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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财通”、“桥通财通”,这在今天已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然而,当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河网纵横密布,却缺桥少路,人流、物流堵塞严重。公路、渡口连绵数公里的车龙,成为继大街上购物“人龙”的又一奇观。
马万祺(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从澳门回来很困难,要经过5条河流,要坐汽车,要坐轮渡,四小时到五个小时,才能够从澳门到广州,很不方便。
架桥铺路需要大笔资金。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修桥铺路全都由国家包起来。而当年的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哪能包得了这么多?
不打破这种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哪怕再等几十年、几百年,交通落后的状况也难以改变。
卢瑞华(广东省原省长):在这样的条件下,广东就采取了以路养路、以电养电、以水养水,发展到以桥养桥,通讯也是以通讯养通讯。
匡吉:建桥要钱,哪里来钱?就产生了设收费站过桥收费,反正我设收费站收费,一过桥就收费。这个措施出台的时候,曾经遇到各种非议,好多人不理解,在路上行车要交费,在中国是没有的,开始实行的时候,反对之声很大,诽谤之声很大,议论很大,我们义无反顾。
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谁投资、谁受益。珠江三角洲飞架座座桥梁,广东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
“瓶颈”打通了,“血脉”畅通了,广东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于是走进了一片新天地。
搞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搭建起市场体系这个大舞台,更需要培育各类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竞相登台,大展身手。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和集体经济一统天下,企业缺乏竞争的压力和动力,缺乏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成了政府的附属。
林若(广东省原省委书记):那时候社会主义成分最高,全广东公有经济成分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几,最高了,最高就是最纯,就是最纯的社会主义,但生产就搞不起来。
怎样打破这种“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邓小平主张,要“发展一点个体经济……欢迎中外合作,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他认为:“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的……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早在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就曾经严厉批评把养多少只鸭子当成姓“资”姓“社”标准的荒唐做法。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有人担心发展个体经济会产生资本主义,提出要动一动发家致富的个体户,邓小平明确表态:“‘傻子瓜子’不能动。动了就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有了邓小平旗帜鲜明的支持,广东率先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1980年,广东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1982年5月,佛山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1979年至1987年,广州城乡个体工商户增长了17倍;1993年,广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快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在全国最先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部真实反映广州青年个体户如何“诚信做人,光彩赚钱”的电影———《雅马哈鱼档》在国内轰动一时。
20多年过去了,广东的个体私营经济异军突起,从“拾遗补缺”、“重要补充”到“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市场经济大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2003年,广东个体和私营企业总户数和注册资金总量均居全国第一。当年“雅马哈鱼档”的小档主们,如今有不少已经成长为叱咤市场风云的成功企业家。
苏志刚(广州长隆集团董事长):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洗脚上田的农民。刚改革开放时,我们开着个小生意。30年以后,我拥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动物园,靠什么呢?就是靠党,靠改革开放,靠邓小平的好政策。
改革在往前推进,国有和集体经济壮大了,外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起来了,老百姓腰包里的钱也越来越多了。如何进一步建立金融投资市场,把蕴藏在民间的巨额资金转化为发展经济的雄厚资本?
新的实践课题要求改革者拓展新思路,寻求新对策。
1983年7月,为了筹集社会资金,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壮着胆子发行了“股金证券”,预示着在中国销声匿迹了30多年的股票,又将重新回到历史的舞台。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范尔霖先生,并向他赠送了一份小礼物———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上市的新中国第一份股票。对此,敏感的西方媒体纷纷作出报道,称邓小平此举是中国推行股份制改革的一个信号。
广东敏锐地抓住这一历史机遇。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率先向社会发行股票。199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十几年过去了,深圳股票证券市场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成熟。虽然在这期间,有过许多论争,发生过一些波折,但改革者走股份制道路的决心始终不改。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中央的正确领导,有总设计师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有力支持。
李灏(深圳市原市委书记):当时对股票市场,应该说多数人是观望的,也有部分人是非常反对的,少数人是支持的,像邓小平就属于坚定支持的。
邓小平对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鼓励和支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谷牧体会尤深。
谷牧:我那时一年至少一次、有时两次到沿海跑,回来照例向他(邓小平)汇报,每次汇报,得到的只有鼓励,没有批评。我几乎每次汇报,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他的支持。
这是一些摄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三次广东之行的照片。从这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中,我们所能看到和感受到的,是一代伟人朴实无华的生活情趣,是领袖对群众关切备至的高尚情怀。
而对于熟悉广东改革开放那段历史的人来讲,除此之外,还能从中读出更深一层涵义。
在那个改革开放刚起步的年代,新旧观念激烈碰撞,新旧体制相互交替,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问题时有出现,给广东的决策者们带来了种种困扰和压力。
邓小平这几次春天之行,给了广东的改革开拓者,给了广东人民最直接、最有力的关心、信任和支持。
根据任仲夷的回忆,邓小平1982年春那次广东之行,专门听取了广东省委的工作汇报,他言语不多,但态度鲜明。
任仲夷:我记得最清楚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认为,特殊政策、搞特区好的话,你觉得这样好的话,那就继续搞下去。所以汇报完后,就更坚定了我和省委的信心,我们对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坚定了。
绵里藏针,言简意深,不争论、不轻易表态,认准了目标就毫不动摇。这正是邓小平独特的领导风格。
邓小平关心支持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广东先行一步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经验,也进一步坚定了邓小平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在此期间,邓小平在北京多次发表讲话,为广东、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指路壮威,扫除思想障碍。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
总设计师的亲切关怀、悉心指导和强有力支持,激励着南粤儿女不畏艰险,不断探索前进。
从城市到乡村,从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到号称“四小虎”的东莞、中山、南海、顺德,从珠江三角洲到粤东、粤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广东17.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龙腾虎跃,你追我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从物价闯关、建立完善消费品市场,到大力发展土地、技术、劳动力、资本等各类要素市场;从放手大力发展外资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到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单项推进,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的整体推进,广东人求真务实、敢闯敢冒、敢为人先的秉性,在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改革催生强大的动力和活力。从1978年到2003年,广东创造了连续25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2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3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888倍。目前,广东的经济总量占全国九分之一,已成为中国最具经济实力的一个省份。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广东这个昔日贫穷落后的边陲省份,正在率先走向富裕文明。
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第三集
东方风来
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无古人,每前进一步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思想阻力和观念交锋,都需要思想解放、理论创新作为先导,开辟道路。
每当改革开放遇到艰难险阻,总有一位老人站出来发出新思想的呐喊。这呐喊如强劲东风,拨云见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978年初冬,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整整开了一个多月。正是由邓小平支持的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使中国人获得了一场思想大解放,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才得以顺利拉开。
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堪称新中国倡导思想解放的第一个宣言。他在讲话中颇有深意地说:“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蛇口工地上一个“四分钱奖金”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怪现象。
蛇口工业区启动的第一个工程项目是建造600米的顺岸码头。
当时,交通部的一个工程处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规定在定额外,每多拉一车泥土就奖励4分钱。结果,工人积极性高涨,4个月后,第一期工程比原计划整整提前1个月完工。
但是,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办法,却被视为滥发奖金很快遭到勒令停止,原来急驰穿梭的车队又慢了下来。
无奈之际,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袁庚只好请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份情况报告,直接送达中南海,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于是,蛇口工地又恢复了大货车繁忙奔梭的景象。
为发“四分钱奖金”而惊动中南海,这在今天听起来是何等荒唐!
与蛇口隔海相望的珠海经济特区,这类怪现象也曾屡屡出现。
设立经济特区,目的就是要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当时的珠海特区,不少干部却患有“恐资症”,不敢接触外商。
梁广大(广东省原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当时接触外商大家都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刚“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心有余悸啊!很多人怕跟外商接触,怕跟资本家打交道。
这也难怪,当时对改革开放不理解、看不惯的还大有人在。你要多引进外资,有人就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有人就说是搞租界,是卖国行为;办企业聘用工人8个以上,就被说成是搞剥削;发展市场经济,更是被等同于搞资本主义。
今天看来,这些说法简直匪夷所思。但就是这样那样的蜚短流长,严重困扰着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们。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一些地方走私比较严重。特别是海丰走私事件震惊全国,严重影响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海丰事件也犹如一根导火线,引发了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非议。有人趁机泼冷水,说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有人干脆把经济特区说成是走私的通道、黑市的集散地。
方苞:当时报纸发表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租界的由来”。有一批人到了特区参观考察,发表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到深圳看,看来看去,除了五星红旗还保留,其它都变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时我们在深圳工作,感到压力非常大。
压力之下,广东按照中央和小平的要求,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在继续放开搞活中加强管理,一手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不手软;一手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任仲夷:中央纪委(副)书记章蕴,1982年为了解检查广东的工作,专门住了半个月,了解广东的情况。有一次,王震到广东来了,我去接他,一下飞机就说,小平同志批了。我说批了什么?章蕴的报告,批给常委传阅。常委传阅这个章蕴的报告,对广东基本上(肯定),当然也有缺点了,但总的是好的。
这年3月,广东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任仲夷代表省委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和“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等正确方针,进一步端正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力度。广大干部群众对前进的方向更加明确,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这是中国首家中外合作开办的酒店中山温泉宾馆。1984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广东期间就下榻在这里。中山温泉宾馆的背后有一座罗三妹山。提起罗三妹山,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它却留下了一段邓小平“不走回头路”的故事。
李晃叠:(中山温泉宾馆原总经理):当时因为我见差不多中午了,我说回去休息啦!他(邓小平)说好啊!我就这样说,往后面走比较好走,刚来的那条路。往前面呢也可以走,但是很难走,他(邓小平)说:往前走,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不走回头路”,这深味意长一句话,正是邓小平遇挫弥坚、百折不挠传奇人生的真实写照。
也正是邓小平这种“不走回头路”的精神,激励着广东人民在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中风雨不改、勇往直前。
1992年1月,一位老人的一次不同寻常的南方之行,成为永载史册的春天故事。
1月的南国广东,到处绿树红花,春意盎然。
19日上午8时许,深圳火车站迎来了一位久违的客人。
谢非(同期声):我们非常想念您……
李灏(同期声):深圳人民盼望您,盼了八年了!
8年了!自从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广东以后,改革的重剑从农村指向城市,开放的新风从特区、沿海城市吹向大江南北,吹进大山深处。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开、步步深入,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
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深切关注,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来到广东,来到他寄予厚望的这块试验田。
李灏:小平同志那次来,我们期待了好久。从1984年,整整隔了8年了。我们年年都通过各种渠道请他来,但是都没来。这次还没来得及请,他就来了。
任仲夷:(邓小平)到广东来,是再看看广东的情况,再看看这改革开放的政策究竟怎么样了。他来以前不是没有底的,但是他还要亲自看一看。
邓小平千里迢迢,旅途劳累,按原定计划,第一天是安排休息的。但他却说:“到了深圳,坐不住啊!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吧。”当天下午,老人就在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的陪同下,参观深圳的市容市貌。
车子在市区缓缓穿行。8年前,这里许多地方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小道、低矮的平房、繁忙的工地。而今,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霄,到处充满现代都市的气息。
面对深圳的巨大变化,邓小平高兴不已,他说:“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小平同志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说。
是啊!来到自己选定的试验田,看到自己亲手撒下的种子开花结果,想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正面临一场新的挑战,老人既兴奋、又着急。中国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来建设这个社会主义?他有太多太多的事要问,他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深圳国贸大厦至今回荡着12年前小平在这里留下的坚定而急切的声音:
邓小平(同期声):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
动摇不得!是啊,中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南方之行,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深圳华侨城的员工忘不了,老人参观景区和观看演出时那慈祥的笑容、兴致勃勃的神情。
深圳仙湖植物园的员工忘不了,老人在观看“发财树”时,“希望全国人民都发财”那句深情祝愿。
最令深圳人难忘的是,在即将登船离开深圳前往珠海时,老人言犹未尽,再次回过头来,向送行的同志叮嘱: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李灏:我们就说,小平同志,祝您健康长寿,希望您不久再来,这就告别了。走了几步,他又回头:哎,你们要搞快点!就那么一句话,很突然的一句话。我想这话不光是对深圳的,也是对全国人民的。
来到珠海,老人依然是只争朝夕的心情,反复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邓小平(同期声):要发达起来了,是时候了,不能等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伟大论断。他的南方之行也特别关注这里的科技发展,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他,还深深地牵挂着海外学子的事业和未来!
邓小平(同期声):科学工作者要出把力,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
我是看新鲜的,(搞科技)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高越新,我就越高兴。我高兴,人民高兴,中国这个国家高兴。
所有出国的人,去学习的,希望他们回来,不管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回来。他们能够做出贡献,只有回国。
南国春天,因为小平的到来而更加明媚;南粤儿女,因为小平的到来而欢欣鼓舞。
邓小平所到之处,尽是如雷的欢呼,如潮的掌声。深受改革开放惠泽的人们,由衷地热爱小平同志。整个南方之行,尽是小平和人民群众血脉相连融洽无间的动人情景。
南方谈话,是一次心与心的呼应和交响,是一次早春的播种,是又一部思想解放的宣言。
南方谈话,深思熟虑,字字珠玑,给我们留下了一串串凝聚着邓小平长期实践经验和理性思索的至理名言。
字幕: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发展才是硬道理。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南方谈话,拨云见日,使困扰人们多年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一下子得到了廓清。
南方谈话,这篇与广东的改革开放实践息息相关的辉煌篇章,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
南方谈话,犹如黄钟大吕,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
龚育之:邓小平是一个战略家,是个勇敢的战略家,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重要的决策,做出来就一下子抓住了人心,抓住了时代需要,得到了拥护,改变了中国的局面,也影响了世界的局面。
南方谈话,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华大地吹响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号角,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冲开了闸门的激流,汪洋澎湃。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广东,又迎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一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春天。
邓小平要求广东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广东人民遵循小平的嘱托,按照十四大的要求,提出了二十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发展的热潮。
朱森林(广东省原省长):从1991年到1995年,我们的GDP每年递增多少呢?每年递增19%,这个速度大大高于“七五”。
邓小平要求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大胆地试,大胆地创”。广东人民遵循小平的嘱托,按照十四大的要求,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在产权制度、金融体制、外贸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化改革,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
邓小平要求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东人民遵循小平的嘱托,按照十四大的要求,继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
邓小平要求“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广东人民按照小平的嘱托,按照十四大的要求,一方面加快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建设,促进全省城乡、区域共同发展;一方面积极为国家做贡献,支持西部大开发,用实际行动实践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共同富裕的思想。
东方风来满眼春。南方谈话,就像东方风来,吹绿了南粤这片希望的沃土,吹开了神州大地满园春色。(第四集解说词明天续完)
小平同志与王震(右一)、杨尚昆(右二)等同志观看蛇口建设规划模型。(1984年)
小平与谢非(左)等同志边走边谈。(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