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是指具有相同爱好、兴趣或者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联系在一起的人员。广义的“圈子”范围广泛，朋友圈、同学圈、亲戚圈、微信圈等等维系人们日常人际关系，也引申出狭义的“圈子”，特指政治上的“圈子”，既是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结党营私、谋取私利的小团体。这样的“圈子文化”与党的性质和宗旨相违背，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违反组织纪律，是恶化政治生态的催化剂。近年来，中央、省、市、县查处的案件中发现一些“圈子”已成为隐蔽在正常圈子外衣下的社会毒瘤，在这种圈子里，圈子关系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甚至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圈子文化”的存在，弱化了大家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导致用干部、做决策不是选贤任能、实事求是，而是讲圈子、看亲疏。“圈子文化”一旦大行其道，就可能使一些人面临“要么加入圈子，要么被圈子孤立、抛弃”的两难选择。这种由“圈子文化”导致的权力非正常运行，正是政治生态的恶化，因此，必须加大治理力度，破除“圈子文化”，涵养良好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分析党内的腐败现象时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他揭示了“圈子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情况下滋生的一种极坏的风气。

　　中央查办的李嘉、万庆良违纪违法案、省纪委查办的阳西县原县委书记许培业违纪违法案等一系列的“系统性腐败”案件、村委会贪污惠农补贴的“塌方式腐败”案件等，都不同程度突显了“圈子文化”顽固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自私贪婪、腐化堕落的党员干部纷纷被反腐利剑刺落马下。他们的倒下，都与圈子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圈子文化的表现形式

　　（一）攀附权贵，培植“政治资源”

　　在“圈子文化”中，往往出于方便运作和自我保护的考虑，圈子成员大多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粘连这些人的，要么是血缘、亲缘，要么是业缘、学缘、军缘，要么政商勾结，搞熟人政治，形成彼此的“政治资源”。前年的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在汉东省政坛，以汉东省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为代表的“政法系”，以汉东省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为代表的“秘书帮”就是圈子文化典型体现。当下，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办事”的生存哲学、“不跑不送，原地不动”的“潜规则”、“能力不如关系”的关系学。为了合理“配置”公权力，产生最大“利己效力”，他们围绕某些“大人物”，互通有无、沆瀣一气，形成了覆盖政界、商界，甚至社会黑恶势力的“圈子”。李嘉、万庆良等多名领导干部、私营企业主成立“南海宣言组织”，由私营企业主出资作为活动专用经费，并曾多次举行年度聚会、小范围聚会等组织活动，年度聚会上还安排感言、宣言、主歌、祝词、献词等一系列活动，相互间互称代号，江湖习气严重，成为培植亲信的“圈子”。对其“忠诚”之人，就被他视作自己“圈子”里的人，得到提拔重用；对其不“忠诚”之人，即使党性原则强、工作能力高，他也坚决弃之不用。这种奉行圈子文化的人热衷于在所谓“属于自己的圈子”里培植私人政治势力，养“亲信”、找“跟班”的现象也是圈子文化的一种。

　　（二）相互关照、相互利用

　　“圈子文化”归根结底是利益的产物，是“圈中人”巩固利益、谋取利益、交换利益、共享利益的工具。李嘉、万庆良的“南海宣言组织”有组织、有队伍、有制度、有活动、有保障，表面上是沟通感情、结交友谊的平台，实质上沦为成员之间政治上相互依靠、经济上相互利用的媒介，是一个派性色彩浓厚的剩益团体。

　　近年来，查处的不少腐败案件都是窝案，特别是一些“老虎”落马，总能拔出萝卜带出泥，相许落马者不乏同学、老乡、校友等关系，把亲属圈、朋友圈当成自己的“钱权交易所”，中纪委通报中，号称“武爷”的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在任期间，在天津市构建起经营检测场、信号灯、停车场等交管业务的商业“圈子”。武长顺在幕后指挥，不法商人在前台心甘情愿替他打理。他们无视党纪国法，横行霸道，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相互关照。而他则在“圈子”里套“圈子”，只有在他圈里人才能给办事、给提拔，想当然地以为“只要进了圈子，就是自己人”、“在同一条船上不易翻船”，反映在圈子文化中则是公私关系模糊，道义、人情被认为是比法律还要重要的规则，任人唯亲、官官相护等现象层出不穷，把“圈子文化”经营得有声有色。这种因熟人而成圈子，因圈子而成熟人也是当前不少腐败行为的基本路线图。

　　（三）部门化和区域化并存

　　现在社会里传有一个“怪象”：一个单位部门，只要有一个领导班子或者干部被纪委带进办案点后，单位里总有那么几个人整天不见人影或者来上班也是魂不守舍紧张兮兮的，大家秘底下都在传说“他们几个是同一个圈子里，估计都要倒霉了”。近年来，我县查处了教育系统35名校长和相关人员挪用专项资金、账外高息借债，国土系统和织篢镇19名责任人和相关人员非法买卖土地，渔政系统14名县局领导和相关人员骗取渔船柴油补贴，公安系统和矿产管理等部门19名公职人员非法采砂等系列案件，都是裹挟权力谋取圈子利益诱发一个系统、一个区域的塌方式违纪腐败。核查村委会贪污种粮补贴是一杏一个准，一个违纪贪腐者的出现，可能还会有一点遮遮掩掩或者内心不安，而“圈子”的形成，则会形成一种“法不责众”的自欺欺人和变本加厉，贪腐行为也表现得狂妄嚣张。还有一些“圈子”虽然危害不大但普遍存在：一些单位，一些干部，上班时间啥工作都不做，只会习惯性聚集在一起聊天泡茶、炒股玩游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圈子，被群众讥讽地称为“八小时圈子”。当各种消极的、腐朽的“圈子文化”成为一种风气，为了适应环境，一些好干部很可能也会随波逐流，呈现出部门化、区域化，这样的恶性循环对政治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

　　二、追本溯源，找准病灶

　　“圈子文化”一旦传染到政治领域，就容易变成“恶性肿瘤”，转化为山头主义、派别主义等“癌变”，成为危害政治生态的“毒瘤”，不可小觑。

　　（一）个别党员干部精神“钙质”不足

　　理想信念上得了“软骨病”，就很容易背离“初心”、随波逐流，这也是圈子文化横行的根本原因。翻开一些藩马官员的忏悔录，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市场经济的考验下，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原有的“硬骨头”也在各种围猎和诱惑中被销蚀。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原厅长陈秋华曾以“聪明，能吃苦”著称。但他看到社会上一些人富起来很轻松，一些官员与老板勾肩搭背，活得“很洒脱、很滋润”，心理渐渐失衡。为用手中权力获取回报，他在与老板的交往中迷失了方向。在选人用人上，陈秋华大搞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大量调入、提拔自己老乡、同事以及利益关系人的亲属。他在忏悔录中写道：“反正都是好朋友，我也帮过他们不少忙，他们在经济上支持我一下，不是很正常吗，不是互相帮助吗？”。这些少数党员精神“钙质”不足，很容易就将圈子文化视作“营养品”，并将“朝中有人好做官”，“多磕头、少说话”的封建旧官场规则奉为圭臬，自意识缺失，最后掉进违纪违法深渊而不自知。

　　（二）个别“关键少数”违背组织原则，加速“圈子”形成个别单位部门在选人用人上搞裙带关系，一切以能否对自己尽忠为标准，这种人身依附性，严重损害党的选人用人原则，导致不少“圈外人”争先恐后进“圈”，加速形成及扩大“圈子”，同时扩大“圈子文化”负面影响。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就有过这样一条不成文的惯例：每次研究人事调整时，为确保“万无一失”，有关部门要将具有“特殊关系”的人向史联文确认。党委会集体研究人事的时候，史联文会不加掩饰地逐一将这些人“背景”“关系”一一说明，并再三强调“都是必须得办的”。于是，正常的干部使用，变成了史联文完善“圈子”的绝佳机会，使之个别真正优秀的干部晋升空间不畅，而圈内人则因为所拥有的“政治资源”而一路畅通，这会使得当地一些干部不信组织而信圈子，认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把精力都放在拉关系、进“圈子”上，而不是为民办实事，促成了“圈子”加速形，这就是为什么所曝光的“圈子”体积庞大，有着“一人倒下，一群人摔跤”的共同现象。

　　（三）监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无形中为“圈子文化”提供了滋长环境

　　有的人认为干部的“圈子”活动涉及个人隐私，不宜监督；有的人认为招商引资难免要接触企业老板，是不是“官商勾结”，不易界定，无从监督；还有人认为“圈内人”的活动具有警惕性和隐蔽性，监督起来难度大，不易监督。要彻底打掉一个“圈子”，拔出萝卜带出泥，往往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孱弱无力的监督，使更多“被苟同者”成为“圈子文化”的参与者和拥戴者。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一些觉员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哲学，导致干部管理监督失之于宽和软，政治生态在一片叫“好”声中不断受污染遭破坏。

　　三、破除“圈子文化”，涵养良好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中出现“圈子文化”病态发展，无非就是公权力的异化，以及与“圈子文化”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严肃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不利于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予以铲除。

　　（一）突出源头治理，拧紧思想“螺丝”

　　“圈子文化”实质就是一种官本位思想在作祟，是对正常“政治生态”的污染和侵蚀，究其原因，还是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出了问题。理想信念坚定，才能自觉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和腐朽思想的侵蚀，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保持高度警惕度。因此，破除“圈子文化”，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杜绝“七个有之”，切实做到“五个必须”，匡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守正确的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挺起共产党人精神脊梁，自觉抵制“圈子文化”。要做到常常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充分利用好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发挥党章党规党纪教育研讨班教育作用，如强党员领导干部自我思想改造和党性修养，始终明大德、守功德、严私德，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让讲政治、守规矩入脑入心，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从“心”筑牢防腐拒变的“铜墙铁壁”，将“圈子文化”的病灶遏止于萌芽之中。二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圈子腐败往往是从漠视纪律规矩开始的，更何况社会上的圈子鱼龙混杂，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树立起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才会看到肩上的责任，自觉净化“圈子”，避免“理想信念被金钱炸得支离破碎，成为金钱的俘虏”等毫无纪律的现象。各级党组织也要担负起管党治党的责任，通过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使守纪律讲规矩、一板一眼按纪律和规矩办事，使守纪律讲规矩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为。

　　（二）突出猛药去疴，瞄准问题“靶心”

　　“圈子文化”无非就是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制度的空子，搞团团伙伙的人身依附和利益输送，防止“圈子文化”生成和蔓延，就是要以重拳刹歪风，产出滋生“圈子文化”的土壤，击落“圈子文化”保护伞。要对“圈子”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的力度，发现搞“小圈子”“小帮派”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抓早抓小。对于那些仗着“圈子”胆大妄为的人，一经查实，不管涉及多少人，都要“一竿子插到底”依法严肃处理，紧盯“七个有之”问题和李嘉、万庆良流毒影响，以零容忍的态度，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打，点名曝光，形成强力震慑里，尤其强化对权力特别是“关键少数”权力的监督执纪问责，增强其鉴别力、免疫力、抵抗力。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与制约，组织部门加强和规菹党内政治生活，将监督阵地向前延伸，加强对干部的管理监督，既“戴帽子”，更“正衣冠”，关口前移，对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干部，多敲打、勤提醒，做到不仅要“戴帽子”，还要经常帮助“正衣冠”“治未病”，坚持抓早抓小抓初萌，落实好提醒、函询、诫勉等日常管理措施，通过民主集中制、巡视、考核、审计、个人有关事项抽查核实等多种途径，对干部身上一些刚刚露头、蛛丝马迹的小问题，及时咬耳扯袖，真正把管党治党的阵地前移到纪律防线上来，让“圈子文化”无所依附。要注重日常，抓在经常，常给干部扯扯袖、咬咬耳，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发动群众加大对干部“八小时外”的监督力度，让干部习惯在“玻璃房”里工作生活，充分发挥各种监督主体的作用，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关键节点，加大纪律审查工作力度，紧盯重要领域、重要部位、重要岗位，不断清除影响“政治生态”的污染“圈”。

　　（三）突出正本清源，扎进制度“笼子”

“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遏制“圈子文化”是优化政治生态的必经步骤，清理和整治“圈子文化”，重在建章立制，强化刚性约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党内生活真正起到教育改造预防的作用，严格按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的规定，‘把党内攻治生活的规矩严起来、习惯立起来、批评武器挺起来、战斗味儿浓起来，把问题摆准、摆透、摆到位，明确一把手的权力，也要明确其他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的权力，促进决策与执行的相互约束与监督，以民主机制抵制“圈子文化”。二是完善选人用人制度。选人用人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风向标”，是党风政风的“晴雨表”，“圈子文化”之所以盛行，与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密切相关，如果说其它领域的腐败污染的是河流，而“圈子文化”为代表的用人腐败污染的就是水源。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坚持“首关不过，余关莫论”，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从上到下严格规范选人用人的要求，防止过程的干预与暗箱操作。严格按照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标准评价、选拔、使用干部，坚决把搞“圈子文化”的“带病”干部挡在“门外”，让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让搞小圈子、团团伙伙、信奉好人主义的干部没市场。三要建立长效预防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结合县纪委《关于建立惩防共建机制的实施意见》，坚持抓一件事立一个规矩，解决一个问题立一项制度，做到问题出在哪里，制度就完善到哪里，积极开展警示教育，以案为鉴，以案明纪，使干部受警醒、知敬畏、明底线，形成防腐网，避免“圈子”再次有机可乘，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