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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白澳:南海丝路上的重要节点

2021-06-06 19:55:42 来源: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

 

  一、珠海—“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通道

  秦汉以来,珠海一直是对外贸易的重要走廊。汉唐以后,珠海成为广州与中东、非洲、欧洲国家海上贸易的必由之路。今天所见的珠海陆地及其海域遗留的诸多遗存、沉船遗物,都充分证明了珠海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秦汉时期,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沿海交通和海上贸易非常发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史载,南越国,至汉“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另外,徐闻、合浦也是汉代南方的两个重要港口。从番禺出发,经徐闻、合浦两港出海,再到东南亚一带,形成一条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代海外商路的开辟,使岭南边荒的珠海成为航海船只补给的要地。在珠海的海岛沙湾处发现的许多汉代陶器残片,尤其是在外伶仃岛石涌湾发现的一件肩部竖刻隶书“朱师所治”的陶罐,足以表明当时珠海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的进步。唐宋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较往昔更加频繁,尤其是唐代广州市舶使的设置,使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由北方的河西走廊逐渐转移到南方和东南沿海。“海上丝绸之路”经以后各朝,尤其是唐宋元时期的不断开发,由中国南方沿海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海域,抵达东南亚、南亚、东非等地,成为当时中国沟通海外的重要经济文化通道。珠海便是中国南部广州到阿拉伯国家的海上商道的重要“驿站”。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珠江口的香山故镇濠潭遗址、淇澳岛牛婆澳遗址、平沙棠下环遗址等处,发现一批唐代风格的黑陶罐、越窑青瓷碗、釉盏等残片,其中越窑系青瓷碗居多,饼足底和玉璧底造型,还有邢窑系白瓷碗,显然是唐代中国的外销瓷器。1983年,珠海香洲渔民在珠江口荷包岛至乌猪岛海域打捞到青釉四耳罐和青釉碗21件,这些瓷器捞出时大小相套,显然是为了便于装船运输出口。在南屏镇洪湾小钧遗址,也采集到官冲窑产青釉六系罐。考古工作者确证,这些都是唐代广东新会官冲窑所产瓷器出口外销过程中遗留下的。上述海域为海外交通航路所经,所发现的瓷器当为唐代沉船所遗。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还在珠海及其附近地区发掘到大批宋代铜钱,从宋太祖到宋度宗,时间跨度近300年,或是宋朝与海外贸易关系所遗留。1964年,在南水蚊洲岛出土了一批青瓷器,经专家们鉴定,这些青瓷碗、碟属元代遗物,带有草绳裹过的痕迹,它们整齐地叠埋在沙滩里,应是一批外销瓷器。瓷器在古代海外贸易中占有特殊地位,“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西方人尝以瓷器代称中国。上述瓷器的大量出土和被打捞,说明珠海显然参与和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靠山抱海,珠海先民已较早地掌握了驾舟航海的技术,远涉重洋,参与海上贸易活动,并逐渐形成了海洋文化的根基—敢于冒险、拼搏的精神。

  唐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珠海地区设置东莞县香山镇,其位置大致就在香山场的附近。所谓场,多是矿场或盐场所在地,是不同于一般农村圩市的商业较繁盛之处。不过,这一时期香山场产盐规模不大,制盐业在地区经济中的作用有限。珠海地区的盐业生产也是从宋代开始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盐场分布在金斗湾内,即今山场—坦洲—六乡一带,当时是海湾地带,这些大小不等的盐场泛称为金斗盐场。在金斗场诸多的盐场中,香山场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位于当时香山县“南一百五十里,地名濠潭”即今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附近,传说当时这里从事盐业的人员已达到1300人以上。北宋后期至南宋中期是香山场盐业生产和盐业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当时这一地区刚刚成陆不久,形成大量滩涂或浅海湾,具有兴办盐场或盐栅优越的自然环境,加之香山设县之后社会安定,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力充足,这一切都为本区盐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政府为了推动当地盐业发展,一度放开了海盐的价格,只酌收税项,食盐可以在市场上交换买卖,这一举措也极大地促进了珠海盐业经济的发展。盐业生产日渐活跃,中小盐业主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不久金斗盐场改称为香山场,并新建香山场草荡池,专门设立香山场盐课司,具体负责本场及附件盐栅盐务。盐业生产受到政府的重视,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香山场的盐业生产从此开始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成为珠海地区盐业生产的主体。元代广东盐场共有17处,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仅剩下14处,较原来有所萎缩。尽管如此,香山场一直维持生产,迄未改变。当时元政府设香山盐场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勾管一员(从九品),并副勾管一员、动荡不安,元代香山场的盐业生产水平比宋代要低。

  盐业生产之外,珠海银矿业也颇令人注目。在今香洲银坑,宋代以产银为主,并成为香山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元丰九域志》载,东莞有香山崖银场,香山崖位于唐家湾银坑村正西约三里之风门凹岭。据《广州府志》记载,北宋末,距香山横石矶(今中山市横门)偏南约百里之釜涌境,海隅有银矿,庶民争赴开采,至有举家迁徙者皆聚居于海边渍地,村民晨昏轮番入矿,挖白镪甚多,皆船运至府西之彩虹坊,由官窑鼓铸成银。

  宋元时期,珠海一带的荒丘、沙坦得到大规模的垦辟,农田水利大量修建。这时期迁居沿海的人,开始在形成不久的沙坦上开垦,筑成很多小堤围,以挡咸潮并借淡潮灌田,成为一种人工造田的形式。他们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先垦后围,由潮田(不筑围便进行利用的沙田)发展为围田;另一种是先围后垦,就是在荒坦上即将浮露的沙坦,拍围垦耕。

  辽阔的海洋为渔业、盐业、商业等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具备勇气和智慧的珠海先民也积极凭借大海谋求生存,开展生产。

  二、浪白澳—古代珠海对外贸易中心

  (一)浪白澳的位置

  浪白澳又称之为浪白滘,位于香山三灶岛的西北,明朝时期位于沙村巡检司与蚊湾村之间,连结磨刀门、虎跳门和鸡啼门,东北距濠镜90里,为外国商船常停泊的地方。万历年间刊刻的应《苍梧总督军门志》、郭裴《粤大记》、谢杰《虔台倭患》所附广东沿海图皆标出“浪白”海域。张增信著《16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据点》一文中提到两张1533年葡萄牙航海图在浪白位置上,标有LabuoaLabuos,隐有浪白谐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则指浪白澳在香山澳的南面。

  关于浪白澳的具体位置,郭雁冰在《浪白澳调查与考证》一文中认为,浪白即今珠海南水岛。浪白澳不仅指南水岛所依附的海澳,而且以海湾名指代浪白岛及浪白水道在内的地域,浪白既指浪白岛又指南水、北水之间的水道。其历史繁盛有两次:一是在明嘉靖年间,这里曾是番舶贸易点,明廷在此设官管治。二是清光绪四年南水墟设立之后。

  (二)浪白澳成为古代珠海对外贸易中心洪武初年,在“厚往薄来”原则上确定贡朝、贡道、勘合、宴赏等环节,初步建立朝贡体制,前来朝贡的国家络绎不绝。据统计,洪武、宣德间朝贡诸国有高丽、日本、琉球、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苏门答腊、三佛齐、婆、婆罗、爪哇、泥、吕宋等46个国家。其中洪武年间诸国由海路前来朝贡116次,琉球最多,为21次;暹罗、高丽次之,为20次;占城10次,再次为爪哇、真腊、三佛齐等国。

  洪武初年,先后设置太仓黄渡、浙江、福建、广东等市舶司,主管朝贡贸易。洪武末年,因海禁趋严,又取消市舶司,朝贡国家仅有暹罗、占城、琉球等国。明成祖继位后,推动朝贡贸易,营造“协和万邦,恩泽广被”的外交局面,减免征税,招徕贡使,放宽贡期贡道限制,在永乐元年就恢复设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朝贡管理重新走上正轨。当时海外各国朝贡,除日本取道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取道广西外,其余多循海路取道广东,因而广东是朝贡贸易最主要的通道。广东市舶司在明代市舶三司中职司最繁,规模最大,在朝贡贸易体系中作用也相当突出。

  郑和下西洋,多次通过珠海海域。明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以江苏为基地,大多数为从福建启航,第二次和第六次从广东启航。明代广州人郭裴所修《广东通志》中明确记载:永乐五年九月朝廷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嘉靖十四年广东巡抚戴所编《广东通志初稿》提供的线索认定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也是从广东出发的。宣德五年郑和、王景弘等第七次下西洋的航程《郑和航海图》记录得很详明,船队从龙湾开出后,沿着江浙、福建沿海,进入广东海域,穿越海南岛独猪山海域往西洋诸国。这里我们知道,明永乐年间,郑和第二次和第六次下西洋是从广东出发,而珠江口为广东出海,更应该是经过珠海海域,而第七次虽然不是从广东出发,但郑和船队也经过广东海域,也经过了现在的珠海海域。

  成祖朝在明代号称最强盛开放,郑和下西洋号称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其意图是仿效秦皇汉武,宣示国威,而主要不是为了推动中外贸易,最终目的是把它作为“怀柔远人”、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一种手段。直到明嘉靖年间,珠海海域则成为外船来华的重要泊船地。

  嘉靖《香山县志》:“三灶岛,三石形似名,与横琴相对,皆抵南番大洋”“九星州山,九峰分峙,多石岩、石屋、灵草。石上流水甘美,为番舶往来所汲……”“大吉山、小吉山……九澳山(上东南,西对横琴,中水,曰外十字门),其民皆岛夷也”。万历《广东通志》曰:“夷船停舶,皆择海滨地之湾环者为澳。先年率无定居,若新宁则广海、望峒,香山则浪白、镜澳、十字门,若东莞则虎头门、屯门、鸡栖”。同样的记载还有:“成化中(1465-1487)番舶自乌沙海(鸡啼门)侵扰,岁令官军守之”。清初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云:“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贿当事求镜为澳。镜在虎跳门外,去香山东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湾,海水环之,番人于二湾中聚众筑城,自是新宁之广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门,东莞之虎头门、屯门、鸡栖诸澳悉废,而镜独为舶薮。”

  每年夏秋间,番船乘西南风而至,帆樯云集。据乾隆年间香山知县暴煜修、香山举人李卓揆纂《香山县志》卷九《艺文》《抚处濠镜澳夷疏》载,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部分被逐出福建的葡萄牙人流至浪白澳南水村(今珠海南水镇)当时的守澳官“权令搭蓬栖息,迨舶出洋,即撤去。”此后浪白澳成为葡萄牙商船往来马六甲与日本的中途站,葡萄牙人来得越来越多。1551年(嘉靖三十年)葡人杜阿爹•达•伽马DuartedaGama)的商船往日本途中经过浪白澳。1554年该船再次来到浪白澳,加水补料,直到次年五六月才开往日本。是年冬天,该船满载货物回到浪白澳,同时开来的还有一艘阿拉冈(franxicoToscano)商船。1555年,安道裴瑞拉AntaoPerciea)、弗兰西斯哥托斯坎诺FranciscoToscano)等人的船也从南洋巽他岛开往浪白澳。据葡萄牙史学家徐萨斯称,浪白澳当时“被指定为对外贸易中心”,葡人同意缴纳税金,因而“被指可以在那里居住,还可以去广州做生意。”1560年,耶稣会士加戈写信给耶稣会的信中提到“有五六百名葡萄牙人住在该地。”荷兰第三任台湾长官努易兹,在1629210日给吧达维亚地总督的信中也提到,葡萄牙人在浪白澳建立基地14年。清印光任、张汝霖编撰《澳门纪略》上卷〈形势篇〉载:“崇祯十年(1637)红毛驾四舶,由此门(注:虎跳门)入广州求市。外有岛,广百余里,是为浪白滘。明初诸番互市于此,嘉靖中,始移濠镜。”

  (三)浪白澳的衰落

  据记载,广东市舶司始设广州,正德年间移于高州电白县,嘉靖十四年(1535年)移市舶于濠镜。未见市舶司移于浪白的相关记载。但香山“浪白、濠镜皆置守澳官,嘉靖末诸澳尽废……”。这段时间之中,浪白澳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到万历年间,也是澳门开埠后50年,明朝廷经历了一场关于如何治理夷人的争论。其中一种意见是全部将葡萄牙人赶出澳门,对外贸易转移到浪白外海。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番禺举人卢廷龙上京参加会试,疏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外海,还我濠镜故地。”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刑科给事中郭善宾批评广东当局姑息澳夷,提出以税收优惠换取葡萄牙人撤离澳门到浪白外洋互市。只是后来因各种原因,朝廷没有采取这一建议。澳门作为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完全取代浪白澳作为朝廷对外贸易主要口岸的作用,浪白水域则变成狭长水道,见证着商船南来北往。

  三、“浪白澳海上丝路”传奇的现代续写

  今天的珠海高栏港经济区正在续写“浪白澳海上丝路”的传奇。1988916日,珠海市政府正式向省交通厅请示兴建高栏港,并系统地提出建港的思路和有关政策,同年104日,市政府正式发文成立港口、电厂、铁路三大项目建设指挥部。199315日,为扩大珠海市建深水大港的知名度,高栏港改名为珠海港。19967月,高栏港区被国家批准为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并正式对外开放。2008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珠海为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要求加快建设高栏港工业区,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完善珠海港现代化功能,从国家战略的层面明确了高栏港经济区的发展定位。20123月,经国务院批准,高栏港经济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定名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由高栏、南水两个半岛和三角山、荷包、大杧等18个海岛及黄茅海东部沿岸陆域和海域组成,开发总面积380平方公里,距离香港、澳门分别为45海里和11海里,最南端泊位距离国际主航道仅1海里。高栏港经济区主要规划为五大功能板块,包括高栏石化区、码头仓储区、装备制造区、精细化工区、生活配套区。近年来,高栏港经济区全面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珠江流域构建的海洋合作和海陆统筹经济系统,全方位、宽领域拓展与沿路港口和沿江地区的战略合作,着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平台,加快推进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合作,开辟高栏港至瓜达尔和中东地区物流通道。高栏港经济区真正成为珠江口西岸首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江及南中国海走向世界的门户,广东海洋经济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珠海经济发展的引擎和龙头。珠海高栏港经济区为珠海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一带一路”战略支点、珠江西岸核心城市、城乡共美的幸福之城奠夯实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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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一亭

指导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建设单位:南方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