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经历了从经典“世界历史理论”到现代不发达经济学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发展。随着我国对国际社会影响力的逐步增大，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也实质性增加，我们要更好的掌握国际话语权，让中国继续为世界提供新的方案，让中国声音、中国智慧走向世界，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做到“有为、有位、有威”。

一、从“世界历史理论”到不发达经济学的“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强调重视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回答全球化理论问题的需要”①。在哲学史上，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黑格尔在继承发展维科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历史”这一概念，他认为民族国家并非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而应当与整个世界成为一个体系，同其他国家发生联系。“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合理过程，其终极目的在于个人自由的全面实现。但是黑格尔毕竟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及恩格斯对其“世界历史理论”在个体论上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建构了完整严密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容丰富，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论述主要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之上的各民族相互联系与普遍交往的历史发展过程，二是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或者说整体性的人的生成过程。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必然的，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各国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力世界化，随着生产交往范围的扩大，促进了人们的普遍交往，这使得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其次，马克思认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由生产力和交往直接的互动关系构成的，生产力和人的自主活动的发展决定了交往形式的变化，交往活动的发展又可以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最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势是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扩展、生产方式，指出私人占有使得资本主义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资本主义无法使世界历史真正前行，世界历史只属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能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二）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经济学的“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

继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左翼学者开创了不发达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主要包括“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依附论”从不发达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出发，提出当代世界的基本结构是“中心——外围”结构。“中心”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或地区，“外围”则主要指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依附”则是中心和外围之间产生联系的表现形式。该理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进行探讨，“中心”对“外围”的控制与剥削，造成了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相对落后，欠发达是同工业化国家的扩张相联系的。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心”与“外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心”发达国家，而“外围”发展中国家则是被动适应，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国际分工格局造成了欠发达地区的落后与依附，而外围国家要真正改变这种格局，多数

　　“依附”论者认为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世界体系论”把“国家”“民族”作为世界体系中的要素，将“依附论”的“中心—外围”结构改为“核心—半边缘—边缘”三层结构，其理论视野的全球性和历史性更加全面。与“依附论”不同的是，“核心和边陲所指的是某种互相关联的生产过程的组合”，是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这里的核心国家主要指在世界体系中占支配地位，依靠先进技术控制其他国家；“边缘”国家则是被迫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制于核心国家的国家，“半边缘”国家则处于二者之间。沃勒斯坦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③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分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变迁机制。沃勒斯坦认为“半边缘国家的情况要复杂的多，中心国家试图使它们成为对边缘性国家充当剩余价值传送带的中介人。”^④“半边缘”国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心”国家的控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能控制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不仅对防止政治上的二元激化和经济上的两极分化起到缓冲作用，也使得世界体系更加动态化。

在不发达经济学里，发达国家不仅剥削和控制不发达国家，还存在着用错误的生活方式如异化的消费观念影响发展中国家，并转移生态危机，这对于全球生态治理起到消极的作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全球化里，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全球化过程中摆脱中心国家的剥削和控制，坚持自身原则。

二、生态危机治理的全球视野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和地区已经联系为一个整体，生态破坏、环境恶化、能源危机等生态问题已经超越单个国家所能控制的范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生态危机的全球治理也成为客观必然。联合国通过全球治理委员会倡导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同时联合国成立专门协调环境问题的机构、委员会及区域组织，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治理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通过联合国大会发布宣言、公约、报告等推动各国环境与经济社会的稳定、协调和可持续。但是，生态治理在全球层面上不可能仅仅依靠联合国，联合国在此过程中有其局限性，例如：效率低下、不公平、不一致、资金短缺等问题制约着全球环境治理的进展，同时联合国也不能阻止主权国家追求自身国家利益和跨国公司的资本投资。

   （一）发达国家生态治理的非生态性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心”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对于生态的治理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功，但这是一种假象。在全球化体系下，通过转嫁生态危机到“边缘”国家或地区以改善国内生态环境的路径是非生态的，这种生态问题的梯度传递实质上更加剧了全球生态治理的难度，环境问题进一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1952年伦敦的“大烟雾”事件使发达国家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生态治理也首先在这些国家进行，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发达国家取得生态治理的成效不仅在于其先进的技术理念，更因为他们在全球化体系下产业的转型升级，一些低端的、污染严重的企业纷纷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控制下的全球化贸易体系，使得发达国家实现了生态危机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发达国家生态问题的好转其实是一种假象，这造成了全球生态治理过程中“局部有效，整体失效”的局面。“全球化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也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真正全球化的问题。”⑤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种有利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全球化体系逐步固定下来，全球化体系促进了新一轮的全球工业化进程，东方依赖西方，环境污染与资源消耗也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如澳大利亚得知本国热带雨林被定为世界遗产后，纷纷关闭了众多木材厂，但实际上对于木材的消费不减反增，其来源主要来自生产效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是西方控制下的全球化，这些“中心”国家比任何国家都明白增长的极限即将到来，但是他们对于资源和能源的消费量却是“边缘”或“半边缘”国家的数倍，更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对于这种生态问题的转移却毫不知情，他们仍然以本国的GDP为主要目标，最终造成了更严重的全球生态问题。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治理本身是非生态的。

（二）发展中国家在生态治理全球化过程中应坚持的目标

不发达经济学学者在揭示当代全球化“异质性”的同时，也有关于不发达国家出路的思考。弗兰克认为必须坚决消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割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桑托斯指出必须要变革国内经济结构和参与世界体系；萨米尔•阿明则提出“脱钩”理论；沃勒斯坦主张反体系运动，等等。在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化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在生态治理全球化过程中应坚持什么目标或者应提出哪些对策呢？首先，要取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独立，很多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独立后，其经济依附依然存在。只有脱离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摆脱“中心”国家的剥削和控制，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实现政治经济上的双重独立才是走向现代化和生态化的必由之路。其次，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发展，就应要求改变当前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交换，抵制“生态殖民化”。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技术关系和生态关系上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化贸易体系和国际秩序是导致生态危机全球化的重要原因。再次，要注重国内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要寻求科学的发展方式。从世界范围来看，东方仍然从属于西方，“东弱西强”的国际格局短时间不能改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形成科学发展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创新和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发展理论，共同致力于全球生态问题的治理。

三、在生态治理全球化中发出中国声音

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来看，全球化是客观的历史过程。“我们所反对的是资本主导并压迫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我们所赞成并致力于推动的是世界各国在普遍交往中互利共赢、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生产力条件许可和革命时机成熟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那种全球化。”⑥在生态治理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应发出怎么的声音，体现怎么的中国特色？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瑞士达沃斯主旨演讲中指出：“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打造世界经济增长、合作、治理、发展新模式。”^⑦

（一）在全球化进程中要趋利避害当前全球化体系已基本定型，中国未来将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全球化的“外围”，与“中心”国家的联系也将日益密切。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在此过程中，要重视外资外企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趋利避害，既要让国内人民生活富足，又要承担起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首先，在引进外资方面，要注重引进环保节能型技术，提高技术含量，并设定环境壁垒，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在源头上避免发达国家将生态问题转移到我国。中国仍然可以利用现有的全球化体系，超越发达国家的非生态性的发展模式。其次，要注重调整经济结构，升级产业结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鼓励第二产业由低端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再次，要提高自身话语权，通过联合国环境保护机构和生态环境国际会议维护自身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主权，并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协作力度，揭露发达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过程中的不道德行为及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力争让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生态治理成本。

（二）要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有为、有位、有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同样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出了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因此，中国又被一些西方学者所推崇并寄予厚望，有机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菲利普•克莱顿提出：“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⑧中国将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笔者认为，中国要继续为世界提供新的方案，让中国声音、中国智慧走向世界，要做到以下：首先，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言献策，为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提出治理方案提供有效参考，不断提高我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如规则制定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等。其次，要积极与其他国家沟通交流，走出去，请进来，与世界智库广泛建立联系，传播中国政策、中国声音和中国的发展理念，借鉴他国对于全球生态治理的优秀意见与建议，增进彼此友好互信。再次，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参与和改善全球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引领沿线各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共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最后，对于当前全球生态治理的现状、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危机的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应承担起大国责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宣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传播中国传统智慧，一方面抵制西方国家的生态危机转移，另一方面也引领各发展中国家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与此同时，中国也要与发达国家进行对话，力图通过联合国环境保护机构，通过舆论宣传和规则制定，争取发达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推动全球范围内达成生态治理的共识，符合全人类利益，有利于全球经济共荣。未来的中国，定会承担起更多的全球生态治理责任，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① 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8-89.

　　③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60.

　　④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85.

　　⑤ ［美］彼得•圣吉.必要的革命［M］.李晨晔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7.

　　⑥ 杨莘.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D］.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12.

　　⑦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EB/OL］.外交部网，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31230.shtml.

　　⑧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