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就需要“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这其中也必然包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众所周知，作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昏庸腐朽的满清政府，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和“纯洁的政治”，耗费了毕生精力，提出过大量的革命思想和建设思想，其中很多都涉及到政府管理方面。他在中西行政观念融合、选人用人、官民关系以及廉政建设等方面留下了大量宝贵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当前，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他的政府管理思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人民政府服务于民的本质属性、进一步改进政府管理工作以及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兼容并蓄的行政观

由于孙中山先生长期在海外的学习和革命经历，使其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最为先进的行政管理思想。同时，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对中华民族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也十分精通，并予以极大的继承和发扬。从行政学发展的视角来看，孙中山所处的年代正是行政学的初创时期。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在经历长时间的“政党分肥制”后，于1883年制定颁布了文官制度条例，即《彭德尔顿法》，对文官制度进行改革，有效地促进了文官的专业化和政府管理的科学化。在此基础上，1887年，由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后任美国第28任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标志着行政学的创立。从1887年到20世纪20年代初，行政学基本上处于初创时期，这个时期的行政思想主要是提出要把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并将“政治”与“行政”区别开来，即政治行政二分法，用这个时期另外一位代表人物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是民意的表现，亦即政策的决定，行政是民意的执行，亦是政策的执行。”①

孙中山作为一名革命先行者，在其革命生涯中，他不仅要策划如何推翻满清政府，更需要谋划推翻之后的政府重建工作，因此，他对各国各派的政治、经济学说无不关注与研究，如在留居伦敦期间就“把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拿来详细考察，预备日后革命成功，做我们建设的张本。”②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发表的《中国问题真解决》一文中提到，清政府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他认为，中国要改变落后挨打的面貌，首先就要从改变政府开始，而改革政府，首先要改的就是要改变政府的形式，“我们要以一个新的、开明而进步的政府，取代旧有的政府……使旧中国的王朝转变为共和国。人民大众正准备迎接一个新的政府形式。”③有了新的政府形式之后，还应该在政府内部推行新的人事制度，因此，孙中山在《批内务部请颁文官试验令文》（1912年2月24日）中还提到，要推行“文官制度”。从孙中山的这些言论当中，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孙中山对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兴起的行政学有所接触和学习，对行政学的基本知识也有所关注。同时，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孙中山所处的年代，正是行政学萌芽、诞生和初创时期，这一时期行政学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就是伍德罗•威尔逊和古德诺。从孙中山的言辞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行政学初创时期的这两个代表人有所关注。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就专门提到威尔逊。由于古德诺曾经为袁世凯称帝鼓吹，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作为反对者的孙中山，必然会去研究和了解古德诺的思想，当然也包括其行政思想，其在《建立方略》中提到“美国著名之宪法学者古德诺氏”。

当然，孙中山先生在学习推广国外先进行政管理思想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中华民族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中的精华，“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殊不可轻弃”④比如，他认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最为平允，为泰西各国所无”，中国的监察制度也可以继续采用，“像唐代谏议大夫和清朝御史之类”。孙中山认为，要想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以外国输入之三权（行政、立法、司法），与本国固有之二权（考试、监察）一同采用，乃可与世竞争。”⑤在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行政管理经验方面，孙中山也告诫我们，要注意辨别，不要生搬硬套，“十多年来，我国一般文人志士想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根本上拿中美两国的国情来比较，只就美国富强的结果而论……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谬到极点，可谓人云亦云，习而不察。”⑥

二、德能兼备的用人观

　  为政贵在用人，孙中山先生充分认识到人才对于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一直把人才问题作为非常关注的问题，“注意培育人才与延揽人才，将来种种事业，非有多数的人才莫可。”⑦早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提出要“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做到“人能尽其才”，而“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在政府管理上，孙中山也主张要用优秀人才来管理政府，“查国家建官分职，惟任贤选能，乃懋厥职……今当民国建立伊始，计非参酌中外，询事考言，不足以网罗天下英才。”

在孙中山看来，优秀的政府管理人员，至少应该具备两种基本素质，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创造事业的才能，他在《令内务部总长慎重用人文》（1912年3月20日）中，就提到“用人之际，务当悉心考察，慎重铨选，勿使非才滥竽，贤能远引，是为至要。”而在这两种基本要求中，孙中山尤其强调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行，即“任官惟贤”。由于孙中山亲身经历过满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官员的中饱私囊，因此，他对政府管理人员的道德品质格外强调，他认为良好的道德品质，即他所说的“贤”，是所有官员的第一“美德”。那么，是不是只要做到了“贤”就可以做好政府管理工作呢?显然，孙中山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贤”是一切官员的第一“美德”，在此基础上，官员还必须具备“能”，才能够适应政府管理工作的需要。当孙中山发现袁世凯在委任官员时，不注重人的工作能力高低，便直接向袁世凯提出了这个质疑。袁世凯便问他，“你对于中央政府用人的意见怎么样呢?”孙中山答道，“我所要的第一是诚实的官吏，但是中国官吏诚实之外还需要别种美德。中国需要有创造事业才能、使中国人从事实业以生利的官吏。”⑧显而易见，孙中山非常看重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十分强调人岗相适，“因为要某人做某官，就是要那一个人去做那一件事。如果那个人的才能，可以做那件事，才可以使他做那个官。若是他的才能不能做那件事，他一定要去做那个官，便是不胜任，便没有好结果。”⑨

对于如何选拔符合政府管理工作需要的优秀人才，孙中山认为，只能通过考试，即择优录用，以便让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其在《咨参议院议决文官考试令等草案文》（1912年2月28日）中就明确指出，“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诚。”正如前文所述，孙中山在学习借鉴国外政府管理经验的同时，并没有盲目抛弃中国自古以来的优秀行政管理经验。中国自古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在被英美等西方国家学习借鉴后，成为现代“文官制度”的基石之一。孙中山对英美等国的政治制度有专门的研究，对西方的“文官制度”也较为熟悉，他还颁布过《批内务部请颁文官试验令文》（1912年2月24日），所以深知考试制度对于选拔政府管理人才的重要性。在孙中山看来，考试制度是一项非常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的制度，他主张通过考试来选拔政府管理人才，“要通过考试制度来挑选国家人才。我期望能根据这种办法，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⑩他甚至提出，“以后国家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的。”⑪这一思想，与我们现在公务员制度所要求的“凡进必考”，高度一致。

三、为民服务的公仆观

在官民关系上，孙中山主张政府要为人民服务，而官员就是人民的公仆，“政府之官吏，乃政（人）民之公仆。”^⑫虽然这一思想在今天已经非常普遍，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由于封建社会“官本位”观念的深入人心，官员被认为是高人一等，是“官老爷”“父母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即使是在政府（朝廷）内部，官员之间也遵循着严格的“尊卑有序”，很难实现人格上的平等，不要说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孙中山在《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1912年3月2日）中就提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孙中山认为，“从前专制的时候，官府为人民以上的人，现在共和，人民即是主人，官府即是公仆。”^⑬在封建思想仍占社会主体思想的年代，孙中山提出“官员是人民公仆”这一行政理念，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历史进步，是一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开创了一种新的官民关系。当然，孙中山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呼吁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官员要做人民的公仆，而是努力在实践中贯彻这一思想。他在《复南京市民函》（1912年1月24日）中就提到，“以后关于市政诸问题，如有所见，请随时迳达内务部，民意所归，无不尽力也。”然而，众所周知，要改变“官本位”的思想，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与官僚主义的斗争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点上，孙中山也意识到了，他在1921年回顾辛亥革命时，讲到“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⑭

孙中山在官民关系上的公仆定位，源于其在政民关系上的重新构建。在政民关系上，他认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和官吏都是为人民服务才产生的。孙中山认为民主政治可为政权和治权，政权是人民管理政府的民权，而治权是政府自身的行政权力。具体到两种关系的处理上，应该由政权支配治权，由治权管理国家事务。关于政权和治权，孙中山将它们解释为“权”和“能”，他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车夫”，人民是“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而“车夫是有能而无权”，“国家的政治，根本上是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⑮孙中山在20世纪初的这一比喻，与20世纪末西方公共行政学中新公共服务学派对新公共管理学派的反思惊人的相似，只不过孙中山是拿“汽车”来做比喻，而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学派它们用的是“船”而矣。新公共管理运动一个代表思想就是，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顾客关系”，针对这一思想所带来的“公共精神”缺失，新公共服务学派提出了“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淡忘谁拥有这条船"⑥的质疑。显然，只有人民才是这条“船”的主人。

而孙中山在政民关系上的重新构建，又源于其所接受和推行的民权思想。孙中山学贯中西，革命经历遍及海内外，其对西方现代政府运行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情况比较了解，也有着亲身体验。孙中山在《我的回忆》中就提到，“对我来说，因我不断与欧人接触，体味过他们的自由权，觉得这种状况是不能忍受的。”西方现代政府运行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民权思想，从孙中山的言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西方民权思想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极其熟悉，他对美国林肯总统的“三民”思想也时常提及。因此，在孙中山看来，“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去节制他；最好的是得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

　　四、率先垂范的廉洁观

正是由于孙中山认识到清朝的贪污腐败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所以才立志推翻清朝政府。在孙中山看来，清朝的腐败已经是病入膏肓，整个官场成为各级官员腐败谋私之所，他们作为与不作为都是以能否获取私利为标准。孙中山在《在伦敦被难记中》中这样形容满清政府的官场腐败，“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这种普遍腐败的局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腐败已经全面侵入社会的肌体之中，渗透到社会的角角落落，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就清朝这种腐败风气的形成，孙中山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满清政府对贪污腐败的惩治力度不够，没有从根本上下定决心去惩治腐败，腐败成风，却少有被惩处的；另外一方面是官员的薪俸设置不合理，朝庭所发放的官俸不能满足官员必要的开支，加之清朝自上而下的奢靡之风，很多官员只好“堤内不足堤外补”，通过谋取灰色和腐败收入来维持运行，比如孙中山就提到，“两广总督，一年的收入，合英金不过60磅。”

所以，在孙中山的革命和建设方案中，一直非常重视反腐败工作。1897年3月在伦敦《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命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一文中就指出，贪污腐化已经“是根深蒂固遍及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他强调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同道德的中国人……建立起纯洁的政治。”同时，孙中山率先垂范，严格律己，保持自身的清正廉洁。1912年2月，当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广东各界举荐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孙中山知道后，赶紧复电广东各界，“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粤都任重，才浅肆应，决非所宜。”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共商国是，“袁氏用天子御辇，到车站迎孙入宫。袁氏的选练的卫队，全部护卫手造民国的伟人……但是第二天中山就拒绝使用御辇，且命卫队减至百人。”®¹虽然孙中山曾任临时大总统、大元帅，但他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置办私产。

为了保证他自己所努力建立起来的政府是“贤良的政府”和“纯洁的政治”，孙中山在反对贪污腐化方面也进行了很多思考。在道德教育上，孙中山在多个场合都教育和告诫他的追随者，要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要以公谋私。1923年10月15日他《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就强调，“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同时，孙中山还主张通过任前宣誓来提高官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无论是道德教育，还是任前宣誓，都是为了从内心激发官员抵制腐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当然，孙中山也知道，只靠道德教化，很难保证官员的廉洁自律，因此他还从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上进行努力。众所周知，孙中山主张政权和治权相分立，而治权又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组成，其中的监察权就是为了保证其所说的“纯洁的政治”而设计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在融会贯通中外的行政管理思想、确立选人用人标准、正确看待官民关系和推进廉政建设等方面的政府管理思想，对于当前推进政府管理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首先，他对待中西方行政管理思想的态度，对于我们当前如何正确对待西方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极大的参考作用。我们既要大胆学习借鉴西方有关政府管理改革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但是又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不能“人云亦云，习而不察”，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因地制宜的学习借鉴。其次，他在如何科学选人用人方面的探索与思考，特别是其所提出来的任官惟“贤”和“能”两大标准，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来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人用人标准高度一致。再次，他在政府和民众关系上的界定，即“官府即是公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民政府的本质属性，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来的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意义。最后，他在推进廉政建设方面的努力和探索对于我们建设廉洁政府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他对待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和率先垂范的高尚从政行为，对于我们构建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的政治环境有着示范效应。

　　注释：

　　①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33.

　　②④⑤⑮李凡.孙中山传［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58，65，65，66.

　　③⑥⑧⑱黄彦编注.自传及叙述革命经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94，94，169，171.

　　⑦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263，495.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1.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319.

　　⑫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349，479.

　　⑭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一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55.

　　⑯［美］罗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J］.中国行政管理，2002（10）10.

　　⑰黄彦编注.三民主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