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步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深度调整期，经济转型升级的难度日益加大。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凭借其与传统行业相结合带来的优化生产要素、更新业务体系、重构商业模式等创新途径，在完成经济转型和升级方面成效显著，“互联网+”顺势上升为国家战略可谓是恰逢其时。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其背后隐藏着一股无形的支配力量——互联网思维。可以说，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互联网思维正从一种专业思潮逐步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共识，获得了从民间到商业界直至政府高层的认可。可以预见，未来互联网思维的作用将全面体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各个领域，给各行各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一、互联网思维的含义和特征

　　自从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人物李彦宏在2011年的《中国互联网创业的三个新机会》中提出了“互联网思维”这一概念并大力倡导后，互联网思维便迅速在中国流传。互联网思维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在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与影响。

　　（一）互联网思维的含义

　　由于目前人们对互联网的实践和认识还不够充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结合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因此与互联网联系紧密程度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和阐释互联网思维。归纳起来，当前社会上对互联网思维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视角。鉴于当前互联网及与之相关的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端等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及与现实的联系日益加强，互联网思维强调要善于有效利用它们的方便、快捷、智能、高效等特性，来处理人们在学习、工作、生活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全面提升效率。

　　2．基于商业经济的视角。当前，互联网与商业经济领域的深度融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由此带来商业理念的更新。从这一角度来讲，互联网思维是指基于互联网的特征，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对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并由此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重新思考。目前，商业界对互联网思维比较有代表性的阐释见表1。

　　表1 商业界关于互联网思维的代表性言论

　　3．基于哲学的视角。互联网思维是当代高科技与文化创意跨界融合的新思维方式，重新阐释了哲学关于一切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联系的最高准则。它植根于互联网时代的新价值观、世界观，与传统的哲学思维、科技思维、产业思维和商业思维不尽相同，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1]同时，它是由当今的信息化社会数据驱动的能直接把握复杂性的智慧式思维，是农业社会经验思维与工业社会理性思维的优势互补，具有灵活应变的特点。^[2]

　　（二）互联网思维的特征

　　由于对“互联网思维”含义理解角度的不同，所反映出的“互联网思维”的特征也就不尽相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互联网集中呈现出传统组织结构前所未有的一些特征，它所体现的互联网精神更新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同时，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与商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并带来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互联网思维正在重塑中国当前的商业环境，由此导致商业理念也开始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从这两个角度出发，互联网思维的特征可以总结如下：

　　1．去中心、离散化。由于历史演进的规律，传统的组织结构注重的是“韦伯式”的科层结构即金字塔模式，这种结构强调的是层层之间互相统领和制约，有着严格的隶属和服从关系，容易制约个体积极性的发挥。在这种基础上改进的同心圆模式虽有效避免了层层组织之间对工作效率的损耗，有利于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但是它也十分强调原点即中心对四周的强大吸引力和制约性，一旦中心出错则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而互联网的出现则有效地避免了这两者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互联网缔造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无中心的后现代分散模式。互联网的特性就是通过网络把无数台分散的电脑连接在一起且没有固定的中心，这样每台电脑的使用者只要有足够的吸引力就可以成为权威，成为受众人追捧的中心，每个人都有同等发声的机会，都有影响别人、改变别人同时也可能被影响和改变的均等机会，真正做到了网络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本质特征最终达到的效果就是通过去中心化、扁平化、自组织、自涌现、自生成等管理方法，实现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往往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3]

　　2．开放透明。借助强大的信息传播媒介，互联网在物理时空上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没有时空限制。再加上网络共同体中没有统一的要求和标准，只要没有人为的限制，网络上的内容对所有的成员都是开放、透明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够接收发布在网络上的信息，人们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可以说，传统的由于信息的垄断而形成的权威和优势在互联网时代将不复存在。

　　3．互动合作。鉴于互联网各组成部分分散、平等的关系，如何有效整合多纷繁复杂的个体从而保证网络世界的有序、健康运行并不断共同突破一些瓶颈与挑战，从而达到整体的最佳效果，就成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实际中，网络中的各个个体是通过互相合作与互动来完成上述任务的。为了共同完成一些任务或者挑战从而达到一定的成效，各个离散的主体以一种平等的关系展开相互之间的合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贡献解决方案从而达到博采众长、互通有无的效果，最终推动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各网络个体之间是双向甚至多向互动的关系，他们摒弃了传统的“任务——完成”模式，有利于切实加强各主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与了解，进而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密切伙伴关系。

　　4．顾客导向。虽然传统的商业理念也十分强调“顾客就是上帝”，但这强调的是企业和销售者要通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尽力讨得消费者欢心从而使其获得最大利益。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环境下，消费者对企业来说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互联网思维与传统思维最大的不同，实际上是顾客主权与生产者主权之间的差异问题。过去，以企业为中心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研制、生产什么，就会销售什么，追求单一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企业之间产品是同质化的，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不仅选择有限而且只能被动地选择。现在以用户为中心开展经营活动，用户需要什么，企业就研制、生产什么，真正切中用户需求并且把产品异质化做到极致。无数例子说明，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需要让消费者参与生产和价值创造，让厂商与消费者连接，厂商与消费者共创价值、分享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够既享有来自厂商供应链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好处，同时又享有来自消费者需求链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好处。

　　5．体验为王。美国学者托夫勒认为，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而现在正在向体验式经济发展。^[4]消费者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后，追求的就是更高层次的个性消费所带来的独特体验。作为价值传递的载体，产品的属性从传统设计中的标准化正在向体验式设计中的个性化、定制化转变。^[5]这样，寻求良好的用户体验成了消费者的首选，同时也成为企业成功的不二法门。用户体验关注的是产品给用户带来的愉悦度，而不是单纯的产品性能，它强调产品设计以用户为中心，从意识层面到潜意识层面，将每一细节做到极致，让用户看到的元素美观协调，听到的声音悦耳舒适，操作的过程顺畅自然。

　　通过对互联网含义和特征的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互联网思维本质上就是一种民主化的思维，这也正是它最大的优势。在互联网时代，公众成为媒介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由于信息垄断而产生的专制和权威被打破，人人都可以成为中心，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同时深入的互动与合作也使共赢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和保障。简而言之，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内涵可以归纳为：颠覆性创新、开放中博弈、合作中共赢。这三大要义归结到一个核心点，那就是更加关心“人”，即“以人为本”。这一思想无疑对我国传统社会领域变革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

　　自从20世纪90％年代社区制引进我国城市以来，面对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冲击和考验，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走过了20余年不平凡的探索之路。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尤其今天，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飞速发展与深入调整，人们的利益结构、思想观念、情感取向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桥头堡的社区治理，老问题与新情况交织，旧思想与新观念碰撞，其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可想而知。具体来说，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基层社会结构更加复杂

　　随着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大力推进，大量社会成员的身份转变导致了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异质性和多样性逐渐取代了同质性和单一性。社会人口的高流动性、异质性与高密集度等现状，加大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同时，滞后的社区发展又不足以承担提供多样化社会服务的重任，基层社会的各种纠纷和矛盾大量涌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影响着社会的安定与团结。

　　（二）社区居民需求更难满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的日常需求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较低层次需求向中、高层次需求发展。这其中不仅包括了基本的生存需求，还有休闲、娱乐、康复以及精神生活等多方面需求，同时居民对于社区的居住环境和综合类服务也有了更高的期待。另外，由于家庭结构的逐渐分化导致的自我服务功能的日益弱化，人们在生活上对社区的依赖增强，这就要求在基层社会形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6]

　　（三）治理主体关系不甚明朗

　　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传统集权式统治模式的后续影响，当前，政府仍然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官员也依然习惯用传统的行政管理办法来管理社区的事务，政府已经包办了许多曾经认为应当由有良好的社会自豪感和邻里互助意识的人们去做的事情。^[7]在行政力量扩张的情况下，社区的居民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等缺乏健康生长的土壤，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同时，由于社区利益相关者的网络尚未建立，导致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存在偏差进而导致参与社区事务积极性不高、参与意识不强。^[8]总体来讲，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确、交流协作还不够强。

　　（四）社区治理容易陷入瘫痪

　　表面上来看，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由于受到来自上层街道强势行政力量的制约与来自下层民众旺盛自治力量的冲击，社区治理往往容易陷入“瘫痪”的尴尬境地，并往往伴随缺位、越位、权力滥用、成本过高等弊端。其实，这一问题的出现恰恰折射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更为深层的矛盾和不足：一是社区治理的具体框架未能合理建构，街道和社区的关系定位不明确，街道一直没有走出行政单一化的循环圈，造成了街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使社区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其治理和服务的功能却很难得到有效发挥。二是社区治理的合法性不足，社区组织和居民参与的空间和手段有限，这不仅降低了社区居民对社区秩序、权威的认同度与服从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总体效果还不尽人意，总体发展水平落后于现实，而这些均与日益多样化且强烈的居民需求有较大的差距。究其实质，这种不利局面是由于我们城市基层的管理者民主意识不强，忽视居民的主体地位，各治理主体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所导致的。因此，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亟待转型。

　　三、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社区治理转型的对策

　　结合时代的要求和民众的关切，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总目标应该是构建更加开放、多元、民主的治理格局，调动各个主体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共创和谐互动的治理局面。借助民主化和“以人为本”的互联网思维的优势，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转型，意义重大。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互联网思维启示我们，社会治理要想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题中之义。社区治理过程中要彻底摒弃见物不见人、只讲各项发展指标而忽视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观念，扎实推进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为中心的理念。坚持在社区治理中“以人为本”，就要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把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作为治理的目的，切实保障居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惠及全体居民。也就是治理源于居民，治理依靠居民，治理成果由居民共享。

　　（二）打造服务型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模式是政府在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调节与控制时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9]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治理模式。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导致政府多年来一直实施着一套行政全能主义的管理模式，缺少社会的合作和广大民众的参与。^[10]然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巨变使传统的行政管理型模式面临诸多挑战并日益显得捉襟见肘，亟须在社区自治的发展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古代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近现代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当代正在逐渐成形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11]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是以新近兴起的治理理论为基础，强调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对社会的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当前的社区治理要以居民为导向，了解清楚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过提供各种完善的服务，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只有这样社区治理才能赢得居民的认可。

　　（三）坚持治理主体的多元与平等

　　传统的治理模式强调社会公共机构是行使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权力中心，政府依赖其强制力和权威集中掌握与控制社会的各种资源并且其管理触角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影响。而当代治理模式则认为，在现代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单中心治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固有颓势以致公平缺失、矛盾丛生，因而必须代之以“多中心治理”理念。对于当前的社区治理来说，治理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社区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甚至是居民本身，或者还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合作。在整个的社区治理中，它们都是利益的相关方，都具有平等的地位，都具有参与、选择、决定、监督的权利。

　　（四）加强各利益主体的互动与合作

　　社会治理其实是一种互联、互补、互动的过程，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通过谈判和反思，采取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中，由于各个利益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因此政府与居民、政府与居民组织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中的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相互协作的关系，治理的过程也由政治控制变成民主协商。社区治理变成一种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过程，同时也是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各利益主体依据正式的强制性的法规及非正式的、人们愿意遵从的规范约定等，通过协商谈判、资源交换、协调互动等方式，共同对涉及社区居民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增进社区成员福利，推进社区的和谐有序发展。

　　（五）建立公开、透明与共享的管理机制

　　传统的行政为主导的全能型治理模式中，政府作为权力的唯一拥有者和政策的唯一制定者，自身握有大量的资源且相对封闭、集中，致使普通民众无法公平、有效地获取那些资源。而在现代治理模式中，由于民众的分化与构成日益多元化、需求日益多样化，各种群众性的利益组织大量涌现。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可能地确保政府政策与社区治理的相关信息及时透明地传达给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居民和组织成员，推动居民和组织成员参与到部分公共决策的讨论制定过程中，并监督公共管理政策的实施与执行。与此同时，由于社区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是一个拥有各种利益和情感纽带的关系网络，因此，社区的管理者一方面要大力推动社区内公共资源与服务在社区居民之间共享，同时还可以制定各种鼓励和引导措施积极推动居民之间及各种组织之间的资源共享与互利互惠。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观念在更新。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社区作为我国城市最基层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如何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推动治理转型升级，从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使命艰巨而光荣。互联网思维作为当今时代最新产物，它不仅是对当前新情况的经验总结和哲学思考，更是开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创新与创造的一把金钥匙，意义重大。在这种背景下，大胆借助互联网思维积极推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型无疑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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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美]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蔡伸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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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行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62．

　　[7][美]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斯．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M]．江苏：译林出版社，1999：219．

　　[8]吴光芸．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J]．城市发展研究（十四卷），2007，（01）：82．

　　[9]潘小娟．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5-6．

　　[10]李文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96．

　　[11]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