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院士（前右二）到工厂调研（资料照片）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他，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他，烈士之子，经历了黑暗动荡、孤苦无依的童年，一路坎坷，在黑暗中追寻光明的方向，为自己确立了一生奋斗的目标。

　　他，壮年隐匿大山，克服极其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只为研发中国自己的核潜艇；功成名就后，本可颐养天年，却又挑起中国商用核电站奠基人的重担。

　　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依然说：“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贡献一切！”

　　他，就是被中央宣传部追授“时代楷模”称号的彭士禄。

　　“最怕不拍板”

　　回忆自己的一生，彭士禄曾这样感慨：“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青年时代的彭士禄也许并没有想过自己会与核事业相伴终生，更没有想到会对这份事业爱得如此深沉。

　　1954年，美国核潜艇试验成功，核潜艇以其强隐蔽性、强机动性、航行速度快、活动范围广、续航能力大等巨大优势轰动了全世界。放眼国际，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核技术和核武器都在迅速发展，但我国直到1954年才采集到第一块铀矿石。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面对这样的局面，毛泽东这样坚定地指示。

　　在“二五”计划中，我国将原子能工业列入第一项重点任务，并于1956年成立了原子能事业部。1958年6月，聂荣臻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将核潜艇研究列入中央专委的重点项目。

　　那时，大部分研究人员并没有见过核潜艇，掌握的研究资料实在太少。

　　当时，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实在难以负担这么多国防尖端工程。中央决定先攻克原子弹和核导弹，核潜艇列入调整项目，只保留少数骨干力量研究核动力装置的核心项目。

　　1964年，当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的消息传来时，彭士禄知道，他和团队上场的时候到来了！

　　1965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正式研制核潜艇。

　　为了核潜艇能一次建造成功，必须先建一个环境条件一模一样的陆上模式堆进行模拟试验。于是，科技人才们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一个代号叫“909”的基地，对外自称是“搞水电的”。彭士禄也是这帮“搞水电的”其中一员。

　　起初，是否应在陆上建造模式堆也引起了争议。反对的人认为，建造模式堆会将成本提高50%，还推迟了核潜艇下水的时间。彭士禄等支持陆上模式堆的专家认为，直接装艇风险太大，即便不出问题，换装也很不方便。另外，模式堆并不是试验完就报废，还具有长远意义。争议过后，周恩来和聂荣臻表态，必须建立陆上模式堆。

　　在四川建设陆上模式堆的那段时间里，彭士禄主要负责第一代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设计、试验、建设工作。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表、附件达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总长90余公里，管道总长30余公里。基地没有大型计算机，凭借少量的手摇计算器和普遍使用的计算尺、甚至算盘，团队算出了海量的数据。有不少人劳累过度，使用手摇计算器累得胳膊都红肿了。而一些大型数据的计算，只有连夜去到拥有大型计算机的单位排队挂号计算。

　　1970年7月25日，反应堆开始提升功率，每升一步，不确定因素和险情就越多。而彭士禄在这一过程中多次拍板，推进试验进程。因为敢拿主意，彭士禄得了个外号叫“彭拍板”。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设计师黄士鉴对“彭拍板”有过这样的描述：“彭部长有一点很有意思，主要的参数，他都去自己算。”

　　彭士禄曾这样剖析自己的“拍板”：“科技人员最珍惜时间，时间是生命，是效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

　　因而他总结道：“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不过，彭士禄曾这样表达过，之所以敢拍板，也是因为心中有数。“当总工，主参数一定要自己算”。

　　1970年8月30日，陆上模式堆达到满功率，证明了彭士禄的判断是正确的。当天下午6点半，指挥长在广播里颤抖着声音宣布，反应堆功率达到了99%。彭士禄兴奋得像个大孩子一样跳起来！此时，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睡一个好觉了。

　　1974年，在后续核潜艇进行调试工作阶段，彭士禄感到一阵阵剧烈难忍的胃痛，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还发现了一个没有治疗自愈的孔洞！经过手术，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成为继“两弹一星”后的又一国之重器、国之利器，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国家的钱怎么能不算呢？”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能源紧缺，电力经常“停三开四”。

　　1982年，国家决定在广东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建造中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项目，并成立广东核电建设指挥部，彭士禄再次披挂上阵，被任命为总指挥。将核能不仅用于军事，还用于服务社会、实现和平利用核能，这是彭士禄等第一代核动力学家的毕生理想。

　　两次出征，皆是拓荒。彭士禄走出大山，又踏上新征程。1983年，年近花甲的彭士禄带领参与过核潜艇工程的10名技术骨干来到广东，在不到15平方米的蛇口招商局房间里，废寝忘食。

　　彭士禄的侄女彭伊娜向记者回忆起一次看望伯父的场景：“我见他把图纸铺在地上钻研，问他这样在做什么。他回答，我在算进度和算钱。我笑他，您怎么还算起钱来了？结果他说：‘我提早一天完成广东核电站，就能给国家省100万美元的利息，国家的钱怎么能不算呢？’”

　　尽快引进国外大型核电站技术选型，完成建设核电站统筹计划进度表，与香港中电合营投资方谈判，与德法等国供货商商谈，在广东省内大鹏、大亚湾、深圳、惠阳等地进行选址考察，到北京向国务院及相关部门汇报……

　　中国商用核电站的起步千头万绪，一点都马虎不得。靠着团队强大的协作能力和前瞻性的眼光与决策，仅用一年多时间，彭士禄团队就超常规完成了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前期繁重复杂的“四通一平”工程。

　　1986年，彭士禄又成为秦山二期核电站的首任董事长，将满腔热情投入火热的中国核电国产化建设中。

　　据秦山二期核电站第一任总经理于洪福回忆，彭士禄在秦山二期任董事长期间有三大贡献：一是选点，确定了在杨柳山建设秦山二期；二是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三是进行了初步设计，亲自计算了核电站主参数，为秦山二期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充分运用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过程中积攒起来的经验，计算出了60万千瓦核电站的主要参数和技术、经济数据，并编制出了“一级进度表”，令不少外国专家叹为观止。

　　彭士禄还将敢“拍板”的精神带到了核电建设中。秦山二期核电站建设时期，彭士禄决定将“招投标制”引入工程建设。彼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头脑中都有计划经济的框框，争论很厉害。最后还是彭士禄拍板，坚持招投标制，大胆迈出了第一步。

　　“在大部分人还习惯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作为一个部级领导，能坚持招投标这样的理念确实需要有勇气和胆量。”中核集团科技委前常委、核电资深专家张禄庆回忆说。

　　当时虽然遇到了很大阻力，但因为彭士禄的坚持，最后秦山二期的设备订货、设计工程全部实行了招投标制。而历史证明，工程招投标趋势是一种必然，彭士禄走在了前面。

　　“彭湃及他的小乖乖”

　　翻阅彭士禄生前的视频、照片，人们会发现这位老人总是乐呵呵的。洋溢在他脸上的亲切笑容，让人很难把彭士禄与他曾经经历过的苦难联系起来。殊不知，身为彭湃之子，儿时的彭士禄没有享受过一天孩童应有的快乐。

　　黑暗与苦难，几乎是彭士禄童年的全部。在漆黑的夜里，伏在奶妈背上逃难的一幕，几乎是彭士禄对人生最早的记忆。

　　1991年，66岁的彭士禄和同事们出差顺便来到曾关押过他的汕头石炮台监狱遗址。他说：我小时候待的那个房间里，能通过一个小射击孔看到大海。大家根据他的描述一个个去找，终于在整个监狱的最深处找到了那间阴暗潮湿，曾经关押过小彭士禄的房间。

　　彭士禄进到这个曾经熟悉又恐惧的小屋里，一下子就哭了：“你们不知道，我在这里挨了多少个耳光。手被绑住，整个人吊起来挨打，就是为了让我亲口承认我是彭湃的儿子。”

　　1925年，彭士禄出生在海丰县。彭士禄对父母并没有太多印象，只有一张与父亲彭湃和哥哥彭绛人的合影。照片上有彭湃亲手写的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一九二六·二·二二”。

　　1928年，彭士禄3岁时，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义；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

　　在自述中，彭士禄回忆儿时的经历：“奶妈背着我东逃西藏。我被转移到潮州一带，开始过着姓‘百家姓’的生活。我有20多个‘爸’‘妈’，他们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厚爱。平时他们吃不饱，我吃得饱；逢年过节难得有点鱼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最后，我住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我叫他母亲潘舜贞‘姑妈’，还有姐姐，我们三个相依为命，过着贫寒生活。”

　　1933年，8岁的彭士禄和抚养他的姑妈遭叛徒出卖，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在阴森恐怖的牢房里，吃的饭里有虫子，身上爬的有虱子，敌人不仅逼供让他承认自己的身世，还给姑妈潘舜贞上酷刑。年幼的彭士禄目睹了潘舜贞被倒挂着吊起来灌辣椒水，但她宁可被杀头，也不供认他是彭湃的儿子……

　　后来几年，小小年纪的彭士禄在牢狱中度过了许多备受折磨的日子，几出几入，最终在祖母周凤的周折营救下出狱了。当年，那个只有10岁、已经被折磨得双腿无法走路的孩子，硬是一路顺着铁路轨道爬了十几公里，膝盖爬得全部都是血，才终于爬回了潮安姑妈的家里。

　　1940年，周恩来终于找到了彭士禄。他见到彭士禄的第一句话就说：孩子，终于找到了你！自此，一直漂泊的彭士禄来到了延安，他的天空终于晴朗了。

　　此后，彭士禄在延安学习和工作。1951年，彭士禄通过考试选拔，凭借优异成绩被选派留学苏联。也就是在留学苏联期间，他与相守一生的爱人马淑英相遇相知，更经历了人生一次重要抉择——改行学习核动力专业。而这次改变，是彭士禄人生中第一次“为国改行”，也奠定了他为国奉献一生的人生底色。

　　1956年，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的彭士禄正准备毕业，时任国防部副部长陈赓访苏。陈赓问彭士禄：“愿意改行吗？”彭士禄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

　　其实，彭士禄本在化工机械专业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放弃未免可惜。但他深知，新中国成立不久，只有培养了核专业人才，才能建立中国自己的核事业，才能避免走“落后就要挨打”的老路子。彭士禄不愿意放弃回报国家和人民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欣然答应。

　　就这样，彭士禄又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两年苦读后，直到1958年4月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

　　“现在的生活多好啊！”

　　“我的生命是革命同志和老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彭士禄耕耘一生，只为报恩，他从未忘记亲同家人的潮汕人民。当彭士禄已经是顶尖的专家时，不忘给儿时养过他的人们寄钱，包括祖母、姑妈潘舜贞和岳父岳母等等。“我是老百姓花了很大代价才保护下来的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待我的恩情。”

　　“爷爷奶奶是为了革命事业、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父亲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才华。”采访中，彭士禄的女儿彭洁向《南方》杂志记者说，“面对荣誉，他格外淡泊。父亲常说，工作的事情要格外认真，而其他的事情越糊涂越好。2017年，我告诉他，他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项‘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时，他很快就决定将100万港元的奖金全部捐献出去，奖励在核动力领域作出重要创新成就的年轻人。”

　　生活中的彭士禄豪气开朗，格外关心年轻部下和核电人的工作和生活。工作之余，彭士禄常和部下、同事们一起分享烟酒茶，年轻于他的同事也被他亲切地称作“小老弟”。

　　在论证核潜艇工程项目时，由于我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不得不靠“自教自学”。研究室里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都不是核专业，彭士禄就和其他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了老师，开设了反应堆等五门专业课；研究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于是他组织大家开始英语学习。

　　来到四川深山里建立陆上模式堆基地时期，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连喝的水都要先用明矾过滤。吃野菜、睡木板，住在河泥与鹅卵石垒起来的“干打垒”里。无论吃了什么样的苦，彭士禄都从未有怨言，只是鼓励着身边的同事们朝着困难前进，专心搞好眼前工作。

　　年长的彭士禄更似老顽童。在家里，彭士禄有很多绰号，彭老乖、彭老帅、彭老赖、彭老六……“他说他最喜欢彭老赖这个外号了，因为耍赖可以不吃亏。”谈起父亲的幽默，彭洁忍不住笑起来，“我问他，你怎么每天都那么乐呵呵的，有那么多高兴事吗？他回答我：‘现在的生活多好啊！’”连照顾他的护工都被他的精气神所感染：“和彭爷爷相处太快乐了！”

　　2005年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出门得靠轮椅。在病房度过的最后几年时光里，彭士禄仍然不忘心爱的核事业与大海。病房里海军赠送的一顶绣着核潜艇图案的帽子，彭士禄最为珍爱。天一凉他就戴着。在彭洁眼里，对核潜艇的热爱已融入父亲的血液里。

　　2021年3月22日中午，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彭洁回忆父亲彭士禄这样交代自己的后事：不做临终抢救，后事简办，将他和夫人的骨灰一并撒入大海。

　　几天后，一个晴朗的艳阳天，伴随着《英雄核潜艇》之歌，彭士禄和他的爱人“小玛莎”（马淑英在苏联留学时的俄语名）的骨灰被撒入渤海湾。追核一生，彭士禄最终和他热爱的核潜艇相伴，永远守望着祖国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