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应运而生,并伴随改革开放茁壮成长,“改革创新、开放包容”已成为珠海的城市精神和响亮品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从2014开局之年到2015关键之年,再到2016聚焦之年,习近平同志提出各项改革任务和制度建设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聚焦、向构建发展新体制聚焦,进而全面深化整个“十三五”时期系统改革工作。珠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排头兵”,有责任、有能力、有信心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走在前列,让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和智慧成为珠海的城市气质。
一、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扭转官场的陋习
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从政府做起,从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身做起,从转变作风做起。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落实“八项规定”,全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剑指官场陋习、官场通病,深入整治“四风”“打虎拍蝇”重拳反腐,以“三严三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但必须看到,不良作风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潜伏性、传染性和致瘾性,常反常有、常反常新。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大大小小的关系网、林林总总的利益链和五花八门的特权现象,还有低级趣味的“段子”文化、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敷衍塞责的“号子”文化、奢侈糜烂的“杯子”文化等各式各样庸俗丑陋的官场文化,甚至一些“庸懒散”“浮拖痞”“奢私贪”“假大空”“蛮横硬”的脸谱化官员丑态,更是严重影响了各级政府的形象和社会风气。扭转官场种种陋习,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
作为经济特区的珠海,有着五湖四海、开放包容的城市传统和特区文化基础,官场风气并不恶劣,但也难以独善其身,整治官场陋习依然任重道远。如果说,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让领导干部们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洗礼,官场风气、政治生态正悄然发生改变,短期内实现了整治官场风气“治标”的目的,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则必须从“治本”上下工夫,要从行为上、制度上和文化上彻底改变官场风气,重构官场新秩序。细节决定成败,扭转官场陋习更是如此,必须从细节抓起,从打破“官之常情”抓起,从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做起。可喜的是,人们看到行动已经开始,不再是喊口号、搞形式。各种迎来送往、公款请客送礼、出入私人会所不见了,公车使用、办公用房、福利待遇规范了,吃、住、行接待有了标准,开会发言不敢念稿子糊弄人了,领导干部个人事项要向组织报告了,干部见面不再称呼“老板”“老大”“哥们”“兄弟”了,领导出行前呼后拥、红地毯、挂横幅等各种排场也没有了。作风建设不是一日之功,只有抓早抓小、持之以恒地贯彻执行,逐步培养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和态度修养,才能最后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的官场新风。
二、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清除制度的障碍
制度性障碍是导致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吴敬琏曾指出,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突破,在于体制性障碍,政府掌握过多资源,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体制性障碍主要与政府职能定位有关,错位、越位、缺位问题都不同程度存在,是束缚生产力发展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上和方向性的问题已经解决、形成共识,关键是如何推动落实。当前我们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是坚持问题导向,摸清具体有哪些制度性障碍,珠海及全国各地各部门纷纷开展问题清单征集活动,确定改革重点,制定工作方案和整改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在实际工作,珠海也存在一些改革的“盲点”,这些“盲点”往往是更深层次的制度性障碍,如何发现“盲点”也存在种种障碍。制度性障碍既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清)的,有一些是普遍性的、自上而下存在的,也有一些是地方性的、部门化的,甚至非常隐秘,不容易被发现,或者是没人愿意主动提出来。实际工作中这样的障碍不在少数,但往往就是征集不到,总是等到最后出问题了、闹出笑话了才暴露出来。特别是跨部门齐抓共管的事情,谁都不愿意捅娄子,继续按老规矩保管不错,反正大家一直都这么干,就这么耗着,问责起来谁都没责任,最后板子都打在制度上。比如“证明你爸是你爸”“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红顶中介”垄断、审批一个项目要盖上百个章,以及审批效率低、扯皮多、意见大等问题就是例证。明知有些制度不合理、不科学或者过时了,就是没人提出来,了解情况的局内人常常不愿意提,而局外人又往往不了解内情提不出关键问题来。所以,提出改革事项的“提名权”非常重要,需要利益中立的部门或者社会机构发挥作用,以解决“提名权”缺位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制度性“盲点”问题越来越突出。珠海的改革环境和条件得天独厚,有特区立法权,有横琴自贸片区,可以率先在改革的“盲点”领域探索、突破。结构性改革中遇到制度性障碍,都可以放到自贸试验区大胆闯、大胆试,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框架。
三、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防范市场经济的风险
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经济转型期,同时也处在一个高风险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大,同时也意味着市场风险将越来越大,尤其是新常态下经济存在产能过剩、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和外部风险冲击等潜在隐患。“十三五”时期,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摆脱美元依赖困境、克服全球产业分工低端化障碍以及防范各种形式的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等金融风险至关重要。防范风险、化解危机、跨越发展陷阱,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积极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冲击,不断增强调控及规范市场的能力,以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实现公共福祉。
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经济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各种深层次矛盾纷纷显露,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坚持“问题导向”的改革方式虽然行之有效,但却被动,也使改革的成本越来越高。珠海应该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推动改革创新,让改革更具前瞻性,变被动为主动,树立风险意识,以“风险导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说,在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的时候,就要以风险理性的思维去判断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主动进行改革,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保障公共利益。所以,下一阶段珠海改革创新的重点应为公共风险领域,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例如,市场竞争环境不公平、公共资源配置失衡、城乡差距扩大、政府职能边界不清、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监管混乱、隐性社会矛盾增加等,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
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治理社会的不公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由来已久,不公平一直是社会变革的主要诱因,也是当前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追求效率至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府通过放权让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天,我们的“财富蛋糕”越做越大了,利益结构加速调整,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同时也出现了诸多失范现象,尤其是由公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最使民众反感,不公平感被放大,甚至越来越强烈,公平问题由此凸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公平正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上升到了战略高度。
如果说市场主要负责解决效率的问题,那么保障公平的责任就主要在政府,而社会力量则是维护公平正义的“调节器”。珠海的公平问题也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尤其是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短板”则是在西部地区。当然,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社会的、体制与机制的、政策与措施的很多方面。现阶段我们要充分把握珠海西部生态新区上升为省级发展战略的机遇,以高起点规划建设西部地区,发挥规划的先行先导作用,以科学规划促进公平发展,引导资源向西部地区倾斜。特别是公共财政的安排要重点补足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解决西部地区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包括教育、医疗、公交、社会保障、社区环境、公共文体服务,等等。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全面深化改革气可鼓不可泄。我们要按照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要求,继续发挥敢为人先的特区精神,凝心聚力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更大的勇气直面问题,以更高的智慧战胜困难,推动珠海的改革发展事业取得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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