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最近，笔者在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础上，再次阅读《阳春市革命老区发展史》，远近融合，心旷神怡。

阳春革命老区史覆盖15个老区镇，1612条老区自然村，134名革命烈士和260多家堡垒户的事迹。掩卷沉思，一群土生土长革命先辈的形象仿佛就展现在眼前：他们信念坚定，意志如磐，是中流砥柱；他们敢于胜利，不畏虎狼，出生入死；他们赤胆忠心，无私奉献，舍小家为国家；他们依靠群众，鱼水情深，生死相依；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浩气长存……

下面仅选取10位革命先辈的史迹，作为我们学史、知史话阳春的引子。旨在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新征程上办实事、纾民困、开新局。

黄云：理想信念如磐石，革命史迹耀春秋。黄云原名黄昌熺，男（1921.3-2011.6）春城升平村塘基头自然村人。1938年8月入党，是在阳春当地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党员。曾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六团团长、中共阳春县委书记、阳春县人民政府县长，是领导阳春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1946年6月北上山东，1949年随军南下，先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顾委主任。

资料显示，黄云的父亲黄其祯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历任粤军讲武堂堂长、粤军军官讲习所所长等职。1945年6月受命到四邑地区平息匪患，途中坐船被台风吹翻，不幸遇难，从此黄云成了家中的独苗，当时其生母年仅24岁。

黄云从小天资聪颖，1936年（15岁）便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省立两阳中学读高中。在校期间阅读进步书籍，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日本飞机多次轰炸阳春，面对家乡惨景，他毅然放弃学业，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历尽艰险，他开辟了蟠龙抗日根据地，将一个穷山村变成了阳春的小延安，中共阳春县委、阳春县人民政府都从那里走来。

1944年1月，黄云结束了长达6年的地下党活动，组织上调他到粤中参加武装斗争，带领部队在枪林弹雨中拼搏。攻克高明县城、新兴蕉山阻击战、恩平青湾歼灭等多次战斗，都凝聚着黄云的机智和勇敢。后转战阳春时，他带领部队夜袭春湾区署、攻打岗美、合水区署及奇袭古良捐税处等战斗，场场获胜，威震阳春，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开仓分粮2000多担救济群众，民心大振。国民党当局则坐卧不安，悬赏10万元通缉黄云，并钉封了他在春城的房屋，田契、房契被没收，母亲转移到亲友处避险。面对国民党的鬼哭狼嚎，黄云始终是保持“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半分”的革命斗志。

邓太升：痛失亲人志更坚，愤然写诗表心迹。邓太升又名邓临安，男（1911-1961）春城七星村沙田垌人。曾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六团司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五兵团政治部随军书店副主任，解放后曾任阳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45年5月，国民党查抄了他的房屋财产，妻子及两个幼儿被抓入县城监狱，两个幼儿惨死狱中。邓太升闻讯怒火中烧，面对敌人的凶残，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愤笔写下：“革命英雄志气周，五湖四海可傲游。埋身何用家乡地，马列成功志愿酬。忠心立志为人民，舍掸家庭当点尘，何惜妻财儿女丧，唯存革命乐终身。”的诗句，表达他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刘传发：出生入死护情报，尖刀亮出敌心惊。刘传发，男，1922年7月生，1940年4月入党，解放前是春城地区党小组长、地下交通站长。解放后先后任春城镇镇长、县皮革厂党支部书记。

1945年4月，春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刘传发的“刘义兴杂货店”就是中共阳春县党组织的秘密领导机关，他冒着全家生命危险负责情报的上传下送。1949年夏的一天，上级通知他到七星情报站取文件，他便以收“猪屎谷”为名准时到达七星，将文件和一枚部队的印章藏在谷箩底下。回时路上先后两次遇险，一是遭到警察局长柯昌藩的盘查；二是撞上国民党县长、参议长等一伙豺狼迎面而来。在千钧一发之际刘传发沉着应对，终于避过一劫。第二天他将文件抄成布告盖上鲜红的印章，贴满大街小巷，反动当局惊恐万状。

柯明镜：老虎口中掏肉煮，无形线上出英雄。柯明镜，女，1947年接受组织安排，打入国民党县政府机要室当录事。为党组织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犹如在老虎口中掏肉煮。1948年1月，伪县长邓飞鹏拼凑了900多人准备进剿漠东、漠南游击区。2月20日，邓飞鹏要她复写一份《剿共计划》，限令在下班前将底稿和一式三份的复写件交到他手上。柯明镜感到事情重大，急中生智，暗中多复写一份，假装上厕所藏在内裤和袜底里，下班及时送到永生堂，使敌人扑空告败。柯明镜受到特别表彰。

曾昭常：为党分忧献家业，铸就红色永生堂。曾昭常，男（1919-1952）春城升平村黄竹头自然村人。1939年入党，解放前曾任《阳春日报》编辑、崆峒中心小学校长；解放后，先后任县委会秘书、一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省总工会粤中办事处秘书等职。

永生堂是一间老中药店，坐落春城雅铺街36号，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1946年5月兄弟分家时，经过力争，“永生堂”归曾昭常所有，时值白银2000多元（折谷800多担），每年的经营利润约500多元，在当时有了这样一间店铺，一家人就可以衣食无忧了。但为了革命，产权一到手他便立即献给党组织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落脚点和活动经费的来源。曾昭常一家则靠当教师维持生活。1945年6月至1949年10月，永生堂一直是阳春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的大本营，犹如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鲁焰：投身革命即为家，自动上交嫁妆银。鲁焰，女（1923-2003），春城人，1939年9月入党。解放前，先后任中共阳春县妇女支部书记、新兴宠洞村交通站站长；解放后，任佛山卫校校长、市一医院副院长。

1944年11月，鲁焰调到高明游击队。临行前对母亲说，我去上海读音专。要求将分家时留给她的嫁妆银600元带走，母亲答应后即换成金戒指带在身上。1945年2月，部队给养出现困难，鲁焰即将嫁妆银全部献给部队。领导表扬她，她说：“我已嫁给共产党了，嫁妆钱应该交给党。”

郭一嫂：丈夫被害心犹痛，护送情报立新功。郭一嫂（李文英）春湾马狮田墩顶村人。丈夫郭一是春北地下交通站站长。游击队长期在她家出入，并尽一切可能提供食宿，积极为游击队侦察敌情和传送情报。1948年10月，叛徒告密，郭一被国民党杀害。郭一嫂毫不畏惧，带着孩子继续为游击队做交通联络工作。一天，春北游击大队一位同志要将一份紧急情报送往恩平，到郭一嫂家时，敌人已进入马狮田，她忍着刚失去丈夫的痛苦，振作起来，不顾安危，与那位同志约定应对办法。她先去探路，以脱下竹帽为信号，路上果然遭到敌人盘查，一嫂脱下竹帽，那位同志远远看见，立即隐蔽起来，待敌人押一嫂回村时，安全通过，顺利完成任务。一嫂立了新功。

黄德英：深藏石洞护红军，不测失子亦心甘。黄德英，女，河口镇金堡文头迳村人。1949年7月，国民党军到金堡村“扫荡”。在敌众我寡情况下，黄德英夫妇将10多名武工队员带到山上一个石洞藏起来。敌人大队人马搜山，黄德英还吃奶的孩子不时啼哭，她急得用被仔盖住孩子的头，不让声音传出。敌人搜了很久，找不到武工队便下山了。当敌人远去后，揭开被子一看，孩子已闷死。夫妇失去亲骨肉虽然痛彻心肺，但保护了武工队无怨无悔。可见，鱼水相依的军民关系何等真挚。

李宗望：身遭毒刑骨肉裂，守密如城勇捐躯。李宗望（1903-1945），男，岗美镇岗北村人。1939年冬入党，1940年2月开始从事地下交通联络工作，1944年3月调往珠三角参加抗日斗争。1945年2月奉命带紧急密件回春城，途中不幸被捕。在审讯中敌人用“钉竹签”、“压大杆”、“坐飞机”等毒刑折磨他，一次又一次昏死过去，用冷水泼醒后又继续用刑，被打得骨断肉烂，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敌人架着他游街示众，李宗望昂着怒视，沿途高呼口号，从容就义。

钟景宏：子弹打光遭不幸，义正词严斥恶狼。钟景宏（1926-1949），男，春城蟠龙黄京村人。1945年3月参加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北区区委委员。1945年9月6日率武工队在阳江塘坪村活动时，被敌军包围，战斗到子弹打光不幸被俘。惨遭毒刑，敌人打烂他的肌肉复加盐腌，痛彻心肺，宁死不屈，始终不吐露党的秘密。面对敌人的审问，钟景宏义正词严：“我是共产党员！”“我们为穷人翻身闹革命有什么罪？！”“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敌人黔驴技穷，一无所获。同年9月下旬，钟景宏在江城东郊从容就义。他又一次彰显了“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英雄气慨。

10位先辈的革命史迹告诉我们：共产党员的心是用马列圣水染红的，共产党员的身是用钢铁材料铸成的，共产党人的江山是人民群众用汗水、心血乃至生命凝聚起来的。今天，我们向他们学习，最实际的行动就是：拧紧思想“总开关”、把稳从政“方向盘”、筑牢拒腐“防火墙”、上好党史“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