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群众性团体组织之一，其改革发展备受瞩目。2015年2月，全国妇联《关于加强服务型基层妇联组织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组织网络、建设骨干队伍、构建服务平台、强化服务功能等任务。2015年10月，全国妇联《关于扩大基层妇联组织成员的意见》指出，基层妇联组织肩负着直接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历史重任。基层妇联组织改革越发受到关注，笔者以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街道妇联试点改革项目为例，以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2016年6月14日至6月28日，笔者分别在珠海市前山街道办所辖的春晖社区等11个社区开展问卷调查，发放社区妇女问卷200份，回收161份，回收率为80.5%，有效问卷161份，有效率为100%。发放妇联干部问卷100份，回收问卷76份，回收率76%，有效问卷76份，有效率为100%；发放妇联代表问卷150份，回收问卷115份，回收率为76.6%，有效问卷115份，有效率100%。在问卷调查之后，笔者又分别针对妇联干部及妇联执委、妇联主席、项目社工等共30人，开展了5场焦点小组访谈，3次深度访谈。

一、基层妇联组织面临的困境

学术界普遍认为妇联组织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与政府的关系较为特殊。虽然属于“非政府组织”，以“非营利性”的特征服务于公众，但是有正规的组织体系、组织人员，并在构成和运作方式上有着较浓的官方色彩。^［1］从组织体系上来看，妇联的组织结构是职能层级制，但又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直线职能制。妇联按照从中央到地方，由全国到省、市、县（区）、乡镇逐级向下的组织体系构建。但这种体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层级式组织结构，因为上一级妇联组织与下一级妇联组织之间只有业务上的指导和被指导关系。妇联组织每一层级都是依托政府设立的，都必须接受同级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和控制。^［2］同时，基层妇联组织还出现行政化色彩强、联系群众不够、妇联干部兼职过多、履行职能不足等趋_势。［4］

　　（一）履行“政府之职”却无“政府之权”从管理体制方面来看，基层妇联承担了部分政府责任，履行“政府之职”，却无“政府之权”。实际上，基层妇联工作面临着缺乏资金、人才、社会支持，缺乏与职能部门的沟通、职能部门授权不足等问题。部分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访谈中希望政府或上级妇联对她们的工作更多地支持，在不违反政策、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予基层妇联开展工作时更多的便利。除了人、财、物的投入外，还希望能有较多专业技术资源的支撑，便于对一些特殊个案提供专业服务。

（二）工作事无巨细，现行机制滞后，无法适应现实需要

从基层妇联组织本身来看，内部运作延续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模式，其运行机制滞后，服务内容无法适应现实需要。前山街道妇联有69.4%的妇联干部为兼职，49.3%的妇联干部从事妇联相关工作的年限均不到一年。“妇联干部认为妇联工作主要决定因素”的问卷数据显示，42.3%的妇联干部认为妇联工作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上级妇联的要求，普遍感到“忙碌”是妇联干部日常生活的常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妇联干部的真实写照，她们在工作中需要面对上级的各种指令性任务，同时也要处理其他相关事务。其中有58.9%的妇联干部认为有时可以参与妇联发展的重要决策和提出建议，但48%的妇联干部认为妇联的工作效率一般。

（三）选拔方式较随意，妇女代表缺乏代表性与广泛性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在改革之前，前山街道妇联代表的数量较少，每个社区仅有一名妇联代表委员会主任，妇女代表人数较低，代表性较弱，且妇联代表的选拔方式具有偶然性。部分妇女代表认为：能成为妇女代表条件主要是性格开朗，或在参加社区讨论会时想法独特，帮忙解决问题。

妇女代表的这种被动参与，导致妇女代表对自身角色定位和未来工作思路认识不清，缺乏思路与方向，不重视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不够积极。甚至形成了“上面热，下面冷；体制热，民间冷；街道办一级妇联工作人员热情高涨，各社区妇联工作人员积极性次之；妇联工作人员热情高涨，妇联代表（执委）积极性次之”的“被动参与”局面。基层妇联代表往往是等待上级妇联工作人员“派任务，给指示”。

三、改革实践：基层妇联组织的“有机再造”

2016年1月，全国妇联扩大基层妇联组织成员试点工作落户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街道办，前山妇联成为广东省唯一的城市街道妇联试点。试点改革得到珠海市、香洲区两级妇联的高度重视，前山街道办也迅速行动。通过精心设计改革方案，引入专业组织协助执行，“有机再造”了基层妇联组织。一方面创新拓展基层妇联组织的职责与内容，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升级妇联组织原有的架构与能力。

（一）基层妇联组织的有机拓展

1. 拓展组织职能：将街道妇联打造为“枢纽型”平台。在改革试点之前，基层妇联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并不清晰，作为直接服务者则缺乏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作为间接服务者缺乏资源和专业能力。借助改革试点的契机，前山街道妇联重新梳理自身的功能与角色，逐步找准自身定位，将街道妇联打造为“承上启下”和“联通左右”的“枢纽型”平台。在传统运作模式中，街道妇联对接社区妇联和社区居民，扮演着“直接服务者”的角色，在“枢纽型平台”搭建起来之后，街道妇联的角色变得更为多元，既直接提供服务，又开展“支持性工作”。在试点改革中，基层妇联“打通浑身的经脉”，拓展职能与空间，发挥“枢纽型”平台的作用，联通政府部门、商业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团体、妇女代表、社区居民等不同主体，将原本分散的、碎片化的服务整合起来，将政府内外、社区内外的不同资源汇集起来，逐步形成像树叶经络一样的有机服务网络。在实践中，前山街道妇联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妇女代表，积极联络社区居民，将党和政府的政策及妇联服务透过“有机网络”输送给社区民众，让群众共享改革成果。

2. 拓展专业队伍：以“专职妇干+专业社工”扩充服务队伍。在改革试点之前，妇联干部多为兼职，工作任务多，支援力量少。改革试点拓展了基层妇联的服务队伍。第一，前山街道妇联创造性地设置“专职妇干”，改变了以往妇联干部总是“兼职”的状况。“专人专事”的创新举措，极大地强化了妇联工作的能力。第二，前山街道妇联在改革试点中，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引进专业社会组织——“珠海市晴朗天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一步拓展了基层妇联的服务队伍。

通常街道妇联虽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社会组织，购买方与代理方在实践的过程中是分离的，购买方只在特定时间点监督或评估项目执行状况，代理方也只需在特定时间汇报或展示成果。但在前山街道妇联的试点改革中，妇联与专业社会组织逐步形成一种“耦合关系”①：一是“空间耦合”，即社会组织与街道妇联“合署办公”，从空间上消除隔阂，项目执行中遇到问题及时沟通协商。同时，长时间“在一起”的工作形式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二是“人力耦合”，即社会组织配备两名专业社会工作人员，街道妇联则安排一名专职妇干及一名兼职主席，形成了“专职妇干+兼职妇干+社工”的人力配备模式。三是“观念耦合”，即专业社工与妇联工作人员在工作理念、方法上相互影响，不断磨合，也相互学习。

3. 拓展服务空间：打造妇联专属阵地和社区“妇女之家”。前山街道妇联以试点改革为契机，打造妇联工作的专属阵地，拓展妇联工作的“公共空间。”^②一是增设妇联专属办公室和妇女代表工作室，打造简约、温馨的妇女代表工作室，作为妇女代表议事、接待来访妇女的“娘家”。二是指导各社区分级打造“妇女之家”。根据实际情况和服务开展基础，划分三个级别：4个特色型社区、6个成长型社区和14个基础型社区，重点打造特色型社区，协助成长型社区优化服务项目，标准化打造基础型社区服务项目，探索建立“妇女之家”可持续发展模式。

4. 拓展服务资源：“政社合作”，共同筹措服务资源。相比于试点改革之前，妇联服务资源的来源进一步拓展，具有鲜明的“政社合作”特点。首先，前山街道领导将试点创建作为重点工作纳入2016年书记项目，在班子会上专门研究工作难点和问题，并投入50万妇联工作经费用于试点改革。其次，在试点改革的过程中，前山街道妇联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组织优势、地域优势，广纳企业、社会组织和港澳资源，筹集启动资金20万元，成立“珠海市慈善总会前山妇儿公益发展基金”，其重点服务对象是处境困难的妇女儿童，并建立起完善的基金会运作架构与章程。同时，基金会的成立也为妇女代表参与妇联工作提供了实践平台。这种社区公益发展基金的方式，突破了资金短缺的瓶颈，链接妇联内外的各种资源，建构资源中枢，为社区最有需要的群众提供资助，从而使妇联更贴近群众，更好地联系和服务群众。

（二）基层妇联组织的“有机升级”

1. 升级代表队伍：提升代表数量与优化代表结构。2016年4月香洲区完成对街道、社区两级妇联组织的换届选举。前山街道妇联换届改选后，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由原来的13人增加到现在的35人，妇女代表人数由原来的54人增加到现在的115人。妇女代表来源由原来的企业、社区和机关为主，扩大为来自港澳地区、知名企业、“两新组织”、教育界、医疗卫生、高校等各行业、领域的优秀女性。妇女代表平均年龄43岁，96人有大专以上学历。35名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有主席1人（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副主席6人（体制内专职1人，体制内兼职1人，体制外兼职4人），有专职妇干1人。改革试点后，一方面基层妇联代表人数得到扩充，完成量的累积；另一方面代表的来源更加广泛，学历层次有所提高，结构也得到优化。

2. 升级工作能力：“培训+实践”发挥女性“半边天”。试点改革升级了妇联代表（含妇联工作人员）的能力，实现了妇联代表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执委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服务”的转变，在能力提升的同时，切实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首先，通过主题聚会、专题培训，凝聚共识，提升服务能力。一是以妇女代表工作室为阵地，每月举办一次街道妇联执委、妇联代表、社区和街道妇联代表主题活动，以兴趣爱好、公益服务、亲子活动、文化活动等为纽带联系妇女，挖掘妇女骨干力量，同时促进代表交流，激发代表活力，增强妇联凝聚力。二是定期设计开展相关活动及学习培训，充分发挥引导、服务作用。每月开展一期女性专题讲座，同时为社区妇联提供“菜单式”送课服务，提升妇女代表和群众的综合素质，促进妇女不断成长。

其次，提供参与议事的机会，增强妇联代表的能力与主动性。提升妇联代表的服务能力，增强其工作的主动性，对妇联工作的了解与认同，不能单纯依靠课程培训和日常聚会，更重要的是为妇联代表们提供参与议事机会。“众创空间”是“试点改革”项目的一个版块，是街道妇联执委会重要的议事平台，为妇联代表提供了大量的参与议事机会。在前山街道妇联的领导下，先后召开了三期“众创空间主题活动”，例如分享交流公益项目创投经验、讨论“妇儿基金会”运作、讨论公益创意项目的落地等事宜。在参与议事的过程中，妇联代表、妇联执委会成员提升了能力，也增强了工作主动性。

3. 升级服务网络：建构多层次的有机服务网络。前山街道改变传统妇联“单一纵向”服务路径，依托妇联组织平台，逐步建构妇联工作有机的服务网络。一是让妇联代表、执委成员、妇女积极分子之间产生“化学效益”，在分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妇联干部、妇联执委会以及妇女积极分子网络，并且通过网络之间的协作形成自助、互助的社会“共振”氛围，共同为社区妇女儿童服务出谋划策。二是借助妇联枢纽型平台，以“妇儿基金会”为资源中枢，引进、孵化更多的社会组织、社区自组织、居民兴趣团队，打通彼此的服务供给，建构更强大的资源网络，更好地服务于社区。

4. 升级服务内容：建构多层次妇儿服务。前山街道妇联逐步升级服务内容，从访贫济困、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家庭暴力防治，再到妇女的参政议政、公共参与等；从服务角色看，妇联除了承担服务的直接提供者，也尝试作为服务的间接提供者，逐步建构起多层次的妇儿服务。

笔者调查发现，在直接服务领域中，基层妇联在家事调解、反“家庭暴力”工作及探访协助社区困难家庭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组织资源的优势。在试点改革过程中，妇联逐步提升这一部分服务的质量，营造基层妇联组织在广大社区群众心目中的服务品牌。在间接服务领域，妇联逐步变成服务中枢，不再受制于有限的人力，透过资源链接，不断培育基层妇女自组织、发掘培育妇联代表，支持妇女群众们自发行动，在社区中开展丰富多元的活动与服务，将影响力扩大更多的社区居民和群众。

5. 升级宣传方式：探索“掌上妇联”新媒体在线服务。妇联依托新媒体开展品牌宣传，微信公众号成为妇联工作线上宣传的主要渠道。微信平台服务功能通过线上捐款、参与调查、讨论话题等方式加强互动和服务，提高公众号影响力和关注度，推动妇联服务品牌迈上新台阶。建立妇女干部、妇女代表QQ群和微信群，畅通联系妇女群众的网络渠道。以福石社区为试点在社区6D党建平台嵌入网上“妇女之家”服务，为居民提供“精准化”服务，探索“掌上妇联”服务模式。

四、探索未来：基层妇联组织“有机再造”的深化

   （一）进一步拓展基层妇联工作内容

通过近一年的实践，前山街道妇联基本上实现了扩大组织的目标，逐步建立妇女自助互助小组。其最终目标是妇联代表从参与到社区服务到参与社区治理、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例如：探索以妇联代表主导的“社区议事论坛”定期召开，就社区中有关妇女儿童保护及其他有关妇联工作的公共议题进行讨论，并与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信息沟通渠道。进一步激发社区“妇女之家”的活力，将“妇女之家”打造成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社会的载体，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平台，让其成为深受广大妇女、儿童及家庭信赖的“温暖之家”。

（二）进一步扩展基层妇联的有机服务网络

　　基层妇联组织得到扩大的同时也需要积极扩展有机服务网络，以“服务网络”团结妇女代表，辐射社区居民。一是深化试点改革内容，继续建构外围的服务支持网络，例如：建立专家智库，对项目实践过程进行把脉，为妇联领导、妇女干部、社工人员等提供技术咨询，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提升等。二是探索与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合作，结合家庭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等专业方向，设置实践、实习基地，吸纳部分在校大学生参与妇联工作实践，进一步拓展妇联服务的“有机网络”。

（三）积极打造“女性社会组织”，助推“妇女之家”升级

妇联组织在转型过程中，要不断巩固服务阵地、凝聚社会力量，加强女性社会组织的孵化和培育，才能更好地承接政府职能，提供更多面向妇女群众的公共服务，才能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基层组织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推动条件成熟的“妇女之家”、妇联代表互助组织、以妇女为主的女性兴趣团队等注册为社会组织，打造妇联的专属队伍。鼓励其积极承接政府转移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打造具有特色的品牌公益服务项目，进一步延伸妇联工作。

　　注释：

　　① 耦合本是物理学概念，引申为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通过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从而联合起来产生增力的现象。

　　② 所谓“公共空间”是指该空间会成为专职工作人员、执委成员、妇联代表、社区妇女等自主活动的空间，尤其是执委成员、妇联代表发挥主体性、自主性的重要场所。

　　参考文献：

　　[1] 张莉，风笑天.转型时期我国第三部门的兴起及其社会功能[J].社会科学，2000（09）：64-67.

　　[2] 袁北星，康凤云.论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组织的职能和作用[J].社会主义研究，2003（05）：109-110.

　　[3] 李晓燕.妇女工作社会化与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网络化的深层思考[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06）：38-41.

　　[4] 陈韵.新时期农村妇联工作的困境与对策——基于上海市奉贤区Z镇妇女需求的调研[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6（02）：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