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经济体制改革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从否定和排斥市场作用，到使市场起“辅助性作用”，又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使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最后到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党对市场作用的新定位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

　　一、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否定和排斥市场作用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辅助性作用”

　　众所周知，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用。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却一直将市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进而把它当作批判甚至排斥的对象。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在经济发展中起配置资源全部作用的是政府，市场不起调节经济的作用，这就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从反面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市场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突破思想束缚、不断实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放开市场、发展市场、繁荣市场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作法，毅然做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慎重迈出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从而开始了深度思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征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任何国家发展现代市场经济都躲不开、绕不掉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各国长期以来都在致力有效破解的世界性难题。“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市场化取向下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并逐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78年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冲破了束缚人们多年的教条主义藩篱，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当代中国改革的兴起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同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过去忽视商品经济的做法，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济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是以农村为突破口的。在中央关于要恢复集市贸易，发展副业和多种经营思想的指导下，农村开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改革，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此同时，随着简政放权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中国的改革由农村走进城市。由于改革之初计划还主导着经济运行，市场只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领域或边际上发挥作用。基于此，党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破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调节绝对对立起来的观念。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继续强调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认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并正式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方针写进党的历史文献中，为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重申了上述方针，虽然继续认为计划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但同时强调无论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辅助性作用”，为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辅助性作用”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多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商品经济是能够相容的。由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通过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然，这种计划经济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这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把创建和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取向，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话”，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商品经济”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改革文件中。

　　随着改革的推进，人们对市场认同度不断提高，再加上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边际效益递增，市场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对此，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明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强调我们以前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9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不应该只是一定领域、一定范围，而应该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框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模式，体现了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的宏观把握。为实现这一改革目标模式，党的十三大报告还提出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基础上，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最终实现以间接控制为主、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模式。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了障碍。1989年春夏之交，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否则就会把中国搞成关闭性国家。同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在改革开放中，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正确结合起来”。因此，从最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改革总体思路的变化，其核心都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都是政府不断放权或还权给市场的过程。

　　三、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从“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和困境，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面临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剧烈冲击。在这种大背景下，1992年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论断。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南方谈话使人们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为放手、放胆、放心发展市场经济开启了理论闸门，解除了政治枷锁。在经历了“放调结合，以调为主”到“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艰辛探索之后，根据邓小平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启动第二轮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宣言书的南方谈话精神，经过对过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同时又特别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至此，我们开始认识到，“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更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所谓资源配置，指的是各种生产资源如何用于各种商品的生产，以及所生产的商品如何分配到各生产要素所有者。”一般来说，资源配置有两种主要方式，一个是市场，一个是计划。资源配置有宏观、微观不同层次，还有许多不同领域的资源配置。党的十四大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运用市场机制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了“法定意义”。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五个方面，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一个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框架，重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强调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劳动力、房地产、技术和信息等市场。在“国家”前面去掉了“社会主义”四个字。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改动，但却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不要有国家宏观调控，与社会制度没有太大关系。“基础性作用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讲价值、价格、竞争等因素在市场中的自发决定，或者说‘看不见的手'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调节；二是讲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能违反价值规律的要求”既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指出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行的。这种提法为长期纠结于“计划”和“市场”的改革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也对我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这一理论创新，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认识上有历史局限性，在理论上也表现出不彻底性。而基础性作用的提出及其不彻底性，都与改革的实践广度和深度有关。

　　四、第四次历史性飞跃：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党的十四大以后，我们一直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使得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一项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尽管在说法上不断加大这一基础性作用的分量，但都只能“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个前置词下发挥作用。国家的宏观调控当然不可或缺，但市场的主体地位与基础性作用更须尊重。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仍然强调“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继续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它作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认为，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2002年11月，在新世纪新阶段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对市场经济规律，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强调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引人注目的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去掉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个状语，标志着全党对市场作用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继续巩固。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之后，就要不断去完善它。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仍然有“五个统筹”的前提要求，而所谓统筹一般都是要由政府来做的。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在阐述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时，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还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从“国家宏观调控下”转变到“从制度上”，更加突出了市场化元素，有了明显的市场经济特征。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不仅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任务，而且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没有再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和“五个统筹”的前提。显然，这在认识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和突破，也是党对市场作用认识上的深化。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初看是发展理念、思路和方式问题，实质上是发展体制和机制问题，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寻求突破。突破口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还给市场，让市场主体活起来，让市场体系完善起来，让市场机制健全起来，让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随着“改革的理论准备越来越充分，改革思路越来越明确，改革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改革的实施越来越切合实际”，提高和扩大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主客观条件业已成熟，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进程中、从20多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进程中,回应了当前社会中争论的各种热点话题和人民的期望与关切，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做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并以此来替代以往的“基础性作用”的提法。“决定性作用”的提法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质”，号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脉”，抓住了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昭示了我们党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具有更为深厚的历史底蕴、更为强烈的理论感召、更为坚定的现实底气，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和发展，将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市场配置资源实质上是价值规律配置资源，遵循价值规律就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实质就是让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起决定性作用。”“‘决定性的作用'意味着在微观经济范围内、在市场运行层次上、在人、财、物等资源配置中，市场法则或者说价值规律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从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是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前提的正确定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根本上是在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里有一个合理规范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运行空间与运作边界问题。在市场经济领域，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形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但是，市场也有它内在的弊端与消极影响，常常以市场无序、资源浪费、经济混乱相伴随和为代价，并且伴生着商品拜物教与金钱拜物教。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绝不能因此而忽视政府的作用与影响。只有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为实现中国百年崛起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