣。就在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他们特意订做了一块重达45吨、刻有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花园酒店”四个大字的新牌匾，把对小平的真挚怀念深深地刻在了这块“广州第一匾”上。

1984年，经济特区呱呱落地已经五年。

这年春天，邓小平来了！他要亲眼看看自己倡导兴办的经济特区如今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冷溶：当时，我们知道，正是我们国家处在一个改革开放很关键的时候，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过去五年了，究竟怎么样，特别是1979年决定在深圳建立特区，实践结果怎么样，所以小平同志他亲自去看一看。

头几天，邓小平只是看，没有表态。他告诉身边的同志，“我主要是来看一看，有话回北京讲”。

但是，在特区含辛茹苦地拼搏了5个春秋的创业者们，多么希望能得到小平的一句话啊！

看到特区一片热火朝天、兴旺发达的景象，听到特区建设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情况，邓小平的心里渐渐有了底。

在珠海，他欣然提笔，题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大字；在广州，他又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任仲夷：这两个题词，我认为对广东鼓舞很大，对深圳肯定了，确实广东是一片向上。

梁灵光：1984年视察南方之前，中央到省、到市、到县，（对经济特区）赞成的有，怀疑的有，反对的也有。小平同志题了这两个题字，对我们是一字千金。

邓小平对特区、对广东寄予厚望。广东人民没有辜负邓小平的重托。广东之行，进一步坚定了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从广东回到北京，邓小平随即召集中央几位负责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给特区的功能定位：“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84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广州、湛江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第二年，又决定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洲地区列为开放区。

犹如一声春雷，震撼了整个神州大地。一时间，群雄并起，龙腾虎跃。对外开放，迅速成了响彻中华大地的历史强音！

面对新的形势，广东不断加大开放力度，提高开放水平。到90年代中期，全省已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2003年，广东外商直接投资近190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近89倍，占全国的1/3；外贸出口近1530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10倍，占全国的35%。

珠江之水化作南海波涛，汇入烟波浩淼的太平洋，记载着广东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漫长历史。

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由这里开始，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留洋学生从这里出发。

如今，“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对外开放的大潮惊涛拍岸，把广东推向世界，把中国推向世界。

第二集

先行一步

这里是闻名遐迩的广州十三行路。1684年，即康熙23年，清政府开放海禁，特许一些官商在这里同“洋商”进行贸易，这一带很快发展成古老帝国最为繁华富足的商埠。当年十三行的繁华景象，清初岭南派诗人屈大均有诗为证：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十三行培育了广东人的商品经济意识和重商传统。然而，好景不长，“康乾盛世”终究是封建时代的落日辉煌。随着国门紧闭、国运衰微，十三行也日渐败落。

时光荏苒，300年后，历史再次眷顾珠江口上的这一方热土。肩负着邓小平、党中央赋予的时代重托，广东率先冲破旧体制，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先行一步，再创辉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转折。面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主要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渐凸现，越来越严重地压抑着人们的创造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排队购物”成了那个年代中国最为常见的街头景观。

1978年12月，10年动乱结束不久，面对经济凋敝、国力衰竭，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如果现在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中国要搞改革。那么，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我们最终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邓小平在思索，全党、全国上下都在思索。

1979年11月，在与美国学者吉布尼的会谈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然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可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大变革。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面对积重难返的僵化体制，邓小平认为，推进这场大变革，必须先搞试验，必须“摸着石头过河”。

吴南生：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不知深浅，情况也是不明。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小心一点，这句话很生动。小平同志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会用生动的话，说出一个比较深的道理。

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推动下，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50号文，决定创办经济特区，在广东全省试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扩大财政、计划、外贸、金融、物资、劳动工资和物价等方面的自主权。

1980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明确提出：广东、福建的“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调节”。“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

广东，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一块试验田。

匡吉（广东省原副省长）：我们理解邓小平同志开放改革，把广东作为先行点，广东、福建作为两个试验的省，他的目的是要以市场经济体制来代替计划经济体制。

方苞（广东省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选在广东和福建两省来搞试验？我认为这不仅是地缘关系，同时也有历史人文关系。

广东，是中国南大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商品意识历来比较浓厚。

就在计划经济一统江山的20世纪60年代，广东学者卓炯就明确提出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改革开放初期，卓炯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认同和支持。

1985年，为了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广东省委明确提出了“八个破除”，包括：要破除把商品经济、个体经济和市场竞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大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八个破除”，是广东大胆实践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生动体现，是广东贯彻落实中央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敢闯敢冒、敢为人先，在计划经济体制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一把龙泉宝剑。

利剑在手，敢问苍天。前进的方向一经明确，就没有走不出来的路。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价格改革是首先碰到的难关。正如邓小平所说：“价格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

遵循邓小平的嘱托，广东省委下决心打破严重背离价值规律的价格体系，率先闯开计划定价这个难关。

任仲夷：开始时，物价管得很严。我记得一盒洋火（火柴）提价二分钱，能不能提，在省委常委会上决定的。千百万的物资，每样省委都管，不可能管好。

民以食为天。广东人更以爱吃、善吃而闻名。可是，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实行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鱼米之乡”的珠江三角洲竟然缺鱼少米。

梁灵光：1981年上半年，老百姓上街，还用46种票证，香烟也要票，肥皂也要票，甚至火柴也要票，有46种，市民很不满意。

广东人历来喜欢吃鱼。年年有鱼（余），更是寄托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朴实无华的向往追求。于是，决策者选择了放开鱼价作为物价改革的突破口。

在省委的支持下，从1979年开始，广州市率先放开塘鱼价格，进行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梁灵光：放开塘鱼做试点，就是取消塘鱼的统购派购。塘鱼一放开，结果鱼价涨了几倍，涨了几块钱，群众议论纷纷，还有直接告到国务院。真正要解决问题，还要认住，放开的话会有阵痛，会导致困难。我们就顶住，我们就不改（回去），也不心软。

面对改革的阵痛，面对物价的波动，决策者们处变不惊，迎难而上，坚信价值规律最终会起作用。

欧初（广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广东人吃鱼经过这样一个变化，从吃死鱼，到吃活鱼，从人要求鱼，求计划经济增加一点鱼，到鱼求人，鱼多了，它来求人。做到购销两旺，年年有鱼。

初战告捷。广东乘胜追击，遵循“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方针，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在全国率先进行物价闯关。农副产品放开了，粮食放开了，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也由小到大、由易到难，逐步放开。

犹如打开了财富之门，原来空荡荡的商店货架，忽然之间变得琳琅满目，原先轻飘飘的米袋子、菜篮子，一下子都变得沉甸甸了。

实践证明，价值规律最灵，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最硬，最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的创造力。

流通搞活了，生产发展起来了，交通的问题随之凸现出来。（下转B5版）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广东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